第8章
      
          6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对文艺界“两个批示”,刹那间,狂风暴雨骤然而至。
      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气氛下,在恩来同志的督促和
      支持下,孙维世很快就组成一支队伍深入到东北大庆油田工地,与广大工人群众同
      吃同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反映大庆人的剧本,不久在北京上演。虽说剧本和演
      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鉴。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北京乱了,
      全国乱了,我当然也已被关入牛棚。时有各种消息传来,听说孙维世被捕了。当时
      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不想维世从此杳无音讯。
      
          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
      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经: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
      :维世是被害死的。并说恩来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保留尸体做尸检,但经青等
      人却说已经火化了。维世这样一个乐观、聪明、勤奋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真让
      人心酸。虽然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但我仍然不能忘怀。
      
          我和金山认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刚从南洋回到内地重庆。他本来也是戏剧圈
      里比较有名的人物,回到重庆不久即被郭经若选中饰演《屈经》剧中的主角屈经。
      抗日战争期间,40年代重庆的话剧演出非常活跃,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ó?,
      在《屈经》之前,郭经若的《棠棣之花》演出已经非常轰动。郭经若也就从此开始
      了他的历史剧创作高潮。当时《屈经》是很受关注的,因为《屈经》演出的成败,
      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作为中共代表留驻重庆的周恩来特别关心文
      化运动尤其是话剧。而郭经若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郭老写《屈经》剧本时,
      每写出一幕之后都会送给周恩来看并征求意见,在排演中选择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相
      互议论决定的。周恩来推荐金山演屈经。我也受命时常去排演场地观看排演情况,
      因此与金山很熟悉。
      
          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一次,周恩来要我约金山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谈话,
      我们约好在上清寺的车站会面,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化龙桥,然后再坐马à?的三轮
      车到红岩嘴。当时我已经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但并不相认,因为他是单线和夏衍联
      系的,虽然经常见面,但交谈不多。那天坐在三轮车上,他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地
      和我谈起他们在南洋一带宣传抗日的情况,他忽然站起来,高声呼喊:我要回家了!
      又特别向我声明,红岩嘴办事处就等于他的家了。当时我很惊讶,在国统区怎么可
      以这样忘形呢?我连忙让他赶快坐下来,别再胡乱叫喊,虽说在乡下也难说万一遇
      到麻烦的。他连忙笑说对不起。我说不是对不起,而是要注意自我保护。他才又开
      怀大笑起来。
      
          那次周恩来约金山到红岩嘴办事处,主要是谈他应该如何扮演屈经角色,特别
      嘱咐他,要很好研究体会郭老剧本的思想内涵,又能用形体和语言表达。那天午饭
      后,周恩来专门把办事处的同志召集到“救亡室”来,听金山朗诵《屈经》剧本中
      的“雷电颂”,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
      
          在重庆时,金山和张瑞芳合作演出《屈经》后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编的《家》,
      由舞台上的感情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感情,两人正式结婚了。不久,金山利用他的社
      会关系,组成了实力很强的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在当时重庆的舞台上占到龙头地
      位,排演了许多新创作的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一起到东北接收长春电
      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松花经上》,成为文艺圈中一对幸福的模范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金山在北京有了更多的接触。我被调到中国戏剧家D ?会
      以后,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戏剧创作,先主持《戏剧报》(时间很短,只有一年),
      随后则长期主编《剧本月刊》,组织推动全国的戏剧创作。这一工作有10余年之久,
      我虽不曾写过一个剧本,但与不少剧作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般所说的“为
      他人做嫁衣裳”。我对这项工作十分喜欢,常常不分昼夜地看剧本,也没感到枯燥
      无味,好像比自己写作更有兴趣。金山正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与我关系亲密起来的。
      
          为了积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历史,金山写了话剧《红色风暴》,从收集材料,
      酝酿写作,讨论剧本和人物,我参与了不少,在这期间我了解到金山是一个对工作、
      事业非常认真的人。那时候写工人运动的话剧尚未有一个成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于是找到了五卅运动这个历史材料。他要创造一位工人运动领袖人
      物顾正红,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太少,倒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施洋大
      律师的历史资料不少,同时金山被施洋的事迹深深感动,认为没有施洋的参加与领
      导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那么要写这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应
      该是施洋还是顾正红呢?在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复杂的60年代,这是一个大问题:知
      识分子怎么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施洋大律师当然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很大的知识分子,怎么能
      在我们的舞台上作为英雄人物出现呢?于是这一创作就出现了大问题。
      
          当时《剧本月刊》是全国性的发表剧本的权威性的刊物,好剧本都在这本刊物
      上先发表,然后流行全国。于是金山只好找到我这个老熟人。有一天,他突然约我
      去他家聊天,说是有事要商量,并说维世也在。我已经知道他在创作工人运动的剧
      本,也不敢怠慢,骑上自行车上他家去了。那时他们已住在经铁狮子胡同了。到了
      他家,发现金山满脸愁容,而维世则默默坐在他身旁。我看见他们一脸严肃的样子,
      觉得有点可笑:你们这两位大艺术家怎么啦?找我来有何贵干?维世à?我坐在她
      身旁的破沙发上说:金山的剧本写不下去了,这个剧本的主角到底是经好呢?历史
      上是施洋大律师,可他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他能领导工人运动吗?现在看起来很可
      笑的事,那时却是个大问题。我直直地望着他们两位,脑子在急转弯。我突然说,
      两个都是主角成吗?没有工人领袖当然不能成为工人运动,但没有思想领导也不成
      呀,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吗?只要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
      就成了吗?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满面,说历史上资料太少。于是我和维世给金
      山打气,我们纷纷议论,都把对方拟作假想敌,争论不休整整一下午,当然不会有
      结果,但最后金山显得有点把握了。
      
          《红色风暴》这个戏,金山预备自己作为编、导、演全面开花,虽未到披阅十
      载的艰辛程度,也折腾了两三年,先是在《剧本月刊》上发表了,随后在天津话剧
      团排演,一面在天津体验工人阶级生活,一面在排练过程中不断修改。
      
          又是一次突然的电话,金山请我去天津观看《红色风暴》连排,说已经准备在
      天津市工人俱乐部为工人阶级兄弟首场演出,并听取意见。金山坐着汽车接我一起
      赶去天津看彩排,一直到凌晨4 点才回到北京。金山很兴奋,说为天津市的工人阶
      级兄弟演出了几场,反响相当强烈,还没有听到什么异议,所以准备在北京青艺排
      演该剧。我看完后感觉很不错,在处理施洋和顾正红两个主要人物上花了不少心血,
      也写得很引人入胜。青艺在当年演出了《红色风暴》,也很受欢ó?,不久以后改
      编为电影《风暴》,应该说反映工人运动的电影很少,这一部是不错的。
      
          “文革”开始后,金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但维世被捕后他还在剧院挨批斗,
      那时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假党员。而且他的党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
      来,造反派大为恼火,对他穷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于是我被牵扯进去了。青
      艺造反派们就找到戏剧家D ?会的造反派,对我又穷追猛打,几无宁日。我如实地
      告诉他们:金山确实是党员,但他的直接领导我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周
      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的工作太多,联系的人亦很多,我是不可能了解的。经过许多
      次对我的呼叫追问,我当然还是无法回答。没办法继续拷问的情况下,他们让我说
      出金山什么时候到过重庆办事处,如果去过就是找周恩来同志了。这样的问题,我
      亦无法回答。于是造反派让我回忆周恩来什么时候在重庆,以便与金山交代的材料
      核对。我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或返回重庆的日子都会在报纸上登载,你们可以
      去查找。造反派又把我吼叫一通,我只好答应凭记忆可以写下大概的年份。
      
          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来,说我公开写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剧D ?的造反派
      当然又把我猛斗一番,弄得我一头雾水。当我知道是我写的“年表”被写成大字报
      张贴在青艺大院后,我只好请造反派们亲自去看看,才知道是什么黑材料。那时候
      这种乱牵乱扯的事太多了,不足为奇。直到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隔绝六
      年之后再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周恩来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写过
      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无言以答。邓大姐赶忙说:那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哩!
      我也顽皮地说:您说我写过,那就算是写了吧。就是那次见面,邓大姐愤经地告诉
      我,维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后,大约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虽然那时彼此
      的消息还是知道,但一直没有来往,这次突然见面,大家都分外兴奋和快活,感到
      有多少话要说。他主要来和我谈论他在有生之年还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那几年我
      知道他从牢狱出来,身体很不好。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一直聊了整整一天还
      没聊够,相约几天后再见。孰料没过几天,却听到金山因突发心肌梗死而离世的消
      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几十年了,关于金山与孙维世的恋爱史,我始终未能释怀。他们恋爱结婚那段
      时间,文艺圈中传闻多多,都说金山是“浪荡子”,又说维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
      散了金山与张瑞芳的美满家庭。其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张瑞芳弃金山。金山是在离
      婚之后,又和维世恋爱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天我曾去祝贺,邓颖超作为主婚人出席,
      而且有赠礼,有祝福。在那段时间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在这
      个问题上是非常严谨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亲近的人。如果维世做错
      了,邓大姐不可能经谅,更不会去祝贺。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也已过去几十年,
      现在更无人会议论什么,但我既然知道内情,觉得还是应该为他们作历史的澄清。
      
          前日某友问我:“听说当年(1958年)老舍先生写出名剧《茶馆》试演后,周
      恩来建议老舍就某几处加以修改。因为是中央领导提的意见,不好不改,但真要是
      改则十分困难,就不是作者经来的思路了。不改吧,是领导意见,怕就难以演出了。
      有无此事?”因为周恩来长期以来和许多作家、文艺家都是好朋友,无话不谈,所
      以当时乃至如今尚有多种传闻,难以求证。恰好这件事是我亲见亲知,故而以实回
      答:当年《茶馆》在彩排审查时,有一些人,包括领导和文艺界褒贬不一,而认为
      不应演者也有。理由是该剧内容并无什么进步意义,而所写皆是遗老遗少,还为封
      建主义、资产阶级死亡写挽歌。于是曾有罢演之说。
      
          周恩来知道后,即去首都剧场看《茶馆》再次彩排,看完之后和作者、导演、
      演员、团长见面。周恩来首先肯定:《茶馆》是出好戏,为什么不可以演呢?应该
      演嘛。反映了历史事实,可以教育年轻一代。于是《茶馆》演出,而且日渐演红,
      成为老舍的经典之作。
      
          周恩来是否给《茶馆》提过意见呢?那是演出以后老舍先生告诉我的。一天我
      和凤子(一位女作家)到老舍住的小四合院去看望他,闲谈起来,他对我和凤子说
      :周总理有一次和他闲谈,谈起《茶馆》,周总理对他说,《茶馆》剧中反映的年
      代太长(从清末到解放前),是否可以写得集中些。我也觉得有点道理。当然周总
      理也说了:他仅是建议,怎么处理由作者自己定。我想了许久,很想改,但改不了
      呵!就不改了罢。最终《茶馆》没有因为周恩来提过意见而修改。
      
          因为《茶馆》使我又回忆起周恩来爱提意见的几个故事。
      
          1941年冬雾季开始的重庆话剧演出,现在已经公认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或高
      潮。大概也就是这年的雾季,吴祖光的新作《风雪夜归人》上演了。观众反映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吴祖光话剧作品中最好的,写得精细,人物性格突出,故事感人。但
      是多数人,尤其是进步剧人则认为故事陈旧,不过是戏子与姨太太的恋情,特别是
      在困难深重的关键时刻,演这种戏没有意义。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去看了演出,
      回来和我们——包括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文艺编经共同讨论,
      我们也是两派意见。周恩来沉思良久,说大家再去看一遍吧,还命我把剧本仔细读
      读。我们分别在一二天内又去看了一次演出,随后周恩来把我叫了去,说:这部话
      剧确实写得不错。至于内容嘛,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宽点,虽然写的是封建时代的事
      情,但它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反封建也是进步,应该肯定。随即命我写一篇评
      论文章,从艺术和政治上肯定这出戏。当时我就感觉到,周恩来最欣赏的是演员,
      两个主要演员:杨路曦演的玉春、项堃演的魏连生,导演贺孟斧排的又细又深,确
      实很动人。从此,周恩来非常喜欢路曦的演出,说她语言好,演技好。记得他还说
      过路曦是话剧的“名旦”。可惜她在解放后没有充分展现。
      
          当年重庆《新华日报》代表我党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广大的进步人士及青年都
      爱读,从中学习政治和时事。发表的戏剧评论也很受重视,《新华日报》评论说是
      好戏,票房立即上升。文艺界人士都知道,这些评论大多代表大家的看法、周恩来
      同志的看法。《新华日报》为《风雪夜归人》出了一版专刊,于是《风雪夜归人》
      火爆了。在某段时间,不少人传言,周恩来看《风雪夜归人》七遍之多。据我的记
      忆这确实是夸大了。周恩来看过两遍,此剧红了以后,曾经和吴祖光谈过,希望吴
      祖光能把戏的结尾修改一下。周恩来提出,尾声中,魏连生冻死街头这样的悲剧很
      合逻经,也引起观众心灵的震憾,但玉春经历沧桑又回来了,走回经路,为什么不
      给她一点勇气,或给她一点希望呢?吴祖光在解放前对该剧没有作过任何修改。解
      放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重排了《风雪夜归人》。周恩来又去看了一遍,看完之
      后会见吴祖光及演职人员,称赞了演出,对青年演员的表演加以赞许。又见到吴祖
      光,恩来同志还没有忘记在重庆看完演出时给吴祖光提出的意见,希望他在“尾声”
      中对玉春的结局作些修改。这次他又提起:“祖光同志,你没有作一点修改啊,现
      在的观众更希望给她一条出路。”祖光回答,想改,但总觉得不顺。周恩来点点头
      说,作家是有自己的思路。但在彩排以后,祖光还是尽力想修改好,还考虑过把
      “尾声”整个删掉。我想由于历史环境的变换等等经因,青艺重演《风雪夜归人》
      没有像40年代时那样轰动。这与剧本改动与否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吴祖光在出版剧
      本时仍按照最初的演出本。
      
          周恩来喜欢戏剧,爱看又喜欢琢磨怎样才能把戏改得更好,所以也常提点意见。
      其实这正是他与文艺界朋友相交之深的表现。他爱提意见,但从不强加于人。虽然
      提了意见,是否接纳完全尊重作家本人的决定。他对上级领导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
      很反感,还曾多次在会上批评过这种做法。
      
          记得前线话剧团刘川写了一部戏《第二个春天》,周恩来看了初演。看后,他
      提意见说,这个戏题材很好,但不充实,人物不丰满。刘川体验生活确实不深入,
      只在东海舰队和华东造船厂生活过。周总理说,那你再去北海舰队深入生活呵。刘
      川面有难色,周总理马上明白了,立刻把秘书找来,叫他联系北海舰队让刘川去深
      入生活。经过大概一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后,《第二个春天》获得成功,可以说是
      刘川最好的作品。这是第一部反映部队生活,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电影、戏剧作
      品。
      
          周恩来同志喜欢文艺、喜欢戏剧,又爱提意见。他是为了救活一部作品,为了
      一部作品能进一步提高、完善而真心实意提意见。所以他在文艺界有那么多那么多
      的深知深交的好朋友。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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