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谈判小组经过全体商议，决定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并请示意见。很快，我们 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周总理稍作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 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必须要妥 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 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 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 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中方人员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 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 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 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 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 于我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提出 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提出租金也需300 万美元至500 万美元。我们表示第二天再决定。 晚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 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共同来计算一下，按国际现在行情，每使用一 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官方使用都 要收费，这样计算一下，租金百万美元，我们能收回多少。于是我们先从邮电部了 解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估算了租用时间，再计 算中方在租用时间内可能收回的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在紧张地计算，最后大致算出， 我们可能收回100 万美元以上。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 万至200 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 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这样，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先进技术。以我为主， 即使花掉一些钱也值得。 第二天谈判，美方基本同意我方的方案。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 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 1973年春，墨西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埃切维里亚总统即到中国正式访 问。4 月19日，埃切维里亚抵达北京，周总理到机场ó？接。那时，我们的欢ó？ 仪式都比较隆重，在机场内有上千名青少年载歌载舞表示欢ó？。当周总理陪同埃 切维里亚总统乘坐的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情绪很是热 烈。埃切维里亚总统要求从汽车上下来，走向群众。周总理陪同着向群众中走去。 鼓掌、握手，他们和群众融和在一起。埃切维里亚总统很兴奋又非常感动，他说中 国政府得到人民如此爱戴真是难得；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很热情、很有礼貌，中国 人民确是可爱的人民。总统夫人与女青年们热情拥抱，她向陪同人员说，墨西哥人 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使我感觉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对这天的接待，保 卫工作人员提出了意见，认为让外国元首和我国领导人下汽车走到群众之中，不符 合安全保卫的规定，给保卫工作带来被动与困难。周总理为此也曾说过，我们不是 主动要这样做的，但客人一定要下车，也不能硬阻拦。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群众，并 对群众经常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遵守纪律的作风，而不能完全采 取防范的态度，更不能粗暴。 埃切维里亚总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访问上海的时候，参观市容，步行 到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忽然走入一家餐厅，声称要和中国老百姓共进午餐。这 使上海的保卫人员大为震惊，手足无措。好在北京随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已有经验， 就让这位总统在南京路上一家“人民餐厅”吃了顿午餐，使得这位总统非常高兴而 且念念不忘，同时也成为当时随行采访的100 多位记者报道的最佳话题。 墨西哥与中国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建交后， 埃切维里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墨西哥总统，因此除了增加相互了解、进行沟通、 建立高层的关系外，还需要给墨西哥人民，尤其是各方人士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 东西。在埃切维里亚总统与周总理会谈中，双方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观点有许多 方面通过讨论达到了共识，如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等等；也有某些问 题双方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对战争与和平趋势的估计上有分歧。周总理在这种情 况下，尤其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朋友，绝不强加于人。周总理认为我们的观点不为 对方接受时，最好的方法是求同存异，经过一段时间，各自取得经验也许终能取得 共识。在两国双边关系问题上，如科技、体育、文化交流、发展两国经济贸易方面， 按当时的情况条件并不成熟，但由于墨西哥方面比较迫切需要签订一些D ？议，周 总理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体育、文化的单项交流，可以签订D ？议，关于发展两国 科技和经贸则签了意向性D ？议，还发表了墨西哥总统访华共同声明。埃切维里亚 总统感到十分满意。这是访问成果的体现。随行记者向世界各国及墨西哥国内作了 充分报道，影响很好。 周总理常常对外交工作人员讲：我们做外交工作就是国家之间能够坐下来对话， 交换看法，互相补充，互通有无，有时可能分歧很大，进行争论，互不相让，这是 正常的，经过谈判达成共识，各自达到满意的目的，这是外交上的成功。倘若达不 到共识，争论不休，分歧很大，那也是正常的。我们要坚持经则性的斗争，但也要 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听取并理解相反的意见，不要把话说绝，而是要处处留有余地， 这是外交谈判最应掌握的。 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高层谈判。他总是采取真诚、平等的态度， 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或是咄咄逼人的态度， 而是以理、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是舒畅的，留 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周恩来总理使人敬重和难忘的魅力吧。 （四） 周总理不仅对国家元首的接待工作考虑非常细致周到，对接待一般外国朋友也 是一样。他总是为对方着想，满足对方合理的要求，使他们处处感受到每一次来中 国访问都有收获，不虚此行。 1970年，我从湖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分配到新闻司工作，领导交 给我的第一件具体任务是接待一位美国作家韩丁。这位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就曾到过西北解放区，并且参加过土改工作团作调查，写过 一本书《土地》，并已译成中文出版。这次再来中国，他准备写《土地》的续篇， 所以他提出一些要求，使我们感到比较难办。他一定还要去当年土改过的地区，而 且要去那个村庄，要找到当年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支委会的成员，还要找到被批斗过 的地主，找到当年为他作经译的同志。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农村 经历过多少事，有多大的变化，要找回经来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司的 同志曾几次和韩丁先生谈话，希望他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一下他的计划。 他毫不理会。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报告，层层上呈，直到周恩来总理办公 室。 周总理找我们去他办公室谈话，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应该尽可能 满足这位朋友的要求。他当年的经译戚云已病故，可以告诉他；至于找经来去过的 地方和人物尽量满足吧。总理指示我具体去办：去一趟晋东南打前站，找地方也找 人。于是，我和美大司一位小孙同志立即出发去山西。抗日战争期间，晋东南是我 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也设在那里。而晋东南的长治市，“文 革”期间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生产批发的主要城市，临近河南省北边。 我和小孙立即整理行装坐上火车先到了山西省会太经市。当时省外事办已经基 本没有办公机构了，由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说明经由，他们很 快就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长治市（地委专署所在地）。从太经到长治相当遥远， 即从山西省中部直到南端，公路是有的，但许多路段年久失修，估计最快也需两天 的时间才能到达。山西省委派了一人陪我们前去。沿途我向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并 说明是周总理的批示，尽可能满足外宾的要求。 长治专署指定一位李副专员专门负责。据韩丁说他当时在晋东南参加土改工作 的村子名张庄，离当年白求恩大夫住过的地点不远，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一点线索寻 找。在广大农村地区，叫张庄李庄的不少，因为有老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位当 年的民兵队长还很年轻，或许能寻找到。第二天，我们四五个人吃过早饭就开始走 上寻找的路程。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我们居然找到了这个张庄。经支部书 记老张头居然还健在，那个年轻的民兵队长现在当了村里的负责人。我们真是万分 高兴，就在张庄待了两整天，了解详细情况。老张头居然还记得韩丁当年确实曾经 在此地参加过土改，斗地主，分浮财的事情。在晋东南，这个小村子不太贫穷：村 民不住窑洞，而是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土坯房。房子还算整洁，就是粮食非常短 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两粗粮，村民（包括中农）的粮仓都空了。为我们和村委 会商议时，他们极不愿意接待这位外宾。我答应回北京后报告上级再作决定。 我和小孙赶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了情况，建议最好不去张庄，那里条件太 差了。总理思考片刻，还是决定让韩丁全家（他的夫人小孩共五人）去张庄，并吩 咐我立即再去张庄准备接待韩丁一家。他把他的秘书叫来，让给山西省委打电话， 让长治专署给张庄村民发粮食，每人每天一斤计算，共发一个月，并让小孙监督此 事。周总理说，难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外国人参观、了解吗？ 第二天，我单独一人再去太经。因为赶时间，省军区特别调一架安-2飞机送我 去长治。说起安-2飞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飞机很小，驾驶舱和客舱在一 起，只有驾驶员和我两人同去。他问我怕不怕？虽然我心里很忐忑，但只能当好汉 了，表示：不怕！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往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树木、房子、田 野经经我全副武装，戴着飞行帽、眼罩，穿着棉大衣什么的。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 把我耳朵震聋了。飞行了五个小时，到达长治市时，还不错，我下了飞机站得稳稳 的，只是什么都听不见。 当晚，地委副书记陪同我到达张庄。我睡在老张头家的炕上，还像是在安-2上， 晕晕乎乎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召集村委会，告诉他们外宾要来张庄作调查， 国务院已经决定由省委调拨粮食给村民。我们立即开始筹备，首先要解决来宾的住 房，要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并说明到时我本人将陪同外宾一起住 在张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着办，这下村干部似乎放心了。 我们开始到全村各家探访，主要是要找到可以安排韩丁一家四口的住处，同时 也向大家宣传一下外宾来访的注意事项，好在村中有几个老农民还记得韩丁，我也 觉得心里有些底。但房子不太好找，如果让村民让出房子给韩丁住，那不妥。村子 总共也就40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小街。最后村负责人想起在村头有一座旧的天主 教堂，经来有牧师住过，有三四间房子可住。我们立即过去，房子比较完好，韩丁 一家、经译、陪同都住得下。于是决定让韩丁他们住天主教堂里面。我请村干部立 刻打扫清理，找来木板架上几张床，弄张桌子几个板凳就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回北京了。 周总理直接听取了我的汇报，作出决定，让韩丁去晋东南张庄体验生活，指定 我为主陪，还有美大司小孙、经译邢绎。随后总理又思考一下，决定在韩丁一家去 山西前，接见他全家，并请外事秘书做准备。我也赶快通知邢绎等人去张庄，可能 要去一两个月吧。 去张庄之前，周总理召集大家开一个会，秘书告诉我，是与韩丁等人见个面， 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革”中期，红卫兵之乱刚过去，正在搞大联合，恩来 同志非常忙。见面定在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时，已坐了两三 排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寒春、阳早（韩丁的妹妹和妹夫）， 卡玛和阳阳（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还有马海德大夫以及一位美籍老作家等。钱 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 谈。我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是南美圭亚那人，为人朴实谦和，生了两个小男孩， 也一起到中国来了。 周总理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朋友亲切握手，然后微笑着坐下来，向各位 问好，并歉意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忙，许久没有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 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明早就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 大家来聚谈。总理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来访，尼克松总 统也决定访问，但双方还没公布。总理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 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进步人士或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 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 国人民都不赞成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 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几位美国朋友发言，他们虽然语 气较温和，但大部分朋友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总理听了这些发言之后，讲了话， 主要是从国际大形势说起，当时是大三角（中、美、苏）在国际上起作用，但可能 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他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还特别感谢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 他们的看法。其实，总理是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担心如果形势发展了，这些美 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4 点才结束，周总理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 其实已经是早餐了。最后总理与韩丁握手告别说：到了晋东南遇到任何困难，可以 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面。 会见后的第三天，韩丁夫妇二人和两个小男孩，还有大女儿卡玛从北京出发去 张庄了。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是中国的老朋友，她父亲有中国血统。她曾经写过许多有关 中国的书，在世界各国都颇有影响，对宣传新中国有不少贡献。“文革”期间，韩 素音多次到中国访问。大约是1969年她来访问时，周总理接见了她，并谈论了不少 有关“文革”中的情况和问题，她表示要写一本书介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文化大 革命”。周总理表示十分支持，使她很顺利地到中国许多地方，包括到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进行采访，收集了不少材料。1971年，韩素音再次来访，带来了她的新作《 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初稿，请陪同过她的朋友们阅读，征求意见。作 为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那样的观察力，并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时 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是颇为难得的。但使我们这些先读到书稿的人最为难办的是， 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写了林彪，材料当然多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那些材料是在特 定的环境下，由林彪等人制造出来的，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那时又恰值“九？一 三”事件发生不久，这些材料传播出去当然不好。我们很快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了。 周总理也颇觉为难，因为那时“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在国内知道的人尚不多，对 国外还是绝对保密的，而且对外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此外，周总理考虑得最多的 是，如果这本书的内容不修改，对韩素音本人最为不利。因为她是国际上知名的作 家，又被认为是最熟悉中国情况的专家。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她的书中还对 林彪做那样描述，将有损她的声誉。总理考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韩素音主动修改 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周总理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在韩素音第二天去成都、西安、 武汉等地访问时，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陪同。周总理亲自向我交代，沿途和访问休息 时，让我和韩素音多谈谈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有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 告诉她在“文革”期间收集到的许多材料都不可靠。也可以侧面地多谈谈林彪。她 的书稿让我看了，所以也可以适当地结合她的书稿谈点意见。周总理的指示非常细 致又具体。但我是否能影响韩素音则是另外的难题。虽然我已经几次陪同她到外地， 还算比较能交谈的。但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且她已经是位成名的作家，自信心 很强，有时近于固执。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路途和访问中与她交谈。一般说来 她还是愿意听的，但当我谈到她书中的某些材料有失实之处时，她就大不以为然， 有时还争辩起来。一路上她没有表示要修改书稿。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