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北京来了长途，周总理亲自和我通话，询问韩素音的 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像是料想到似的，明确地告诉我，在她离开中国前， 要把“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况告诉她。这样如果她到香港或美国以后听到什么 消息，也能有精神准备了。韩素音恐怕是第一个了解“九？一三”实情的外国人。 我在武汉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对她谈了“九？一三”事件的情况。她非常吃惊，始终 沉默着。我一直送她到深圳，在罗湖桥畔，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告诉周 总理，她非常感谢总理对她的信任和帮助。后来，她的书在出版时作了不少修改。 周总理去世多年以后，韩素音撰写了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专著《周恩来和他的世 纪》，文中充满了她对周总理的崇敬与真挚的感情。她在序言中写道，“本书试图 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 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 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时至今 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 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六） 1973年8 月，我们得到通知，章文晋被任命驻加拿大大使，我亦被任命为驻加 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 我们离京赴任前的一个星期日，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 西花厅，周总理和邓大姐要见我们。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孩子们，这是他 们盼望已久的事。早在“文革”前周总理曾说过，要在西花厅接见我们全家，包括 文晋的父母。 那天下午4 点，我们带着四个孩子准时到达西花厅，邓大姐很高兴，和孩子们 一一握手，老大年幼时她曾多次见过，还是邓大姐给起的名，叫“百家”。这天见 面，她拍着百家的手臂说：你长得这么高大了啊！我倒想起你还是瘦弱得像只小猫 似的。邓大姐招呼我们坐下，和孩子们谈起“红卫兵”的情况。不一会儿，周总理 从外边进来了，他对文晋说，我今天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孩子们见了面，你的 父母只好等以后再说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周总理这时的脸色，那样疲倦。 当他和我握手时，我禁不住说：您很忙，真不应该来打扰。周总理却说，对孩子们 我是必须实现诺言的。走到孩子们跟前时，周总理高兴起来，孩子们都长大了。他 拍着大孩子的肩头说：“你是百家吧？长得很健康嘛。你这条命是拣来的哩，知道 吗？”总理又逐一地问了孩子们的名字和兵种，高兴地说，有文艺兵、卫生兵，还 有侦察兵。不错呀。当得知百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时，周总理饶有兴趣地问起文工 团的近况，问起这个单位的领导，其中一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剧作家，还有延安时 代的作曲家、指挥，还有导演、歌唱演员，以至年轻的舞蹈演员。总理记着每一个 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创作和演出。总理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你们单位 我很熟悉，也很关心。你把我的问候带给他们吧。你是文艺新兵，青年人，要努力 学习毛主席思想，深入工农兵。老一辈为你们开创了道路，今后还靠你们年轻一代 走下去。记住要努力学习，要革命一辈子！当卫生兵的女儿是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 于是，总理又问到西安军医大的情况。周总理的习惯就是这样，无论见什么人都要 问清楚，还要从每个人那里了解单位的情况，哪怕是仅见一面的小青年。 那一天，周总理几乎没有谈我们即将去加拿大赴任工作方面的事，只对文晋说， 现在国际、国内情况都很复杂，去一个新地方要多思考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汇报。 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即告辞，周总理还没站起身来忽然对孩子们说了一句： “今天是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十分吃惊， 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觉察到了，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你现在身体不错嘛，有没有 信心活到21世纪？我愕然不知所答。周总理又接着说：去加拿大应该学会滑雪，那 最能健壮体魄。我木然地点点头。我们离开西花厅时，每人都怀有心事没有说出来。 孩子们的记事本上都记下了总理的这句话。 到加拿大仅仅两个月，我们于当年10月10日陪同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又回到了 北京。在北京机场的欢ó？仪式上又见到了周总理。他精神显得还不错，对特鲁多 表示很热情。随后两国总理的会谈真诚、坦率，也有成效，签订了多项双边D ？议， 其中我国进口加拿大小麦签订了长期D ？定，中国出土文物展到美洲第一站是加拿 大，这使特鲁多十分满意。周总理对特鲁多很有好评，说他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 很早就能比较客观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人。60年代初期特鲁多就写过批评“黄祸” 论的书。在加拿大国内处理民族问题上，特鲁多也有好的成绩。10月14日，周总理 陪同特鲁多去洛阳龙门参观，临行前还接见随访的加拿大记者，并回答了他们的提 问。访问成功，皆大欢喜，周总理对什么都想得很周到。 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两个月，我的心像是还没有离开过，我时常想起周总理那句 不祥的话，也隐约听说他身体有病。在龙门石窟参观时，他上山坡走得很慢，特鲁 多已在河南省领导陪同下走在前边。我特地加快脚步走到周总理身旁问道：总理， 我听说你身体不好，又那样忙，为什么要来洛阳呢？他笑笑说：我从来没有来过洛 阳，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胜地我都应该看看，也应该陪同特鲁多，年初我还陪埃切 维里亚到过大寨哩，你还去了，忘了吗？随后他又说了一句，我还能坚持住。没想 到，这次与周总理的见面竟成了永别。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由武汉迁到重庆。长 经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公开机关大部分人 员也相继赴渝。1939年1 月，周恩来、经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重庆成立。 南方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各方面的工作，下设组织部、 宣传部、统战部和青委、妇委、文委等，分别主管各方面的工作。南方局主要是贯 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具体点说，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 段，组织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国民 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南方局是在国民党和敌人的严密控制下进行工作，斗争极为复杂、尖锐和艰苦。斗 争方式有公开的、半公开的，和完全属于地下的秘密斗争。 南方局是党的秘密机关，设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内，以公开合法的 机构为掩护，最初在机房街70号。1939年5 月初，日机大轰炸，机房街70号被炸毁， 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便迁到红岩嘴13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利用在国统区 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比如有十八集团军的参谋、秘书、副官等等，也有一些同志 以《新华日报》编经或记者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 在1939年至1945年间，我们公开的活动场所有化龙桥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 处、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寓所、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编经部、七星岗《新华 日报》营业部，以后在观音岩又增加一处《新华日报》记者的宿舍。 我于1939年夏天，从延安调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工作，1940年初到曾家岩50号。 这幢房子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我在南方局文委做秘书、联络等工作。 南方局文委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日常会议都由他主持，重大的工作由他作 决定。经常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徐冰，他D ？助恩来同志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 冯乃超，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也可以说是我党与郭经若的联络员， D ？助郭老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这几位同志是文委的 基本成员。文委小范围的会议两三周开一次，由各成员汇报主管方面工作的情况， 然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再分头去执行。会上讨论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大 事，比如：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统战工作的方针、 任务，如何与国民党反共政策进行斗争，以及《新华日报》各个时期的编经方针， 以至社论的题目和内容。 大约在1940年后，经南方局文委改称南方局统战部文化组（后文均称“文化组”）， 人员没有多大变动，周恩来任组长，徐冰、冯乃超为副组长，以后又增加夏衍为副 组长。我仍是秘书，作会议记录，办一些具体的事。后来因为徐冰工作很忙，就把 文艺方面的一些工作交给我，我即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了解文 艺界的情况，广泛联系文艺界的朋友。 当时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是在上海“八一三”后逐渐转移到重庆的。上 海是30年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抗日战争以后，除少数人仍留在上 海坚持工作外，大多数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移到别的地方。有不少人辗转前线、 敌后，到了延安或边区根据地，如张庚、吕骥、陈荒煤、蔡若虹、经丰、崔嵬等同 志；一部分留在桂林，如夏衍、荃麟、田汉等同志，而相当多的人则到了重庆。 在重庆的这部分文艺家，为了工作和生活，分别在国民党的一些机关或群众团 体里找了职业，安下身来。比较多的人集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郭经若是 三厅厅长。洪深、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张光年等人都曾在三厅任过职。 也有不少同志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D ？会总会工作。这是 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艺界组织，只要是主张坚持抗战的都可以团结在一起。由 茅盾、老舍、叶以群、葛一虹、梅林等同志领导或主持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 战文艺》。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中国电影制片厂 （简称“中制”），厂长郑用之。著名的导演有史东山、郑君里、石凌鹤等。名演 员有舒绣文、秦怡、石羽、经村、周峰等。另一个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 有孟君谋、陈鲤庭、白杨、吴茵、魏鹤龄等知名演职人员。但由于条件困难，在重 庆很少拍电影，于是又各自成立了话剧演出团。“中制”组成的话剧团为中国万岁 剧团，“中电”组成的话剧团为中电剧团。 经在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迁到四川经安县，中央音乐学院迁到重庆沙坪坝。抗 战中期话剧蓬勃发展，戏校的毕业学生和老师成立了青年艺术剧社（简称“中青”）。 曹禺和张骏祥都曾担任过戏校教授和“中青”社长。演员有刘厚生、耿震、沈扬等。 其他还有戏校实验剧团、中央交响乐团、音乐干训班等，都有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 在那里任职。 这些都是当时在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比较有影响的文艺机构和团体，看起来是 国民党的势力，但许多都为进步的文艺家所占领，在实际工作中受我党的政治影响 或领导。当然，其中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其他的文艺机构则都在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控制之下。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对于思想界、文艺界，国民党当然 要极力控制。南方局文化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 党的机构能为我所用。 1940年，南方局文化组经常召开会议，由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常常是晚上10点 左右开始，开到凌晨4 点。每次会议大都有比较集中的议题，而文艺方面的问题， 又常常占相当大的比例。我记得关于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就议过不少次。 内容最重要的是进步人士在这一阵地上如何站稳脚跟，并利用合法的地位宣传我党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同时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抗日救亡演剧队，虽是穿着国民党军衣，但在队里却 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领导。队长等领导人还多是地下党员。他们深入各 战区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各种主张，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0年前后，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D ？会的工作很活跃，为统一大家的一些看 法，曾召开不少座谈会。如：“文艺与抗日的关系”、“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 的讨论，对文艺界大多数人很有启发教育作用。南方局文化组总是首先对这些问题 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指定《新华日报》予以配合和指导。在开这种专题研究会时， 往往扩大一些同志来参加，《新华日报》总编经章汉夫，负责文艺的戈矛（徐光霄） 等人都曾经参加这样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由《新华日报》指定专人撰 写文章，并组织文艺界朋友写稿，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很快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 和情况告诉负责“全国文D ？”日常工作的叶以群。周恩来经常会见他。“全国文 D ？”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都和徐冰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经验。以 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 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D ？”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 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 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 民族意识，赞成并拥护抗日主张，其中有许多人在30年代就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 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和党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分 歧，但经过讨论或争论可以达到一致或谅解。另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虽然赞 成抗日救国，但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 统治，也不大了解和相信共产党，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还是希望能为艺术而艺术。 还有大量较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 贡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还不够成熟，不知道正义在何方。另外有极少数人，是国 民党豢养的，甚至充当国民党的文化特务。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