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又来到西花厅，向邓大姐辞行。她正在周总理的书房和办 公室帮着整理书籍文件。她的精神在亢奋中，掩盖了极度疲乏的脸容。她告诉我， 文件已经清理就绪，等着中央派人来清点。交接清楚后，她就可以放下最大的一件 心事了，她怕经青一伙会下毒手或滋生事端。我倒是带着一种兴奋对她讲述天安门 的情况，她好像知道，但又显得闭塞。这所院子曾经住满了人，那时多么热闹，而 此时又是多么凄凉！没有多少人来向她说点外边的事情。但她听着这些却眉头深锁， 脸色严峻，无半点高兴的样子。我向她辞别，她伴我走到廊子外边，走下两级台阶，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抱着她瘦弱的身躯，眼泪湿透了她的肩头：“大姐， 您一定要保重呵，明年我们就回来，一定要再见。健康就是一切，保重啊。”我觉 得自己在喊叫，我要笑着说这些话，我相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邪恶。我感到大姐的 身体在颤抖，她也是在笑着的，和着泪水，夹着哭声。我不忍心再次回头看她，奔 出了那熟悉的大门。 4 月4 日，孩子们大清早拿着照相机走了，早饭前我也悄悄乘上公共汽车到前 门，然后又绕回来。天呵，北京的人都挤在这儿了。人们的脸色是庄严肃穆的，坚 定的。在互相的对视中，似乎感到了心与心的碰撞，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不到9 点钟，我回到家里，正巧接到政治部的电话：“呀，你在家！”接着查 问我的家人是否都在家，并命令全家不得去天安门，说这是为了保卫工作的需要。 不到12点又来了一次电话，又要我清查家里的人数，孩子们是否全都在家。不到几 分钟，我听到赵炜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其实这是她早 已知道的。接着又说：“你来看望邓大姐没有谈到周总理的治疗情况，什么也没有 谈吧？”听着这些话我一时懵了，随即我就完全明白，大声回答她：“我只是向大 姐告别，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谈过。后天我们就离开北京，清晨6 点就离开， 我什么也没有谈过，什么也不知道经经”天呀！这是什么样的讯号啊。邓大姐那里 的空气一定十分紧张，她受到了无形的重压。我心中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周恩 来同志这样一个无私的伟大战士，半个多世纪，备尝艰辛，死而后已，在长期病痛 直到弥留之时，都没有听到一句慰勉的话；他与世长辞了，留下的唯一的亲人，这 位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沧桑，为国辛劳的革命者，也没有听到一句慰藉劝勉的 话，那群魔鬼们，却把巨掌向她压下来！ 4 月6 日，我们在东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警告声，对天安门事件作 了颠倒黑白的报道，把觉醒的群众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牢，还居然把已被打在一 旁的邓小平同志当做黑后台。一切还在颠倒，颠倒！我们心中特别惦念着邓大姐的 安危，她会再遭到风暴的打击吗？ （六） 一切又回到1986年5 月中旬的那一天，邓大姐送走了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她 抚着我的手，突然对我说：“去年我回到重庆，对曾家岩的工作人员谈起一件对经 也不曾说过的事，就是关于你的，我们大家的那个孩子的故事，你没有忘记吧？” 我头脑中一闪，连忙回答：“我没有忘记那个孩子，倒也从未对人谈起过。”邓大 姐又说：“这也不是小事，这可以说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啊。”这位垂暮之年的革 命家，竟然没有忘怀4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这怎能不使我这个当事人深深动情！ 1941年隆冬，重庆下了一场大雪，这在山城是极少见的。那天我约会一位朋友， 所以大清早出门。刚踏出门外，忽听见微弱的婴儿哭声，而曾家岩那小小经巷并无 一个行人。我正觉着奇怪，哭声又从近处传来。我俯首一看，就在我们50号的门前 那小石墩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用毛巾包着的婴儿。我猛然一惊，又不知所措：是 经把婴儿弃在我们的门口呢？我犹疑片刻，就把婴儿抱进门去了。进门碰着勤务员 小李，问我抱着什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他是穷人弃下的孩子，门外太冷就把她抱回 来了。并让小李拿条被子把孩子裹上，我又匆匆赴约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赶回家来，这时大家正围着那个拾来的孩子，大概已有一个 同志给她喂了一点米汤或糖水，小小的眼睛已经睁开。大家正在议论该如何处置这 个弃婴，有同志说，可能有什么政治目的，应该警惕，最好交给警察当局；有的说 不宜收养，否则以后婴儿都放在我们门口，成育婴堂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 说不能让这孩子冻死在门口不管啊。人家偏偏放在这里，也许正是认为共产党才能 给她活路吧。这真是让大家犯愁的事，那时住在曾家岩的女同志，除了邓大姐和晓 梅同志之外，就只有三个未婚的姑娘，男同志又都是单身汉，经能养活这个孩子呢？ 这时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走进门厅，见大家围着个孩子，又听见大家议论纷纷， 他望了一眼邓大姐，像是征求大姐的意见，回过头来再问大家：“婴儿既是放在我 们门口，也许真是她父母无奈中的一片心意。你们经愿意领养这个孩子呢？”我带 着迟疑的声音说：“我愿意，可以吗？”邓大姐和恩来同志微笑着点点头，说： “为孩子领一份津贴吧。”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这会儿都高兴起来。曾家岩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同志们分 别寻找一些旧花布衣裳，为孩子改造成小被子小棉袄。天晓得，我们三个姑娘，经 都没有抚摸过这样一个小小婴儿哩。 在忙忙乱乱中，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一星期，孩子的脸色也开始有点红润了。我 们给她起个名字叫小幸。因为她是幸福的。但我们工作整日繁忙，常常外出，抚养 这个孩子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把小幸寄养在当地老乡家。我立即四处 奔走找熟人，托朋友，终于在化龙桥到沙坪坝的路旁，找到一户只有夫妻二人，无 儿无女艰难度日的村民，他们很愿意代养我们的小幸。我说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 因为工作忙不能自己抚育，我将每月送钱给他们，衣服和营养品我也会送来。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去看望小幸。转眼过了半年，小幸虽很瘦小，但活泼可爱， 咿呀学语，很讨人喜欢。我每次去看望她之后回到曾家岩，都得向大家汇报情况。 不料祸从天降，由于山城频受空袭，气候也乍寒乍热，小幸得了肺炎，那户贫苦人 家没能及时带去治疗，待到我去看望时，孩子已高烧昏迷两日了。我即刻把孩子抱 到医院急救，只挨过一晚，就离开了人世。小幸的夭亡使曾家岩的同志为之嘘唏感 叹不已！邓大姐在45年之后，忽然又提起这件事，她没有忘掉不幸的小幸。我们又 怎能不为今天真正的幸福而高兴呢。多少革命者奋斗牺牲，不就是为了换取今天吗？ 一些与邓大姐和恩来同志相熟的人，有时谈论起来都为他们两位没有孩子而感 到一点儿欠缺。这种谈论偶尔被他们听到了，这两位总是哈哈大笑地说：“为什么 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有千千万万，我们都爱。”其实他们不是没有 过孩子。记得在1940年秋季，邓大姐的母亲曾对我说起过，邓大姐曾经有过孩子， 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疯狂追捕、屠杀革命党人，邓大姐第一个孩 子正要降生，但由于生活极端紧张，不稳定、缺少医生，更无医疗条件，这个婴儿 没有降生到人世就夭亡了。从此邓大姐也不能再生育了。但这件事他们两人从不谈 起，也从未因此而感到遗憾。他们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他们内心那为 父为母的慈爱之情用在更多更多的孩子身上了。在重庆红岩村，荣高棠有两个孩子， 叫乐天、乐妹，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就自称大乐天，有空时就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 还有许涤新的孩子小火车，还有我们的小幸，他们都喜爱经经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 年轻一代也是关怀备至，对我们这些在他们身旁工作的青年人的一星半点长处，都 给予鼓励，若有缺点则是谆谆教导乃至严格批评。他们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 时又以父母般的热情与爱心去爱护青年人，是他们的行为感染了他们身边年轻的一 代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曾有过许多善意的流言：说这个或那个青年人是恩来同志 和邓大姐的干女儿。也曾不止一个同志问我：“听说你也是他们的干女儿么？”我 先是客气地笑笑，然后总是严肃地声明：根本不是，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 据我所知，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体贴入微，用长辈的感情培养 教育他们，因此也获得了这些青年人的敬爱，有时甚过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本来是 人生中极小的事情，那些传言在我心中不知怎么的，总有一种亵渎之感。我，我们 那一代青年人，对革命老一辈的崇敬心理，是出自共同的伟大理想、共同的事业。 人与人之间那么一点点即使是真正的血缘关系，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再蒙上 一层世俗的概念，那将近乎羞辱了，还是全部把它抛弃吧！ 在外交战线上我是普通一兵，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外交工作不过几年，但有 些事却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久久难忘经经 我初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已是“文革”中期。不久后的一次任务是参加基辛格 秘密访华的接待班子。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间，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 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召集我们到4 号楼开会，宣布接待任务，并随即宣布保密纪律： 这次任务不许向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人透露。我们住进钓鱼台4 号楼之初，偶尔可 以请假回家取些换洗衣物，但不久就完全不许外出了，除非有特殊任务。集中住在 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尽量全面翔实地了解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外 交方面的，包括尼克松总统的思想与性格，当然也包括基辛格本人的理论、思想及 性格。叶帅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经常到4 号楼来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并加以指导。 6 月以后，周总理也几乎每天晚上来听取汇报并和大家一起讨论。后来工作更加紧 张，除了研究业务，还要准备具体接待工作。 那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拟定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包括议题和我方观 点及如何阐述我方观点，还要草拟基辛格秘密来访公告以及准备以后尼克松来访事 宜等等。有一段时间，大家常常讨论到半夜。本来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但“文革” 期间过度劳累，身体逐渐有了毛病。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周总理那时心 脏不大好，平常稍憩时都不躺在床上，而是斜靠在沙发上。大家讨论过的提纲或某 些内容都必须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指派了外交部两位干部为联络员，在 钓鱼台参加工作，有什么需要请示的，大多由联络员去，周总理就在他的房间里靠 在沙发上等待，有时从午夜等到清晨三四点。联络员一回来，周总理立刻召集大家 到会议室听取指示，然后修改甚至重新讨论再重写。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所以 在准备阶段，周总理对此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 周总理对美国情况向来都十分关注，他经常利用报刊、书籍以及接见来自美国 客人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记得1971年5 月，一位美国朋友威廉？欣顿（中文名字 韩丁）正好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即利用这个机会，召集了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专家和 朋友，如寒春、阳早、柯如思、艾特勒、马海德等到人民大会堂，共同研究关于美 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发展、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等情 况。周总理非常真诚地、仔细地倾听每个人的谈话，特别是刚从美国来华不久的韩 丁，周总理不断地向他提问，有时还发表些议论来引导大家畅谈。总理还特别提到 如果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对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左”派会引起什么样 的反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放松自如，畅所欲言。当时有几位朋友认为， 美国总统访华对美国“左”派运动肯定有很大打击，也有的认为有促进作用。总理 诙谐地说，美国总统来之前，许多美国朋友不都可以先来吗？这也是有好处的嘛。 周总理对世界发生的事态都十分注意，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时刻都在研究观察。 这次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大事， 当时国内情况正处在非常复杂的时候，所以周总理对有关的事情都是慎之又慎，与 基辛格会谈的内容、阐述的方式等都反复斟酌后，才由某个同志写成文字材料送毛 主席审定。 周总理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不像基辛格那样带着有半尺厚的材料和发言稿， 周总理习惯于先熟悉总的会谈方针，成竹在胸，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会 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5 号楼进行。在基辛格到达的当天中午， 周总理从陪同人员处已得知基辛格颇为紧张，且有顾虑。因此，周总理准时到达， 带着亲切的笑容与站在门口相ó？的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一一握手。坦率 而热情的握手，使得本来拘谨的客人很快放松了。周总理陪着客人进入一楼的大客 厅，请他们在已摆好的长桌旁坐下。他没有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卷宗打开，而是又重 新再认识一下每位客人。当再次和洛德对话时，周总理带着高兴的语调说：您的夫 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的 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周总理才对客人表示欢ó？，然后请基辛格先发言。 谈判中，周总理渐渐深入正题，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逻经清楚，态度从容， 入情入理，完全征服了对方。基辛格在以后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他曾见过的、给 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我想总理的这种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敏捷的才思 和超人的记忆力，更是源自于他长期对世界战略的研究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独到的分 析能力。周总理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对我国外交方针路线的深刻理解，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境界。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那么挥洒自如的。 周总理对接待像基辛格一行那样非常敏感的客人，尤为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 我们，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 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 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 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发现 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 天，我们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 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 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到洛德夫人时，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带回来的糖果，都作为 珍贵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亲友有20多年没有尝过直接带回美国的中国 物品了。 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确实异常繁忙，而对具体小事却从不忽略。曾有人 认为这是“事务主义”，抓小不抓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倒有客观深刻的理解， 在他的回忆录《领导者》中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 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又说：“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确 实有道理。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总能够看到é？林。”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是公开来访，为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中国访问做 具体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访华准备联合公告等事宜，来访的地点决定去上海和杭州， 同来的有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关于地点、航行、汽车等事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 D ？商解决，而关于新闻记者及新闻发布则由新闻司负责。由于我从准备基辛格秘 密访问就参加了接待组，这次也顺理成章的由我代表新闻司与齐格勒商议新闻发布 有关事宜。 尼克松总统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要带来地面卫星， 以便随时可以和美国联系。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因为卫星站主要是通 讯联络，所以我方除了新闻司参加谈判外，还有邮电部的申光，但第一次会谈后即 改由刘澄清具体负责。 齐格勒手下也有个新闻和通讯小组。在第一次会谈后，我们了解到，要解决两 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 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第二次会谈就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 名 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记者100 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认为无此必要。美方却认 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趋向，必须扩大宣传。然而在 中方看来，中美关系解冻固然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还要顾及第三 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双方为 记者团人数争议半天，未有结果。会后我们在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美国记者 团只能限在300 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我方自行解决。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 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有288 人。 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美方要求在机场附近设置地面站，只要我方同意并指定 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相关的具体事宜由刘澄清再与美方商议。我完全是外行，只 坐在一旁听就是了。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在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所以我们提议 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