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70年秋末冬初，我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到北京。一天，我接到电话，可以去 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我心情很不平静，经过那五年动荡的日子，真不知道有什 么还能拾起来再谈的话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踏进那所熟悉的院子，秋风萧 瑟，显然比以往清静多了。进得门去，我看见邓大姐坐在一张较高的单人沙发上。 几年不寻常的经历使她显得憔悴多了。但那熟悉的眼神依然炯炯发光，仿佛能洞察 一切，包容所有。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知该先说什么。刚坐下，恩来同志就进来 了，他显得消瘦，但仍保留着谈笑自若的神态。他和我握手时，就好像这五年间什 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轻松愉快地问我在湖南干校劳动的情况。当我说起在茶陵 干校种茶采茶的种种事情时，他哈哈笑着说：好啊，那你们都要变成种茶采茶，至 少是品茶的专家啦经经他坐下来后，突然有所思，第一句对我说的是：“田汉同志 1968年病故时，还是在押期间。”他带着那样无限惋惜的语气告诉我：“当知道他 病势沉重时，已无法挽救了。”并感叹田老病危时，只有孙女儿园园曾去探望。说 到这些事时，恩来同志脸色变得阴郁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该说些什么。 恩来同志深沉地说，“田汉同志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的诗和词都写得十分好， 《关汉卿》‘蝶双飞’更是一曲绝唱”。这时，邓大姐换了话题，突然问我：“听 说你还写过我们的黑材料，有这回事吗？”我不无疑虑地说：“您两位相信我写过 黑材料吗？”恩来同志笑了起来，说那是邓大姐在开玩笑。邓大姐又说到另一件伤 心事：维世死去了，居然说是自杀身亡。邓大姐很愤经，这是极少见的，她从来都 很能够克制自己。后来我又去看望邓大姐，向她谈及我写的这篇文章，她才详述了 当时的情况：邓大姐曾接到维世被抓走前嘱咐妹妹写来的信，说她绝不自杀，相信 党能主持正义。没过几天，周总理接到维世自杀身亡的报告，他立即批示：解剖尸 体，查明死因。但两天后林彪处送来报告，说尸体已火化，无法再查。那时，那伙 人十分猖狂，是非颠倒，尽人皆知，但内在的尖锐复杂，是很难使局外人理解的。 在恩来同志家里，一般我只坐一小时左右即起身告辞。那天，邓大姐却把我叫 住说：“难得恩来同志今天有点空闲，应该让他换换脑子。没日没夜那么多烦恼的 事，闲谈对他是最好的休息。”恩来同志问起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情况，其实我能知 道什么呢？只是把造反派向我追问材料时透露的，小报上登的，加上道听途说的说 了一些。恩来同志对一点一滴情形都听得入神，而且关切地追问。我可是十分不安， 因为即使是那一点点，也只是耳闻，并未目睹啊。恩来同志问我是否遇见过曹禺， 健康如何，精神状态如何？部队的作家怎样了？沈西蒙、陈其通、胡可，直问到刘 川、漠雁。因为他对“前线”和总政话剧团的同志们特别熟悉，尤其关心。他又提 到，听说连冰心都下放劳动了，巴金在上海地下防空洞搬砖。光未然的手臂曾经折 断过，是否也参加劳动了，“作D ？”其他的老同志是否去了干校经经我什么也回 答不上来，因为我已与绝大多数同志隔断了联系。只见他眼神显得忧郁了，常常陷 入深思，并发出低低的慨叹。他突然又问我：“以群真的自杀了吗？”我肯定地点 了点头，证实他已于“文革”初期故去了。从上海派来的外调人员也曾多次严厉地 对我说过。恩来同志为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共事多年的战友之死，表现出难 以抑制的哀痛！几乎是所有能记得起来的人，他都问到了。最后对我说：“你从小 报上还能看到点儿消息。那么多小报，我没空看，连我的秘书也没法看呀。” 我吃过午饭离开他们时，恩来同志还特别叮嘱我，要我多关心文艺界的情况， 多关心那些朋友们，有机会就向他说一说。那几年，他对文艺工作完全不管，和文 艺界的朋友们几乎隔绝了，但他心里却是时刻惦念着。 1971年春天，我在外交部恢复工作以后，有较多机会见到恩来同志。记得就在 那一年，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先生来我国访问，要求会见周总理并作电视采访。周总 理在前一天听取了有关格林先生的情况，其实过去已不止接见一次了，周总理要详 细了解近况：格林先生最新发表的文章及作品的内容，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态度 等。在采访现场，周总理从容潇洒，谈话的逻经性很强，语言准确。20分钟采访， 回答了当时在国外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谈话记录由我们整理，两天以后，也就是 格林先生离开中国的前夕，周总理突然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叫去。他说，谈话中某些 用语不够准确，特别是译成英文，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他要再审英文稿，并和那 位英文好的同志商量，共同议定用什么词句更为准确恰当。直到当天午夜，我们才 把英文核定稿送到新侨饭店。格林先生又是激奋又是感动，他感叹地说，几十年做 记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对人如此诚恳，对事如此负责。 恩来同志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日夜操劳，还如此细致地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这给我极大的教育。我同时又在想，这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恩来同志的每一行 动都格外谨慎。他也是时时处在逆境之中啊，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当然这样要耗费 他几倍的精力。在这次接待格林先生的同时，我觉察到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在新闻单 位工作的同志。虽然我对新闻界极不熟悉，但恩来同志却反复问到某些同志的情况， 并告诉我，往后他接见外国记者时，要有新闻单位的老同志（指被“四人帮”揪斗 的“走资派”，过去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参加，名字要见报。我很快就理解了恩 来同志的心思。“四人帮”打倒了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虽说那时也提出过“三 结合”的领导班子，但真正能出来工作的好同志又有几人？多数还在靠边站、等待。 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名单学”引起了许多人的重大兴趣：经的名字上了报，就意 味着这个干部被“解放”了。那时新闻单位的老同志能出来工作的太少了，恩来同 志在外事方面还有权威，即想到用这种曲折的办法让其他部门的干部尽快恢复工作。 所以在接待格林先生以后，每次恩来同志接见外国记者，我都尽可能提出几个同志 的名字由恩来同志衡量决定，甚至接见的消息稿，恩来同志都亲自审批，为的是不 让总编室或其他人删改掉。有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把陪同接见的新闻单位负责同志的 名字，改写成副标题，以示重视。见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真难过，整个国家处于 危难时期，恩来同志要坚持党的政策中还算正确的一部分，也要费尽心机。 在那个年代，有多少革命老前辈、专家、学者、党的好干部被林彪和“四人帮” 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等。几年之后，不少老同 志纷纷向恩来同志提出申诉：要求查清问题，要求给予适当医疗条件，要求恢复人 身自由，还有各种特殊问题希望得到解决经经这种申诉和要求的信件，经我转交的 也不止百件，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恩来同志那里的恐怕就难以数计了。恩来同志虽然 工作极忙，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但对这些申诉，都要亲自审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 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使我印象尤其深刻：荣高棠的大儿子乐 天，出生在重庆最黑暗的年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父母精心关怀，终于长大成 人。十年动乱中，孩子的身心都经受了苦难和折磨。大约在1971年冬，乐天心脏病 复发住院。他妈妈管平写了封信让我转交恩来同志，要求身陷囹圄的荣高棠去一次 医院，与孩子诀别。但过了好几天仍无音信，管平希望我打电话问一问邓大姐。邓 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已经批准，并交给有关方面办理。因为乐天的生命已危在旦 夕，我赶紧跑到恩来同志家求见。我见到恩来同志时，他极力忍耐着心中的纷繁忧 虑，随即打电话给看管高棠的地方，叫他们立刻把高棠送到医院。他们全家已分散 数年，重逢在那间小小病房里，乐天说话都已困难，只是泪流满面，全家痛哭。只 过了一天，乐天年轻的生命结束了经经几天以后，我又带着信件去见恩来同志，我 尽量用平静的语调，简单地告诉他，高棠到医院见了乐天一面，乐天已去世了！看 到恩来同志内心痛苦而又不愿表现出来的神情，我心中一阵阵难过。好像过了许久， 我才把带来的信送到他手中。他怔怔拿着，又沉默久久，终于对我说：“让高棠父 子见上一面都这样难，你都看见了。”他指指手中拿着的那几封申诉信，慢慢地说 ：“我知道，这些信你得送来，是受人之托嘛，而且每个同志都怀着多大的期待啊， 我是十分理解的。我想你会看到一些了。‘解放’这批老干部，我起不到多大的作 用，只有几分之一吧。现在管这些事的有六七人，只要其中某个人批上对此人情况 不了解，这就得压下来。”这样的话是恩来同志在极不得已时才会说出来的。他用 忧郁的眼神看着我，内疚与难过使我沉默了。随后他接着说：“这种情况常常周而 复始，一两个月再轮一遍。有时要等上面特别点了头，才有可能解决。另外，有些 同志则是在我说了话之后，受到更多的磨难经经”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中南海。从干校回北京以后，我听到 了不少，也看到了一些，恩来同志内心难言的苦恼，沉重的负担，绝不是他用表面 上的神态自若，甚或风趣的言谈所能掩盖得住的。但他那样具体地受到那么多来自 各方面的逼迫，确实是我所未能料到的。有几次我话到嘴边没敢说：恩来同志，你 那样苦撑着何苦来呢？但如果他也倒下了，那么多干部，全国人民还能看到多少亮 光？还有什么希望呢？在那些年月，我时时想起恩来同志那句话：“要顾全大局啊！” 1973年8 月，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被派往加拿大工作。当时我们都感到高兴， 因为可以暂时离开阴云沉沉，又风又雨的北京城。但也有点吃惊，因为下令不到一 个月即去赴任，这是不大寻常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四人帮”急于打倒周总 理，以便夺权，把一些他们认为与恩来同志较接近的人逐渐调走，这叫做“扫清外 围”。 离开北京前，我们全家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这本是“文化大革命”以前 就约定了的，孩子们很久以来就渴望这一天了。我记得那天，当我们要辞别的时候， 恩来同志忽然慨叹地对孩子们说：“我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当 时大家都有点儿意外，都以为是听错了。我曾单独思忖过多少次：为什么恩来同志 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有不祥的预感呢？当我们到达加拿大不久， 听到国内飘来一些消息：恩来同志已确诊患了癌症。“四人帮”知道他身患绝症之 后，开始对他进行政治围攻，精神迫害。这位顶天立地的伟人，在怎样顽强地抵御 着这一切啊！ 当年10月，我们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又返回北京。看见周总理虽 然又清瘦了些，但神采依然，我们才又感到一点点宽慰。他不仅参加了会谈、宴请， 而且还决定陪同特鲁多总理到河南洛阳和龙门参观访问。我们心中十分高兴，也许 那些都是谣传吧。在龙门参观的时候，我走近他身旁，轻声地询问：“您这样繁忙， 还来参观龙门，身体可好？”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告诉我，他从未到过 龙门，能欣赏一下这样辉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非常需要的。何况特鲁多总理是难 得的朋友哩。 另一天，我们一群人随同周总理去牡丹园，可惜花已凋谢。周总理问到那些年 牡丹遭劫的情况，管理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整个园子的牡丹花，几乎 被挖尽、绝种。最近才又从宾馆弄回一些，余下不到10个品种了。周总理难以抑制 自己满心惋惜之情，回过头来问我：“你还记得《镜花缘》中武则天在上林苑炭炙 牡丹后，又把牡丹贬来洛阳4000株吗？4000株恐怕也不是4000个品种。”他有点风 趣地笑了。我默默瞧着恩来同志，觉着他对生活各方面的情趣和往常差不许多。我 心里一直猜度着恩来同志心中有许多不快之事，这时倒放下了点牵挂似的。 那几天，我们有幸能天天看到周总理。那期间我们也去看望过邓大姐，她并没 有说起什么特别的事，但显然心情并不舒畅，言语不多，我们没好多问，怏怏地离 开了她。 在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的最后一次宴会之前，周总理接见了随同来访的加拿大 及各国记者，一起照了相，然后回答记者的提问。周总理双手抱在胸前，微笑着站 着：“你们怎么不提问呀？可以随便嘛，我是有问就答呵。”这一下气氛就热烈起 来，闪光灯也开动了，数十名记者拥上前去，纷纷提问。周总理又说了：“不急不 急，一位说完再请另一位说，好吗？”他逐个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 当时我站在最后边，忽然听到周总理问：“你都认识这些记者吗？”当着那么 多记者，周总理开起玩笑来：“这位夫人兼参赞，还是你们的同行哩。生在从来没 有见过冰雪的地方，现在到了贵国，是个多雪之国，寒冷之国经经怎么样，习惯得 了吗？”我只好简单地说：“习惯，我很喜欢渥太华，也很喜欢雪。”周总理又说 ：“不仅要习惯，而且要入乡随俗。听说在加拿大，人人都会滑雪，给你个任务， 在加拿大期间，必须学会滑雪。”记者们都笑了起来。学会滑雪没那么容易呵，我 有些为难，也只好答应一声：“尽量努力去学。”他的眼光温和又炯炯有神地向我 射来，好像他已察觉我对他有了什么猜疑，有意说几句风趣话使我们宽心似的。 在郑州送别加拿大总理之后，恩来同志和我们紧紧握手。这次一别，哪能料到 竟是永诀！从此，他的音容笑貌，只在我的记忆中时时浮现，但却是那样清晰，那 样明朗，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在眼前。 恩来同志病重以后，我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缘，这是我想起来就悲痛悔恨的 一件事。1974年隆冬，恩来同志已病重住进医院，那时我们刚好从加拿大回北京。 但我在北京整整过了一个月以后，才有机会去看望邓大姐。那天我悄悄走进恩来同 志的住所时，那本是我很熟悉的地方，突然变得生疏了。邓大姐默默坐在那把高背 沙发上，神情抑郁。我坐下好一会儿，才开口问候恩来同志的病况，并请求让我到 病院去探望，哪怕只有两分钟。邓大姐告诉我，已经太迟了，因为任何人要去医院 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等人批准，是很困难的。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在医院还 曾多次问起你们是否已回到北京经经我好悔啊！怎么不早来看望呢！经经1976年1 月8 日清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我在当晚10点多回到北京。到机场接我们的同志 悄声地秘密告诉我，恩来同志不在了！噩耗使我们惊呆了！那几天在国外听到许多 传言，而我们还希望，也相信这位坚强的人，能战胜病魔和恶人。回到家，我立刻 想到应该去陪伴邓大姐，她一定很悲痛，她身旁唯一的亲人经经我急忙跑到中南海 西北门，自己打电话进去。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告诉我，邓大姐不想见任何人，她需 要安静。这些天她太疲乏、太紧张了，往后她还有许多事要做哩。放下电话，赵炜 跑到大门口。我们相抱悲泣。赵炜告诉我，大姐很坚强，在那些人面前，她一滴眼 泪也没有流，身体也挺得住，叫我们放心。 过了几天，在北京医院后门的一间小小房间里，停放着亿万人民敬仰的周恩来 总理的遗体。那一天阴霾片片，寒风刺骨，等待着与总理告别的人们从医院前面直 排到长安街。但只有手持特殊证件的人才能进去。被拦在门外的有多少人啊，他们 号哭、悲泣、哀求全没有用。我站在那长长的行列中，冷却的心又燃起满腔经火。 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外交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我国驻国外的大使、参 赞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心里很不平静。周恩来曾任外交部长多年，这里多数 人是他的部属，对他满怀感情，为什么不能与他见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能去参加追 悼会？大家难以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经。一位大使当场痛哭起来，要求外交部单独 举行追悼会，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一个年轻的当权者居然说：“你们 要拿死人来压活人吗？”气势汹汹，可把大家激经了。那位大使是个直性子，当即 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众经难犯呵。部长们又派人来解释：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参加 追悼会，可以多派几个代表。并声称以后外交部再举行悼念活动。这才使大家悻悻 散去。 十里长街那动人心魄的情景，经能忘却？它表现了人民的悲痛，也表现了人民 的力量。 197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得到邓大姐的消息，去看望她。在公共汽车上，我 神思恍惚，我还那么清楚地记得，邓大姐捧着骨灰盒慢慢走进灵堂的身影。她在追 悼纪念会后，接见恩来同志的亲属和曾在恩来同志身旁工作过的部分工作人员，她 殷殷劝慰那些过于哀恸的老战友经经这同样是一颗伟大的灵魂！她以巨大的毅力， 压制悲愤、哀痛，面对爱和恨，她是那样的沉稳坚强。 当我走上中南海那段非常熟悉的路，走上有柳树荷花池的园子，我拖不动自己 的脚步，我能对邓大姐——这位可敬的坚强战士，待我像母亲般慈爱的人——说出 一句半句安慰的话吗？我走近大门，整个大院悄然无声。我推开那扇小门，直奔她 住处的回廊。这时赵炜夫妇走出来，把我领入室内，也是悄无一人。邓大姐常坐的 那把稍高的沙发是空的，这间往日洋溢着温情的起居室，空荡荡冷清清。赵炜指着 大姐的寝室让我进去。邓大姐坐在门口靠里的小座椅上，一个人静静在沉思。我走 进屋轻轻握住她的手，叫了一声。她抬眼看见我，泪水簌簌不断地落在我的手背上。 她那冰冷的双手在发颤，我更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我真想说：“您痛痛快快哭一 场吧，吐一吐胸中的郁闷吧。”然而没有，她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在另一把小座椅 上坐下。我告诉大姐，天气转暖了，我们到天安门散步，看看老师和孩子们经经邓 大姐沉重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办。这里静悄悄地无人了，只有老赵和小赵，他 们帮我整理东西。我必须把恩来的东西，尤其是他批阅过的文件，安安全全地移交 给中央，这是我的责任。”她哪有心想到过自己呢，她不忘的是人民对她的重托。 这时赵炜走进来告诉我，邓大姐收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寄给她的信，不少人寄来 钱，要为周总理建纪念碑、纪念堂。她都一一回绝，将钱退了回去。人民的爱戴使 大姐的心暖了。大姐留下的纪念品只是天津数百名纺织女工每人一针一线缝起的一 件棉衣，她们说这是女儿们缝制的，留下这点心意吧。邓大姐收下了，拿出较大数 目的钱，寄给她们，感谢她们，鼓励她们。啊，这就是我们廉洁奉公，毫无个人私 利私欲的革命老一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