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五月的北京，美丽可人。风沙已过，寒意退尽。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还不 觉炎热。中旬的一天，我又走进中南海邓大姐住所的院子，只见院内的各色月季花 已竞相开放，芍药的花蕾也绽出点点洁白粉红。满园春色正象征着主人明朗的心绪 和蓬勃的精神。我高兴地走上台阶，踏进了前院的“朝阳”厅。今天，邓大姐在这 里宴请日本朋友真山美保先生和她的助手及演员们。我进得门去，见邓大姐已穿着 整齐，等待客人。她虽然步履有些微迟缓，但仍是神采奕奕。 真山美保是日本新制作座的领导人，这次专程从日本来北京，特意向邓大姐问 好致意。因为她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是1956年，至今正好30周年了。30年前周恩来 总理接见了她，并对当时年轻的真山小姐给予很大的鼓励，促使她30年来，自强不 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邓大姐也曾和她不断相会，结下了深厚情谊。这 天在邓大姐家的聚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人人都激动得泪光闪闪。这灿烂的友谊 之花，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播下的种子繁衍而来的。 邓大姐说：“我只在这间大客厅里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你就是我第二位客人 了。”真山美保连连点头说：“我太感谢啦，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呵。” 邓大姐回答她：“你同样是我们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朋友。你们专程来看望我，也 太感谢啦。”她接着又说，“恐怕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没有在这里吃过饭吧”。邓 大姐首先问我，因为我大概是来得较多的一个。我回答大姐：“我来这里吃过饭， 但不是招待外宾。” “是的，1964年我和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全体同志们，还一起 照相吃饭。”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记忆力也真好啊。 举目看看四周那熟悉的隔扇门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得1964年，南京前线 话剧团到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喜欢这出戏，曾多 次和作者、导演、演员们见面，谈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认识每一个演员 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恩来同志与每个人谈他的意见，有赞 许，也有批评：小陶演出了农村姑娘可爱的气质，连长的性格表现得过于急躁，恩 来同志饭前像是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可不是国务院 请你们。用的是我和大姐的工资，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吃这顿饭。不过，粮票 可是得交，不然这一顿就把我一个月粮票都吃没有啦。”几句平常的话像一股温泉 悄悄地流过了每个人的心田。正是一件件一桩桩平凡小事，积累成一个整体的品格， 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不是以具体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着所有的人么？我们党良好 的作风，也是无数党员的具体模范行为所汇集而成的啊。 时光流逝。这所院子，如今看来虽然面目依旧，但那些年它曾经历了多少沧桑， 也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那日我回到家里，思潮起伏，往事萦绕，于是又拾起笔来。 1964年春天，偶然的机会我知道恩来同志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去重庆，并过三 峡，这触动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多么希望有可能再回到重庆看看啊。自1946年我离 开那里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旧地重游。于是我尝试着与童小朋同志联系，问他是否 可以把我带上。他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次我回到重庆，真是感慨万端，除 了重返红岩和曾家岩以外，还特别去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当年我们曾想到是处在如 此险恶的斗争环境之中？是周恩来同志面对那样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坚持原则， 挥洒自如，处处表现出大无畏而又乐观开朗的精神，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使 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总是充满信心。 重庆的三月，春雨绵绵，那是我第一次乘船过三峡，虽然被那雄伟的山河景色 深深吸引，又为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人物的悲壮故事所激动，但在我私心深处留着 工作上思想上许多疑团，无处诉说，也无处求教。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合适的时 机向周恩来同志倾吐。 到武汉以后，恩来同志即乘飞机返回北京。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我请求在飞行 时向他汇报思想。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汇报了1963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华东现代戏 会演的许多情况。在会演之前，中国剧D ？主席田汉同志要出席参加，却没有得到 邀请。田汉同志还是去了上海，但遭到了异常的冷遇，甚至是歧视，任何活动都不 邀请他参加。他是老一辈戏剧家，深受各地剧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敬重，自然地会到 他所住的旅馆去探望，听取他对某些戏的意见，这也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不 满，以致他所住的旅馆房间都受到监视。以后也不敢再去看望他了。这也就把他孤 立起来了。此时，我在上海观摩现代戏，了解创作情况，就劝田老早日返京，以避 免出现更不愉快的事情。田老是位刚直的艺术家，他对张春桥等人的卑劣行为非常 气愤，终于在会演闭幕前夕离开了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因 为是熟人了，他比较坦率地对我说，“中央”已对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有看法， 斗争很复杂，劝我不要卷入其中。我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也表示了我对上海这种 做法的不满意。我说：上海与国务院、文化部像是在唱对台啊。此后我感到我在上 海的行动，包括我向北京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都受到了监视。现在回想起来，那实 际上是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策划的一次对中央的挑战，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哨战。 当然，那时候我丝毫也没有这样想过。 从武汉到北京的专机上，我很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叙述了在上海看到的和遇到的 一切，表示我对此迷惑不解，也愤愤不平。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在他面前 这样放肆过。那是由于在心里压着太难受了，只有一吐为快，也只有恩来同志在我 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的时候，会严格批评我，而绝不打击。在飞行的两个小时中， 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他的眼神显出一点忧虑，看着我激动的样子，时时陷入沉 思。我像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个多小时，安静下来又有些心神不定。我等待着恩来同 志对我说点什么，批评责骂都好。但他却沉默着站起身来，在小小的机舱里来回走 了几步，站在那张小桌前说：“顾全大局，要学会顾全大局。”声音低低的，沉沉 的，像是对我说的，又像不是。那时我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分量，我默默离开了。但 这句话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清醒一些：1963年华东现代戏会演时，张春 桥等人如此猖狂，也是有来由的。1962年在周恩来和陈毅同志大力支持下，在广州 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那次会议的精神是要作家们解放思想，百 花齐放，不要过多的行政干涉。同时要切实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承认知识 分子的觉悟，承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来对这次会议，恩来 同志是十分重视与支持的，并准备在会上讲话。但我去广州之前，恩来同志忽然把 我叫了去，告诉我：“广州会议我不能去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也是代表我的。” 当时我十分惊讶，他是那样积极支持，而且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我把消息传给文化部及剧D ？领导，大家都感到失望。在会 议开幕前一天，3 月3 日，恩来同志忽然到了广州，把我们几个人找去汇报，并说 他要作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仅为创作会议，还请正在广州参加科学工 作者会议的同志。这个报告考虑得非常全面而又极周密，与陈毅同志报告的那种辛 辣和明快，成了极好的相互补充。据我以后知道，那次恩来同志是为了别的事到广 州的。可见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而对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海的领导人完 全置之不理，既不派人参加，会后又不向文艺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陈毅 同志的讲话成了“大毒草”，广州会议也成了“大黑会”。如此种种，不是很值得 深思吗？ 1964年夏季，文艺界对夏衍、田汉、阿英等同志进行大批判。我受命为批判者， 要在相当范围的会议上，发言批判这几位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我始终尊敬 的前辈。给我的题目是批判《关汉卿》、《谢瑶环》等剧本，而且必须提升到“影 射现实”的高度，我内心感到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作为党员，我必须按照上级的指 示办，但这违背我的良心与意愿。特别是批判《谢瑶环》，这是在我主编《剧本》 月刊时，向田老约的稿，他写完初稿就交给我看过，我非常欣赏这个剧本。随后他 作了些修改，每改一幕我们发排一幕。中国京剧院也立刻排练了。演出十分精彩而 又激动人心。时隔不久，我又怎能振振有词地去批判它呢？思想不通，又作不来假。 我带着深深内疚的心情到田老家，把我写的批判稿给他看。当时他也在极度烦恼之 中。看了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这样批判还很不够啊，通不过吧。”我立时 感到一股冷气往肚子里倒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他站起来迅速拿出一封没 有封口的信交给我，让我读。这是给周恩来同志的，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写得 辞情恳切，都是肺腑之言。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抑制，他让我亲自转交这封信。 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工作，虽也经常有公事或会议到北京来，但我还没有去拜 望过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那是因为我感到他们公务极为繁忙，没有特殊要紧的事， 我不应该去打扰，所以直至1955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才应恩来同志之约，和十 几位曾在重庆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吃饭。这些同志彼此已有多年 不见，这天聚会在一起都十分快活，像久已离散的亲人，重又相逢一般，问长问短， 欢笑之声洋溢全屋。在饭桌上，恩来同志指着我说：“你常常到北京来，可就是从 来不到这里。”我当即带点顽皮地笑着说：“现在和解放前不一样了，您这里门卫 é？严，门槛高，我不易进来呀！”眼看恩来同志的脸色沉了下来，用严厉的语气 批评我：“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衙门，哪有高门槛？你这种 自命清高的思想要不得，必须纠正。”我十分后悔说错了话。随后他把秘书叫来说 ：“任何时候她要来，只要我们在，你们都不要拦阻，要告诉我。”当时我心里还 真不好受。尽管恩来同志这样说过，我还是很少主动去看望打扰他们。 这一天，我手里拿着田汉同志的信，心中十分难过，我必须立刻把信亲自送去。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小侧门旁左边那间小办公室，把田老 的信送上。恩来同志随即把信看过了，浓浓的眉毛紧锁，神色有点不安。恩来同志 的眼光向我射来，那时我也怀着满腹心事，不敢说，又难以抑制。恩来同志严肃地 对我说：“你有话就说吧。”我的话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一样，把那时搞的批判， 我怎样想不通，而领导对文艺的批评我也觉着不大符合事实，批评太过火了，诸如 此类说了一通。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吃惊了。恩来同志紧紧皱着眉，盯着我。我 立即住嘴了。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对，要从多方面来考虑， 而不应该带着满腹牢骚。即使批评不当，也要正确对待。这立刻使我想起那次从武 汉飞回北京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学会顾全大局”时的神态。他随即拿起办公桌 上的毛笔，给田汉同志写了一封回信。恩来同志让我看看。我记得内容大致是，肯 定田老多年来为戏剧工作的贡献，同时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情况，并希望继续写好 他的剧本——田老当时正准备改编京剧《红色娘子军》。信的言辞比对我的批评婉 转多了。恩来同志让我立刻把亲笔信带给田老。 恩来同志恐怕也未曾料想到，1966年就爆发了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 年下半年，在林彪和“四人帮”煽动下，“革命小将”卷起疯狂的巨浪，到了经也 难以控制的地步。林彪、“四人帮”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什么“新文革与旧 政府的矛盾”，“打倒一大片”，“全面夺走资派的权”等等。火势蔓延到外交部， 驻外的大使、参赞们纷纷被召回或揪回来。陈毅同志感到势头不对，出面批评那些 “造反派”。这无异是引火烧身。我在运动开始之前已调到外交部了，在我的记忆 中，动乱开始不久，可能是1967年初，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与外语学院“造反大 队”成立了揪陈司令部。他们联络“各路诸侯”，把外交部团团围住，安营扎寨， 非要把陈毅同志揪出来才肯罢休。那时恩来同志常常出现在这被围的大楼里，也常 把外交部的“造反派”找去谈判。恩来同志坚持只能小会批评、不许大会批斗，会 议的标语也绝不能用“打倒陈毅”的字句。搞了三次批陈小会，恩来同志前两次都 在场，并坐镇到底。第三次恩来同志因为有别的公事未能赶到，“造反派”即想把 陈毅同志劫走，幸好受到保护脱了险。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领袖”，就是风头极 盛的，曾右手挽伟大领袖，左手扶经青的“红色外交战士”，他们非要开批陈大会， 恩来同志坚决不答应。于是“红色外交战士”和恩来同志拼体力，谈判长达十数小 时，通宵达旦，还没有结果。恩来同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搞法，那就从我 的胸前踏过去吧。”最后由医生出面干涉，才把那些人劝走了。除了保护陈毅同志 外，姬鹏飞、乔冠华也一直在恩来同志坚持下，继续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同一时 间，“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也时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或西单这些最喧闹 的地方，只不过很快就被撕掉了。 1967年的8 月7 日，十年动乱中的这一天，全国没有震撼人心的大事件，而外 交部古老的院落里，“造反派”们正气冲霄汉。他们刚集合起来，在传达“中央文 革”夺取外交部大权的讲话，这后来被人们称之“王八七讲话”。我记得清楚的几 句话是：“二十几岁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可以当。不要听某些人把外交工作神 秘化了经经”意思是周总理和陈毅的外交大权可以夺，而且是打着“最高指示”的 旗号。于是整个大院一片喧嚷声，准备砸政治部，夺大权。姬鹏飞、乔冠华很快被 揪走了，由造反派押到大街上去卖小报。连续几天，所有的大使、参赞、司长们几 乎都被揪斗，要人人表态拥护“王八七讲话”，而认真表态的却寥寥无几。 在那之前，周总理曾召集过一次会议，“当权派”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壁垒é？ 严的会议。造反派恐怕已得风气之先，周总理看来也不无预感，所以面孔显得威严。 他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说：“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 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3 ？了，拿走你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经 3 ？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退还龚澎同志。”周总理指着另一个年轻人说：“你是 头头，执行命令，退回3 ？走的东西。” 不久之后，狂风几乎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连续发生“三砸一烧”等外交事故。 “王八七讲话”更是火上加油。在那以后，周总理对“造反派”的几次讲话中都曾 沉痛地说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这种事故有失国家体面。外交大权旁落四天， 闹了这样大的乱子。告诉你们，外交大权不能夺，外交大权归中央，经也不准违抗。” 对于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四十八小时事件”，周总理曾检讨过是自己的过失，对其 他事故未能防范也深感不安。后来我在整理“文革”材料时，才了解到所谓“四十 八小时事件”的内情，经来是几个人商议好的卑鄙圈套。他们趁周总理极度疲劳， 已上床就寝，送上“特急件”要他首肯批签。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伙人真 是机关算尽。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恩来同志仍然坚守在外交战线这一重要岗位，毫 不妥D ？，所以才会有1971年以后我国外交方面得到的很大发展。 1968年初，不少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大家也都盼望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 持工作。于是有一部分中层领导经常在一起议论，想要用大字报的形式来表达这种 愿望。那些天，“当权派”们来往频繁些，在研究那张大字报的写法，其实这件事 完全没有秘密可言，更无什么后台。过了些天，大字报写好了，签名的有91人。这 就是后来说的“91人大字报”。 不到两天，惊动了“造反派”，当然立刻给予ó？头痛击。经青等人抓住这件 事大作文章。各个战斗队立时揪斗这91人，并且一定要揪出黑后台。声称“中央文 革”传达了“最高指示”，说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现行反革命罪行，矛头是 直指“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一夜之间，阴霾密布。外交部两个大院都变得 死气沉沉，只听见“造反派”吼叫之声。91人每天都要罚站十数个小时，非要说出 并不存在的“黑后台”不可。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同志召集会议，把签名的91人都叫了去，当然也有 “造反派”的头头。周总理开始先把这数十名干部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你们都要 各自好好检讨，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至于是否搞阴谋活动，那要经过认真的调查 核实。至于陈毅同志恢复工作问题，中央会考虑，你们这不是帮倒忙吗？每个人回 去好好接受审查。但听说批斗十多小时，也不必吧。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嘛经经” 在“造反派”不断批斗、严厉审查91人期间，恩来同志借着接见外宾的机会， 曾与几位参与其事的大使谈过话，了解了全都事实真相。这场风暴持续了许久，直 到几年以后，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这是红大字报，不是黑大字报，91人都是好的或 较好的干部，这一段不小的风波才算结束。 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同志们议论起当时的情景，对周总理关心和处理事件 时的机敏和适度都深有感慨。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