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价值 考我国古代史家，注重“微言大义”。后世史家更以“书法”为重。片言只字， 据事论人。历史上有名的“赵穿弑君”的故事，史官董狐写为“赵盾弑其君”，孔 子推崇认为“董狐，古之良史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这是史官 重视“书法”即时的记载。孔子删《鲁史》作《春秋》，孟子以为可以使乱臣贼子 惧，又是修写前代历史重视“书法”的一例。正因为史书有劝善惩恶作用，虽然有 时史事之考证、史料之真伪，不尽详确，但“书法”可不能不求精密，连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朱熹还在纲目凡例中对“书法”作了补充。所以记载的翔实，反不 若文笔奇伟更受推崇。记载过去事迹之历史为惩恶劝善，正是我国史学特点，而因 之使史迹失真也正是中国史学之弊。 同时，我国撰写历史之凭证——史料，都是取材自文字记载，但保留不易。幸 而史料的传布与保留，方法愈晚愈多，由手抄到刻板印刷，到铅字排版，到近年的 微卷图书；电脑存档、史料扩展收集已绝不是前人可以料及的了。可是正因宋、元 以后，书写历史的人因“文史浩繁，耳目恐有未周”，执笔的人又“人才优劣敏钝， 判若天渊；一书之中，利病杂见……”( 见章学诚《史考释例》) ，而“史稿向不 著录”。章氏以为：“若不考求草稿所出，则功罪谁分? ”基于这些弊病，提倡开 辟口述历史档案之收存，实是很迫切的建议。 口述历史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一个构想，现在已成为历史学家的基本工具。1991 年12月《历史学刊》特别以一章专门著文报道。而且几乎每一期历史界重要刊物里， 都有关于口述历史的介绍和利用口述历史材料所撰写的文章。尤其过去这几年，口 述历史的方法、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完美。 口述历史发展的重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最大的一个组织， 应溯源至1948年，由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学者艾伦·尼文所创办。到现在为止，收 藏了6000份录音回忆，其中60万页已缮打成文字史料。这些口述历史包括很广泛的 历史人物访问，以上可推到在1904年所作的资料。每年约有2500位学者使用这些记 录，已经出版的500 本著作是根据这里的材料撰写成书，使用口述历史资料所写的 毕业论文、各地出版的文篇，引用者更是不可胜计。所留世界名人传记，大抵是风 云人物。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负责编辑《国际口述历史学刊》，这是一本世界 性的质量极高的出版物。不仅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的三届主任都是口述历 史学会的会长，而且多年来哥大口述历史学会也就是美国口述历史学会的会址和刊 物编辑部。两个机构关系之密切是可以想见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口述历史界的贡献 也就不待多言了。现任主任是桂励(Ronald Grele)博士。这次由口述历史研究处直 接安排张学良先生的口述历史工作，与以往哥大收藏有关中国人士口述历史的访问 不同。以前有关中国名人资料的收集是1958年由何廉教授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马丁·韦慕庭(Martin Wilbur) 教授所组织的一个工作计划。所收资料 为访问1911年到1949年间中国政要人物的回忆录音，有副总统、省长、外交部长、 驻外大使、革命领袖、新党派创办人、第三势力代表、实业家等。这些资料都已由 中文翻译成英文，并经过了研究编目。他们都是中国这半世纪来把西方新思想带回 传统中国社会的人物，为历史学者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宝库，并由口述中发掘了材 料，澄清了当时的若干疑点，且除录音外并收藏有他们的回忆记录及私人珍藏史料。 其中以外交家顾维钧的资料最多，达11116 页。顾先生已授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为中文( 原文系英文) 印行，共分12册，自1983年开始出版。口 述历史资料中，以陈立夫先生的85页为最少。这两位名人口述资料数量何以相差如 此之大，正是因为陈氏的第二部资料仍在保密不公开期间。这一点充分显示出参与 口述历史的工作者的严谨态度。他们绝对尊重被访问者的意愿，资料封存也许长达 百年，甚至两百年之久，在这期间不得公布和使用这些资料。 口述资料贮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藏室。珍藏室在哥大校本部，其中有50万册珍 藏书刊，2500万页手稿，10万份绘图、照片、印刷品和其他艺术作品。这些人文科 学、艺术、自然科学的资料，在研究探讨时，可供参考使用，得到许可时还可以复 印。 口述历史的特色 然而，口述历史的录音制作，不同于搜集素材用来撰写传记，“据事论人”是 写传记者的要求。而“善恶自见”才是使用口述历史资料的理想。口述历史的工作 者，不需把录音访问资料整理成为“定论”的史料，没有“约其辞文，去其烦重” 及“书法”、“论赞”——也就是批评的责任，只在把录音改为文字初稿时，对一 些内容进行修改。如习惯用语：如故都就是北京。口音的不同：如所说学( ｘｉá ｏ) 生就是学( ｘｕé) 生；爱( ｎàｉ) 国( ｇｕǒ) 就是爱( àｉ) 国( ｇｕ ó) 。 古今称谓与制度的改变：如奉币与现洋的折合；对东三省与东九省使用 的时代，做一些注释与补充。而且由录音誊缮为文字时，还要征求被访问者的选择， 哪一段保留，哪一节削除。所以使用口述历史资料，要自己去发掘去领会。 桂励博士(Dr. Ronald Grele)接受王永庆赞助资金做口述历史更不同于写别传 与年谱。它不专重于某一阶层人物或某一家族、某一专业。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 史资料来看，虽大都是传记性，但历史学者可以从这些回忆谈话中发掘到很多不同 的问题与经验，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欧洲学生运动的访问录音。同时也不限定某 一区域、某一行业，凡与社会组织有关系的一切宗教、政治、经济、贸易的领导人 物乃至手工艺，以及血液学会，都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对象。 口述历史采取访问对话方式；记录谈话，也不容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 种严肃压迫的气氛存在。访问者、被访问者可能天南地北地闲话家常，以问答叩访 所需要的资料。如何安排，要顺应被访问者的心情，并配合当时之环境；予被访问 者以轻松闲聊情况下，述说历史细节。如何捕捉被访问者记忆之中刹那的思维，是 要凭访问人的逻辑与机智了。当有了共同方向，再决定问答主题。如果两方有相同 语言、乐好、环境，则更会收获不经雕琢的纯真的口述资料。 尤其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历史，叙说回忆中的故事，大部分是人所乐为的。而自 己撰写自己的传记，即使文字修养足以尽情表达，但必有一层文字的润饰，则相对 地就失去了部分真实。 同时，口述历史带有情感，说故事尽人都会，但写故事则多了一层表达的障碍。 对历史研究来说，很多学者搜求资料以找寻某一社会演变过程，以及所以演变的推 动力是什么、过程中的内部情况如何。有些学者希望找到某一个人物的性情及演变 的过程。某一时期、某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行动、信仰如何交织? 两 者又如何互相影响? 以口述方式来回忆往事，不以演说方式叙述故事，以完备他自 传中的环节，使历史学者由此发现当时的社会变迁及个人生活变化，来预测将来的 社会、政治以及应采取的行动和应遵循的路线。这种特殊的记录历史的方式，已为 历史界所公认肯定。 以张学良为例 张学良先生在笔者的访问中提到了口述历史的意义。口述历史受到国人的关注， 但近人只热中于张学良先生的军事、政治上的事迹，而疏略了他对明史研究的心得。 虽他自命为闲云野鹤，“知是知非，无是无非”的明儒思想使他放身自得，但毕竟 他还是一位明史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资格的历史证人，他以历史学者 的身份接受口述历史访问，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社会、文化、政治事件，尽兴 所谈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从此，在哥大口述历史档案中，继艾森豪威尔、 马歇尔之后保存了一位中国将军的口述资料。 中国的顾维钧就在哥大口述历史的访问中说过，他对为后人保存重要的资料深 感兴趣。他说：“因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档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 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顾氏 又提到一位他在哥大读书时的教授，他视为恩师的穆尔先生；他告诉顾氏：“不论 是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的材料……学会推理。他说， 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 这些资料。这样，你就能保持头脑清醒，进行独立思考，而不只是一位编年史的汇 编者。”( 见《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 基于这些要求，采用口述历史的资料，推 动口述历史工作留存下珍贵而真实史料的研究，不是正适其时吗? 写在前面张氏遗 著《杂忆随感漫录》补语张氏遗著《杂忆随感漫录》补语 英国名传记作家史特雷齐( Ｌｙｔｔｏｎ　Ｓｔｒａｃｈｅｙ，１８８０—１ ９３２) 曾经说：“如果一定要写传记性质的作品，那么就应该写死人，而不要写 活人。” 大陆历史学者毕万闻之说，也可作一些补充，那就是：“由于当事者记忆力衰 减所带来的种种误差和错乱，以及当事者不仅视角有限，而且，受个人好恶甚至利 害荣辱考虑之影响，其偏颇自属难免。” 诚然，有关张氏的论著，泥沙俱下者有之，但拔高神化者更是浩如烟海。可是 张氏对神化领导人物并不以为然，认为： 只有把这些大人物神化吧。好像人类不知道天文的科学，自然要把月亮神化， 不知道医药的科学，有病就要拜瘟神爷了! 三六、五、卅(1947 年5 月30日) 井上 书斋 又加以张将军一向“我从不辩，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辩；混蛋，你辩也不用辩。” 由于张氏在台湾是受“管束”身份，有诸多顾忌。在大陆方面则“不要给张学良先 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 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自序) 原因只是“据说以前上面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张氏《杂忆随 感漫录》原稿张氏《杂忆随感漫录》原稿 写自传的原因 虽然上述已事过境迁，却使人不得不欣赏张将军伉俪多年来一直使用之口头语 的智慧，“说我们好，也没那么好；说我们坏，也没那么坏，上帝那儿有一本账。” 以不答作答。用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虔诚态度对外，阻挡了可观的骚扰事例，并举 出：“除上帝之外，没有人有资格臧否别人之是是非非。” 张氏北投之居门禁森严，来访者先经二老掂度其来意，准备证道小册( 张氏伉 俪证道著作) ，任凭不同身份者之巧舌如簧，张氏伉俪有一定之规——传教。张氏 认为，“要知山下路，得问过来人。”“关于任何事务不要轻于批评责难，等你亲 身一试方有资格说话哪! ”( 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 劈头盖脸的指斥，张氏皮 里阳秋心目中之所想已喷薄而出。这也是张将军动手为文写这自传体《杂忆随感漫 录》之因。在该书前言中明白说出： 我在这十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 现代史，疑案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写史者，有意歪曲，而 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 这使笔者记起张将军很佩服的胡适先生。根据胡氏对自己的治学方法曾说： “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方法，‘述学’最好 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在胡氏为丁文江的传记搜集资料时说：“故此传的 好处是充分保存了丁君自己说的话，自己写的文字。别人的追忆，大部分是出于追 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陈之藩《陈之藩散文集》) 以胡氏治学之严谨，对同时期的文字筛选，有目光如炬的判断和见解，笔者自 忖“吾所不逮也”。对张氏工作应如何进行，思之汗淋淋下，所以当张氏将这本文 稿交予笔者查证整理时，并嘱要“实话实说”，那一刻之惊喜与兴奋，至今陶然。 在该文中张氏诸多论述，都是为了日后公诸于世，希望对后人有所启示，同时 也不辜负自己是历史上的一个见证者。当然，蓄意于保存以备传延不断，也在字里 行间可见。张氏洞知： 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 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 但是张氏在决定迁出北投朴园时，亲自监督，在园中付丙了若干重要文献，这 与张氏一直主张保存史料之初衷大相径庭。“世异则事异”也夫? 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自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 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 张将军对中国传统理念，充满抗拒，却仍憧憬“太息百年后，辛苦豹皮留。”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仍是国人的价值取向，张氏也未能脱俗。不过何“戒”之有 ?能为后人著书立说，为历史保全真实，也为自身是历史人物尽了责任，谁能不为将 军喝采： 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 认为是比较重大者，分别写下。对文字洗练要求颇高 由张氏所写目录，首先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我的生活”，包括了 “少年时代”、“军人生活”、“方面重责”、“我之与国民党”、“出洋归国与 管束”、“对共产党的观感”等。 我虽尽力排除主观，然以我自己写自己的事，必然是有我自己的观念和我自己 的言论在内，尤其是目下我自己的心情。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 而存其真。 当是时张将军身在清泉( 台湾竹东) ，英雄末路，志士失职，壮心悲戚，胸中 块垒书之笔端，难免沉郁苍莽，不过旨在存真，不失旷达磊落： 我半生戎马，又未曾致力于诗文，今日伏案写著，此诚东施效颦，文笔拙陋， 词不达意，势在必然。 的确，张氏致力于诗为时甚晚，“在汉口时，蒋先生为教育他，特请了一位姓 步的老先生，给他讲解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 赵一荻女士口述记录) 日后， 步老先生并为张将军之诗作修改润饰。张氏其他文中之“文笔拙陋”等，就是谦谦 君子的客套了。 其实，张氏童年，尤以生母赵氏，期望爱子考取功名，也好改变磨牙吮血的门 风。因此崇尚传统教子方法，使张氏在家塾中，接受了不少古文读写的严格训练。 启蒙师辈如杨景震( 也曾为张作霖塾师) 、白永贞( 孝廉，并曾任知府) 、金梁( 进士，官至太子少保) ，赏识少年张学良之袁金铠( 张作霖大帅之秘书长，也协纂 《清史稿》) ，无一不是饱读诗书。日后张将军有一封无头信，原文为：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 兄) 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 为) 最快心之 事，迩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 助) ，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 者) 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 尽之。 弟良四月十九日 如果这信是在()中空之情况下，无疑为一文字严谨、情感丰富的短笺。酬应往 来函件，不需秘书，张将军不过是信手拈来。可是大陆历史学者认为张氏多处笔漏， 称：“信中三个字脱漏了，已在()补正。”( 毕万闻《相忍为国一致对外》) 关于“兄”字，在以往尊称对方空一格或使用抬头即可：如“幸( 兄) 三思”， “承( 兄) 珠饰”，此处“兄”字皆可略之。 至于“为”字例如：“实( 为) 料所不及”，“实( 为) 名垂万世之作”，此 处“为”亦可省去。 “者”字之使用，如：“不敢附和( 者) 也”，“径行妄断( 者) 也”，此处 “者”字，可有可无。而“愿天相( 助) ”一句则似为“吉人天相”之省略语，愿 “天相”在人遭遇危难时用以安慰收信人。如代加添，反失文体简洁。张氏对文字 洗练，要求颇高。该信的字并非遗漏可见。 张氏曾苦恼于要一杯“酽”茶，得经过翻译，才能端来一碗“浓”的乌龙( 张 氏嗜台湾乌龙茶) 。这是“语言”上的隔阂。今日史研者，难越过之代沟，实“文 字”之运用使然。 再有现时我缺乏参照询谘，但凭个人记忆，年月日期，姓氏名号，无法写得精 确，只得如此，以备补正。 张氏“管束”期间，奉命读书，涉猎了不少当代著述，如胡适、鲁迅，乃至翦 伯赞、萧军等人作品，曾因问道无门，希望邀请胡适来舍一叙。后经蒋夫人推荐与 曾宝荪、曾约农姊弟相识，虽然张氏执礼甚恭，并以“弟子”谦称，但与曾氏姊弟 酬应，讨论宗教、哲学之外，关系其淡如水。以前，张氏每每有“士子羞与为伍” (宋·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自觉，今又得一印证，影响张氏心理甚大。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