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九呆子
      
          如前所述,只占内圈阵地,不占外围形势,腹背受敌、围军被围剿的局面就不
      可避免。尤其是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九洑洲,这几处要地,一天不被
      清军控制,南京围军就一天不得安宁。南京城墙、石垒极为坚固,城中粮食弹药储
      备极为丰富,冒然强攻,伤亡必大,士气必衰,一旦再有援军来攻,是不是还能坚
      持四十六天,把握极小。在外围未曾肃清的情况下,“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
      屯宿该处”,必然是一种尴尬乃至危险的境况:“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
      事(伯牛案:城坚粮足,不敢攻城,故曰清闲);援贼    再来,则归路全断,一
      蚁溃堤(伯牛案:倘若粮道被断,则必然崩溃)”;所以,最初曾国荃孤军挺进雨
      花台,曾国藩就不赞成  ,此次被围攻,他就直接批评了:“此等最险之着,只可
      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
      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话说得很严厉,甚至连前此的克城之功也
      加以指摘。 
      
          湘军陆军名将,前有塔齐布、罗泽南,后有李续宾、多隆阿、鲍超,曾国荃虽
      然屡在前敌,不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举动,也有克城拔寨的功勋,但并无名将
      之称。何也?若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或者治军有方、纪律严明等标准进行综合比
      较,论述冗赘,可读性差;讲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可知道其不被称以名将的原因。
      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
      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就这
      八个字可以判断其不是名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湘军十年征战,一直被“饷绌”
      困扰,士兵因此哗变的事例各军皆有,唯独曾国荃所部不曾发生此类事变  。特别
      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重出江湖以后,曾国荃所部待遇优于他军,彭玉麟、鲍超等人便
      屡屡抱怨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  。甚至,与他人争夺拨款以外,曾国荃的个人帐目,
      也不是很清楚,常常遭惹物议  。而在具体作战中,曾国荃不吝惜子弹炸药,消耗
      极大,连曾国藩也啧有烦言,但又不得不“源源接济”  。不缺饷,军心自然稳定
      ;弹药不计成本,实力自然超群,所以,曾国荃所谓“挥金如土”,不过是得天独
      厚、近水楼台的经济优势,并非湘军将领普遍拥有的战备条件。“杀人如麻”固然
      豪爽,但是类似于安庆屠城  那样的“杀人如麻”,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起点
      不公平,程序不正义,结果当然不令人信服,是故曾国荃不被称为名将。 
      
          既然不是名将,所以曾国藩敢于在战略、战术层面批评曾国荃,对于塔齐布、
      鲍超之类的将领,他就不用如此操心,做好调派、筹饷等行政工作就够了。批评过
      后,他又指示机宜,表明取“势”的重要性:
      
          “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
      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
      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
      为晚也”(十月三日);
      
          “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即占据南京东南的战略要点,
      方可远防来自苏州、嘉兴的援军,雨花台围师乃无后患,即前所谓肃清外围之“力
      围”。曾九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根本不采纳曾国藩这个建议,决计“呆”
      围。
      
          “呆”,出自曾国藩之口,固为贬词。但是,以之描述曾国荃的个性,却十分
      恰当。左宗棠尝目曾国藩为“书憨”  ,曾国藩亦尝视郭嵩焘为“书呆”,湘军诸
      人互相“呆”、“憨”之,也算此军一大特色。考其言行,曾、郭之“憨”、“呆”,
      俱能转圜,不算真“呆”;曾九之“呆”却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真“呆”。
      且曾九之“呆”与曾、郭二人“书呆”之“呆”,又有不同。书“呆”者,不过是
      尽信书、知经而不知权,大可欺之以方,动之以情。曾九之“呆”,则近乎“犟”,
      并非不明白道理,实因欲望太盛,无法自抑,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理不可喻,情
      不可感,湖南俗语所谓“不进油盐”也。 
      
          呆、犟都是不讲道理,但呆、犟自有一番道理。曾国荃的道理,怎么讲的呢?
      他认为:南京是“长毛老巢”,湘军起兵,最终任务也就是占领南京。现在从安庆
      至南京,自西而东,水陆俱已打通,固应驻扎一支部队在南京城下,以起到威慑作
      用。而且,可以牵制苏、常、杭、嘉的太平军,令其在回救南京和扩张势力(例如
      进攻上海、福建和江西)之间难以取舍。如果遵从“阿兄”的建议,解围南京,转
      战东南,去攻打东坝、宜兴以至太湖西岸等战略要地,事机顺利,固然如曾国藩所
      说“不过数月间事”,可以快去快回,继续围困南京。但是,事机不顺的话,就有
      可能在攻城、野战时被“忠逆”等人纠缠,而南京“城贼”也可能趁机和江、浙太
      平军取得联络,那么,再想回来围困南京,恐难如愿。这是他对大战略的理解。小
      九九方面,他也有打算:扬州、镇江分别为都兴阿、冯子材镇守,此二人都不属于
      湘军系统;如果湘军撤围后,此二人奉到圣旨或自作主张,前来围攻南京,那他只
      能作为“会剿”之师参与围城,主客易位,事权旁落。所以,这个“茅坑”,不论
      便意之有无,他都得死死占住,不肯轻言撤离。
      
      
      
          乍一听,曾“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刚刚发生的“围剿围军”之战,令人
      后怕,江、浙等地太平军极有可能再度东来。当李鸿章、左宗棠两军未能“肃清”
      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之前,“呆”围南京,时刻都有隐患。何况,目前也就围住了
      南京的南面,并未形成合围,战略上的影响更大于战术上的实际作用,倘为此付出
      大代价,似乎不值价。曾国藩作为“节制四省军务”的统帅,进行全盘筹划,不能
      不有此担忧。再者,依照目前形势,不但不能实行合围,而且不敢率先攻城,那么,
      两万湘军“呆”扎南京城下,“清闲”无所事,不仅不对其他部队实行支援,反而
      坐等其他部队攻占要地,然后独收围困乃至攻破南京之第一等大功。这样的如意算
      盘,明眼人谁看不清,谁不讥议?所以,于公于私,他都要劝说曾国荃不要“呆”
      围。但是,曾九之“呆”早成心疾,曾国藩只能迂回曲折,旁敲侧击。
      
          同治二年开春,曾国藩自安庆东下,检阅南京围军。此前,他创造了“呆兵”、
      “活兵”两个概念:
      
          “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
      老人顽,呆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
      亦有更战互休之时。望弟立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
      活兵,庶有济乎”(元年十月二十日);
      
          “活兵”,就是游击之师,战兵;“呆兵”,就是大本营,守兵。“更战互休”,
      就是战兵和守兵之间的互调。这个意见,是一种妥协,既不全部撤围,也不全部
      “呆”围,所谓“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  。到南京后,曾氏兄弟就此
      “呆”、“活”布置进行了一番讨论,经过去年四十六天的苦战,曾国荃未尝不知
      外围不肃清则难以专心攻城的尴尬,所以,原则上接受了此一意见。不过,曾国藩
      建议呆、活两军保持二百里以内的距离,曾国荃讨价还价,只同意六、七十里的范
      围。而在呆、活两军具体调遣方面,两人则时常发生争论,曾国荃“每每不以为然”,
      动辄“长篇辩驳”,指责曾国藩“料敌不明,调度不善”  。曾国藩作为大哥兼上
      司,展阅复函,哭笑不得,只好说:“弟于吾劝诫之信,每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
      论,此最不可”  ,“非老年兄弟所宜出此”。 
      
          此外,在军队装备、训练方面,两兄弟也时常龃龉。去年二李使用西洋枪炮,
      在火力控制方面大占优势,曾国荃颇思效法。他知道李鸿章的淮军大多装备“洋械”,
      便写信请教。李鸿章毫无保留,尽心指点:“欲剿此贼(伯牛案此指李秀成军),
      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惟洋枪洋炮,
      好者不易得。鸿章前解二百杆天字号,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
      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我军所用,皆以万字号为真洋枪,其馀多系广东土造。师门
      (指曾国藩)如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效洋人步
      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馀矣”  ; 
      
          此信介绍洋枪各品牌之优劣真伪,并告知购买渠道(广东厘局),曾国荃便依
      此制订采购报告,孰知曾国藩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
      张(国樑)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
      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
      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
      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口吻,颇似“师弟师兄保大清”的刚毅、徐桐之流。打
      个比方,湘军鸟枪队与太平军洋枪队相隔几十米,开枪互射。湘军之枪射程不及,
      火力亦弱;太平军之枪子呼啸而来,火力强劲。胜败之分,不在此难道在彼?曾国
      荃被二李压制,缩营弃濠,狼狈不堪,难道不正是“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引进洋
      枪洋炮,照样严格训练,也不至于就“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否则淮军的战斗力
      从何而来?曾国荃、李鸿章是一线干部,且分别见识了太平军、常胜军的历害,让
      他们“反己守拙”、相信“在人而不在器”,那不是拿自己和三军将士的性命开玩
      笑么?所以,从逻辑、现实和历史来判断,曾国藩此段言论实在“迂谬”得很,曾
      九、李二都只能当笑话来听。当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种精神需
      要提倡,这种哲学需要发扬,二人不会公然反驳,只会说“深以为然”;只是,一
      个照旧添配,一个照样申购,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曾国藩也只能一边暗叹此二人
      “昧于大道”,一边应其所请,安排“筱泉(鸿章兄瀚章)于粤厘项下购买”  。
      当然,如前所述,曾国藩这个“书憨”并不顽固。几年后,他就主持开设江南制造
      局,敦促派遣留学生,走上洋务运动最前线,不再死扛“在人不在器”的偏颇之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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