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摺速成培训教材
      
          就这么唯唯诺诺、磕磕碰碰,阿兄徒自唠叨,阿弟我行我素,直到同治二年三
      月末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曾国藩才能因势利导,找到另外一个法门,在
      军事、官方和私德方面将曾九带上一个新层次。军事战略暂且搁下不提,只说说曾
      国藩是如何教导他弟做官之法和作人之道的。
      
          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但“浙省系左宗棠兼辖,既兼署巡抚,尤责无旁贷。曾
      国荃着仍   
      
          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三月
      十八日谕旨);原来,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乃
      是“补授”。浙江政务,仍由“责无旁贷”的左宗棠管理,而曾国荃原来干嘛现在
      还干嘛,“毋庸以浙事为念”。绕了半天,这个“补授”巡抚是个安慰奖,但是,
      其用意则甚微妙。李鸿章一句玩笑话,点透此中玄机:“惟有位无地,有权无财,
      仍系美中不足。须盼金陵大功早成,以两粤、四川酬庸”  ;“有位无地”,谓名
      为浙抚,而不管浙地之事。“有权无财”,谓身为浙抚,而不能动用浙江的钱漕厘
      税补充军费。总之,这个虚衔毫无实际。最末“酬庸”云云,则是说此一虚衔得等
      到攻下南京才能落实;当然,那时候可能被调到更富裕、更轻松的省区,如两粤或
      者四川,担任总督。“升官图”的游戏设计,妙则妙矣,无奈局中人经过初期的惊
      喜,冷静下来,不免有些觖望,有些气愤。 
      
          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抚台,则求之以军门。中央给曾九帅开玩笑,曾
      九帅也给中央开玩笑,他想了几天,决定辞掉巡抚这种文职任命,改求提督(即军
      门)一类的武职。改文为武,为什么是笑话呢?要理解这个笑话,我们先得知道:
      清代以科举取士,仕宦依次以进士、举人、五贡、廕生为正途出身,捐纳、议叙为
      异途出身。用今天的话说,正途是考试得来的文凭;捐纳是花钱买来的文凭;议叙
      是学校赠与的荣誉文凭。正途多任文职,捐纳难以升任高级职位,议叙则多靠战功
      充任武官。然而一二品大员(尚、侍、督、抚等)多从进士、举人中选擢。这些铨
      选标准并未明文载入国家法令,但是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为不成文法,并按此操作。
      例如,左宗棠不甘心举人身份,虽在湘抚幕内风光无限,诏赏四品卿衔,还是不绝
      进京考试之意,咸丰闻之,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
      所得孰多?”  ;“文章报国”,就是经过一级级考试的“正途”;“建功立业”,
      则是论功议叙的“异途”,左宗棠汲汲不愿走“异途”,可见正途出身亦即科举考
      试出身,对清代读书人的影响之大之深。这和今日高官、高职纷纷在职读书,补得
      硕、博“出身”,是一个道理。举人况且如此,举人以下出身,倘被破格超擢,就
      更能感到来路不正的遗憾。曾国荃出身“优贡”,即“五贡”之一  ,出身比举人
      还差。巡抚为正二品,拔贡补授此职,固然是破格超擢,惊喜以外,如前所述,不
      能没有遗憾;遗憾之馀,发现此职竟是虚衔,则终于味同嚼蜡。所以,他准备放弃
      “正途”出身,辞文就武,走上“异途”。这恰恰和左宗棠不愿从“异途”进身相
      反,也大背于当日的一般观念。因此,曾九此举,可视作不服从组织安排的玩笑之
      举。曾国藩识破他的狡狯,赶紧阻止:“优贡出身,岂有改武之理?且过谦则近于
      伪,过让则近于矫。……其改武一层,弟以后不宜形诸笔墨,恐人疑为矫伪不情也” 
      ;严厉警告他不要乱开玩笑,“矫伪不情”。李鸿章作为好友,则出之以幽默:
      “求改武职,鄙见亦深不谓然。干事不在读书多少,即公之学业,已足媲美时流,
      所论‘方今要务,全在筹饷、养兵、添兵、打贼,此外皆在所缓’数语,便是疆吏
      大本领。惟有土此有财,以虚衔而受无饷实祸,窃为公忧之”  ;虽然体谅他“以
      虚衔而受无饷实祸”(即前信“有权无财”之意)的尴尬,但还是不赞同改文就武
      这种玩笑。一兄一友,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比曾国荃更清楚官场的游戏规则,
      他那点小聪明,一看便知。所以曾国荃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玩笑被及时阻止,不致酿
      成大错。 
      
          超受官职,例必谢恩,谢恩摺例必客气辞让一番,这套虚文我就不讲了,单讲
      讲曾国藩如何手把手教他兄弟写奏折。
      
          胡林翼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  ;“洞庭以南”,即
      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国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鸿章写奏折也是一把好手,
      只是当时头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选。曾国藩既为“三把手”之一,曾国荃对阿兄在
      写作奏折方面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不像论军务那样“每每长篇辩驳”。 
      
          曾国荃补授巡抚,可以“单衔奏事”,便思有所表见。此前军务、人事、饷况,
      都由其兄代奏,略无遗漏;曾九胸中实无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达天听
      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双,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达一圈,曾九急于奏事
      之情,颇具此种童趣。但是,立言有体有要,像这种没话找话、纯属尝新的不稳重,
      就是不识大体,所以,曾国藩给他上的奏折第一课,就是:
      
      
      
          “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阙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雪琴得
      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后,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
      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  ; 
      
          “左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时方率领楚军攻战于浙江。“雪琴”,彭玉麟
      字。此二人被曾国藩当作榜样,令曾国荃效法。曾国荃此时奏事,无非调防布围等
      琐事,剿灭小股等细事,没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爱听的是克服城池,捕杀“著
      名贼目”,不爱听的是军队溃败,丧失守地,这两种大喜、大忧,都不能隐瞒不报,
      要据实上陈。其他琐细事务,属于地方、军队首长职权范围,可以自行处理,不是
      谕旨垂询,自无屡渎天听的必要。除此之外,减少主动奏事次数,还有另外一层深
      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
      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
      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
      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现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
      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
      语以蔽之曰: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
      “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战事完毕,统帅例须向
      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
      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
      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账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
      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支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
      私两便;一、将领清廉,账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至报表格式、
      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
      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是部费的内在“合法性”。
      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吃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
      当性”。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账册,报销军费。
      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部吏基于前所说“合法性”与
      “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
      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部吏不卑不亢,说:
      
          “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
      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
      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
      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
      
          部费是陋规,所以胥吏要为此另立名目。数额太大,报表太多,只有“多添书
      手,日夜迅办”,才能速报速结;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实际费用,名正言顺,绝
      无“贿赂”之意。倘无此项费用,那么,几个月的财务审计,可能要“三数年”方
      可毕功。本来,大军凯旋,龙颜大悦,打铁趁热,报销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
      迁延数年,“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喜闻战胜攻取之情逐
      渐冷却,警惕中饱干没之意油然而生,于是“上意倦厌”,必定嘱咐部吏对账目严
      加审核。稍有差池,“必干诘责”,而“物议”四起,纪检监察部门必闻风而动,
      帐务方面的技术错误就可能上纲上线,成为原则错误,乃至成为犯罪证据,“必兴
      大狱”。所以,用于雇人加班之“部费”,实为保护“中堂”的政治生命,并非满
      足“各胥”的私欲。说辞堂堂正正,情理俱当,所暗示的后果,极能撼动人心。所
      以福康安“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与之”  。 
      
          通过“部费”这种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
      与竞争共存、公务与私情并济的微妙关系,并由此想见日常办公各项事宜,无不暗
      蕴风波和机险。军费报销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费,保举人才、奏减地税等事,部
      吏不便于借事生财,那么,就会借机生事,在制度条文间上下其手,时刻对外官晓
      以颜色,示以趋向。秉公办事尚不免于被矫驳,倘有实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
      更加危险;王公亲贵尚不免于被敲诈,倘身份地位远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难堪。很
      多地方上、军营中习以为常的措施,本未能尽符各部则例,规避之法,无非多做少
      说,略不与闻。作奏之人如何取舍,如何叙述,以求避开风险,便是极高深的学问。
      对于曾国荃这样的新手来说,在未掌握心法之前,少说话,少奏事,才是最安全的
      自保之术。所以,曾国藩教给他的第一招就是:“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
      
          不会说话,固然少说为妙,但总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令人不能噤口。
      那么,通过训练,尽早掌握表达技巧,就是新任大员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给他拟定
      了一个教程:
      
          “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目下外间咨来之摺,惟浙、沪、湘三处较优,
      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本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文)、骆(秉章)、
      沈(葆桢)、严(树森)、僧(格林沁)、吴(棠)、都(兴阿)、冯(子材)之
      摺,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以后凡有咨送摺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
      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
      一日看一二摺,不过月馀,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
      每日极多不过二三刻工夫,不可懒也”  ; 
      
          “眼界不必太高”,意谓不要出手便欲跻身于古今作者之林,捐除文学青年动
      辄以文学大师为自我期许的毛病。“自谦不必太甚”,意谓天下督抚都是血肉之躯,
      中人以上之资,稍加以学,尽可造其堂奥,毋庸自卑。这是此教程的基本纲领。取
      法乎上(左、李、郭),能得乎中(官文诸人),则是此教程的教学目标。“每摺
      看二次”,历时月馀,乃能尽快熟悉流行体裁。“然后参看古人奏稿”,则能斟酌
      今古,推陈出新,全面提升作文水准。这是具体教法。每日“二三刻工夫”,则是
      课时标准。当时军务繁忙,曾国藩还来不及给他编写教材。克复南京后,曾国荃回
      乡修养,曾国藩便选取汉唐以来十七篇名臣奏议,编成二卷《鸣原堂论文》,供其
      专门研讨。此是后话不赘。
      
          日课规定之后,还要具体指示机宜:“弟文笔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  ;
      “简洁”为什么比“详明”重要呢?中央固然要了解详情,但是每天看那么多本奏
      折,倘本本“详明”,不但有伤目力,兼且劳渎精神。政事繁剧,军情变幻,能于
      纷乱中出以“简洁”之笔,条分缕析,令读者甫观即得其要;较之“详明”罗列,
      徒使读者茫无头绪,自然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希望看到的奏折,乃是提纲挈领、
      简明扼要的简报,而不是细大不捐、泥沙俱下的详禀。咸丰四年春,曾国藩兵败靖
      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汇报军情,叙事“详明”,但不“简洁”,未能扼要说明
      事件的时间次序和因果关系,奉到朱批:“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  ;亦
      是此后他极为重视“简洁”的原因之一。同样的错误,自不希望乃弟重犯一次,故
      于奏折写法,首标“简洁”之旨。 
      
          奏折写作,除了上述大原则,细节上的注意事项也不少。例如,克复南京,曾
      国荃作为当事者,理应第一时间驰奏报捷,这份奏折怎么写呢?距克复南京尚有大
      半年,曾国藩就为他预先设计了一个包括署名次序、行文格式的范本,曾国荃所要
      做的仅仅是填空而已:
      
          “金陵如果克复,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
      入告。摺首云‘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事
      ’;摺末云:‘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
      嘱臣等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其详细情形,仍
      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等语。除将详细战状另咨楚、皖续奏外,合并声明,谨奏
      ’;其摺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 
      
          彭、杨二人是水师统帅。攻克南京,陆军功劳最大,但是水师协围水面、运送
      粮饷军备,功不可没,故需三人会衔。摺首、摺末云云,是公文标准字样。摺末的
      “再、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云云,则有如下深意:曾国荃是前敌指挥,但不是全
      军统帅,那么,大型战役的战状,不应由曾国荃汇报,而应由钦命节制四省军务的
      曾国藩汇报,否则即是僭越。可是,战报从南京传到安庆,再传到北京,必然不如
      直接从南京传到北京来得迅速。捷报“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发乎非
      常之情,止乎非常之礼,所以曾国荃要以此解释“越级上报”的程序错误。“详细
      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可见领衔受此殊荣者,是官文,而不是曾国藩。
      官文远在湖北,虽有派兵克复九江、筹饷支持前敌之功(实际操作则当归功于胡林
      翼),但并未实际参与攻打南京,为什么由他领衔呢?很简单,出身论而已。官文
      是满人,他来领衔,较由曾国藩这个汉人领衔,更易消弭朝廷对汉臣居功握权的隐
      忧,更能体现满人治满的优越性。所以,曾国藩决定由官文领衔,续奏详细情形。
      “再”云云这段补充,以退为进,非常巧妙的平衡各方利益,为湘军系人物在将来
      政局中继续发生影响作了铺垫。湘军建立奇功,天下尽知,固非区区排位可以掩盖,
      则并不会因此减损眼前的名望和事后的封赏;谦让之际,不仅消除了中枢的戒心,
      还自然而然赢得了此后长期的政治信任。如果让衔是学道有得之证,那么,“其摺
      愈短愈妙”,则是阅历有得之言。“贼酋”是死是活,一定要有交待,死要见尸,
      拿获要录口供,逃走要知去向和人数。“贼赃”若多,政府会以此作为赏金,而吝
      于拨款;若被将士私掠私分,能否惩治追缴,需要临时判断;若为数甚寡,似乎不
      合常情,容易引起物议,则应列举事实加以澄清。首先入城人员,其封赏大大优于
      其他将士,那么,开列请奖名单,是照实汇报,还是在功劳、苦劳之间斟酌取舍?
      那种方案最能平衡军内各部利益?种种具体问题,决不能在仓促之间作出定论,所
      以,没考虑清楚就不说或少说,“其摺愈短愈妙”。
      
          没有深刻的政治远见,没有丰富的办事经验,没有周到的人情揣摩,设计不出
      这份看似简单的范本。在为曾国荃度身订作的奏摺学教材《鸣原堂论文》的序言中,
      曾国藩说点评奏摺的用意在于“兄弟相戒以免祸”,这个实用摺稿格式无疑就是
      “相戒以免祸”的最佳典范,而此前曾国荃因摺稿惹“祸”,则是这个范本得以出
      现的现实因素。两个多月前,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称总署)咨商英国兵船助
      攻南京一事,曾国荃就惹了个不大不小的祸,弄得自己灰头灰脸,十分狼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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