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世代间的失传 世代交替，大树依然屹立，老家族却活不过三棵橡树。 —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 ） 家庭结构已然改变，从拥有许多分枝与世代的大家庭单位，缩小成以母亲、父 亲与子女为主要成员的核心家庭，有时甚至因为离婚而缩得更小。1960年，9%的儿 童成长于单亲家庭；1986年，这个数字升到了24% ，至于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更 高达50% 。 随着家庭中的成员愈来愈少，知识与传统的传递也变得愈来愈不确定。没有了 口传历史，借由不同世代才得以显现的家族模式随之消失，不仅如此，祖先回应人 生境遇的特殊知识与风格也无影无踪。他们在不尽相同的生命历程中所获得的、逐 渐形成的经验，如今若非无人知晓，就是道听途说。 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祖父母曾经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但给予已经长大成 人的子女具体的支持与协助—如减轻他们为人父母的压力，而且还拥有自己父母的、 祖父母的，甚至再加上儿孙的知识，他们至少拥有5 代的见解。 祖父母提供口耳相传的家族历史，其中有成就、疾病与失败，他们知道新生的 孙儿在哪些方面可能符合以前的家族模式，也知道其他家族成员在某些方面的发展 比较缓慢或脾气暴躁，或者成功发展出弥补其弱点的方法。因此，祖父母明了什么 可能帮助或妨碍生命的发展，经验也使他们晓得，一个人在面对发展时应该多么敏 感。总而言之，他们对家族的遗传历史或生活经验的反应了如指掌。 追踪遗传根源 当然，并非所有的祖父母都像我们所描述的样子。或许有太多家族的资料已经 失传，或是他们的印象早已受到主观意识的污染。再说，现今其实没有几个家庭和 祖父母住在同一州，更别说住在附近或住一起! 人与人之间连说说生活琐事的机会 都愈来愈少。没有几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大房子，好让众多家人住在一起。即使负 担得起，愿意这么做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这是现实。然而，我们也该思考一下， 我们因此丧失了什么。 祖父母（曾祖父母尤佳）由于亲眼目睹家族5 代，因此比任何人知道更多的事 情。他们和家中每个成员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倘若他们能够在亲人的鼓励下， 把记忆中发生在所有亲戚身上的事情，记录在家族日记里，日后重看这份资料时， 可能会引发许多意料之外的各种回忆。 例如，现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北欧，开始把家族资料输入电脑，以利于研究遗 传疾病。祖父母的日记有助于追踪家族特征的来龙去脉，不仅可能知道每个家人发 生什么事，也可能预知他们在人生的什么时刻会发生何事。有了这项利器，我们便 可以密切注意癌症的出现、再现或不会出现，以及中风、心脏病、酗酒、失读症与 厌食症的消长。 这种搜寻很可能揭开一些令人惊愕、以前惟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才能做得到的资 料。极端的遗传状况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遗传根源，就像戴蒙德（Jared M.Diamond） 在《创始之父母》（Founding Fathers and Mothers）中所说： 例如，为什么在宾州（Pennsylvania）兰卡斯特郡（Lancaster County）的阿 米许人中，有82个6 根手指头的侏儒？因为最早建立这个社区的人中，有个人名叫 塞缪尔·金（Samuel King ），碰巧是他或他的妻子有6 根手指与侏儒的基因。 为什么只有南非人有所谓牙齿结构不良（osteodental dysplasia ）的遗传， 使得他们的牙齿在20岁时就全都掉光，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因为所有的南非人都是 一个名叫阿诺德（Arnold）的后代，他是一夫多妻制的移民，其基因借由7 位妻子 散播到356 名子女身上。 为什么亨廷顿氏舞蹈病这种致命的神经疾病，在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西南部 多得异乎寻常？因为一名叫康蒂克（Cundick ）的英国寡妇，于1848年与她两次婚 姻后生下的13个子女移民到澳大利亚，并把这一基因传递给两次婚姻中所生的子嗣， 成为至少432 名澳大利亚的亨廷顿氏舞蹈病受害者的祖先。 如果遗传疾病可以借由口传历史做系统性的追踪，为什么其他家族特征如知觉、 认知与感觉运动技能，甚至个性就不行呢？这种资讯之于父母、教育工作者与心理 治疗师，应该如同艺术回顾之于艺术评论者一般重要。没有这样的背景，一个人到 了人生的某一特定时刻，就好比个别的一幅画，是很难判定的。 不过，人们也可以经由较轻松的方式，获取这些资讯并从中受益。孩子在倾听 祖父母说这些历史时，往往既专心又好奇，因为他们有了一扇窗，可以一睹亲人的 生活。他们倾听家庭成员的生活，亲戚对事件的反应，深入族人的心灵，聆听兄弟 姊妹、父母、阿姨叔伯与祖先的所作所为，通过这一切，才有机会认同或区分各式 各样的亲戚。 对孩子来说，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表示向个体化迈进了一步，我们也 因此接触到大家庭较深层次的价值观。 多样的人际组合 孩子借由个体化而逐渐建立自我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与生活周 遭的人比较，模仿他人，并把他们的经验内化—希望变得像他们，或是和他们做一 样的事，以形成联系，这是归属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旦这种相似的联系稳固了， 才有可能做到区分、个体化与接纳他人，并导向更高层次的联结。 或许事实并没有这么单纯。借由个体化而发展出来的自我，其实充满了敌对、 羡慕与嫉妒，我们可能会因为缺乏照顾，以及过多残酷的刺激而脚步蹒跚，也可能 没有合适的榜样供我们学习。不过，幸运的是，大家庭赐予孩子的好处包括两方面 ：“大”与“家庭”。 孩子惟有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才能选择各式各样的关系与个性，并产生互动。 在小家庭或单亲家庭（往往只有母亲与孩子）里，可能形成的关系显然比较少，既 有的关系若不是太严厉，令人逃脱不开，就是因为疏忽或过度溺爱，而导致教养不 足。 但是，大家庭中的孩子却可能与家庭里其他成员较亲密，如祖父、叔叔或表哥 等，他们可能比较了解孩子的需要，因而会避开父母气愤的情绪或不当的期望。这 对新的组合可能互相适合，彼此了解，也善于利用对方。人们并非总是选择个性相 近或有共同偏好、弱点的人，较弱者也可能依附较强之人；与世隔绝者依附外向活 泼者；搞笑逗趣者依附爱思想的人等。 这类组合无穷无尽，不过，这种心态上的依赖可能仅是过渡性的。这些受孩子 偏爱的祖父、叔伯或兄弟姊妹，可能只是在发展期间的某一时刻最切合孩子的需要 ：最爱把孩子搂在怀里的人，正巧碰到孩子最需要拥抱的时期；惯于独立的人，正 巧碰到孩子想要独立的时候。 然而，需要也在改变。虽说孩子在婴儿期可能极希望与母亲形影不离，直到近 于共生的地步，不过到了青春期可能适得其反，说不定会去找最不像自己的人作为 模范：若自己很弱，便找一个强者；觉得自己太坏，就找一个好人；觉得自己太柔 顺，于是找个坏胚子。简而言之，就是找一个最不像父母的人，以脱离父母的影响 力。不妨再想想哈特曼的话： 适应力的基础，在于每个人对适合自己的环境之选择力。 大家庭的弹性 人们往往记得某些关系在儿时对他们的重要，那份和谐、同盟之情，甚至亲密 的感觉，或许会一直持续多年，直到新的发展状况带来改变为止。 自婴儿期以后，人们的选择足以说明每个人的个性。我们不能期望家中所有一 起成长的成员，都变得很相似。人与人之间早期的能力各有不同，这些差异也会引 起各种不同的反应。 例如，妈妈可能安抚不了襁褓中的女儿，但是女儿一旦到了祖母或阿姨怀里， 说不定就不哭了。有一些迹象显示，母亲较会安慰孩子，父亲则善于刺激与启发。 若双亲都在时，孩子可能依照特定的需要，或是个性与发展的阶段，选择转向父亲 或母亲。 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或许更适合孩子，至少在某些时刻是如此：知道该把孩子 抱得多紧、摇摆的速率如何、该用什么声调等。当孩子两三岁时，也许对父母一概 说不，会拒绝吃东西或抗拒大小便训练，但可能与某位阿姨的关系就不那么紧张， 或许会为了她而吃东西或自己上厕所。这种弹性可以部分解释生活的多样性。需要 一旦改变，知觉也随之改变。发展之际所接触到的世事，为我们增加了层层叠叠的 意义。 由于个人的天赋，我们对各种经验有与众不同的反应。生长在大家庭的成员， 也许较容易分辨出人的变化，而他自己也正是变化之一。这种孩子可能较容易看清 自己。祖父母或许会提出睿智的看法，并大力支持儿孙，当然，了解孩子的压力最 后仍然落在父母头上，因为他们负担照顾子女的所有责任。 观察个人的关系与差异，对父母最有帮助，如此才拿捏得出最恰当的方式与时 机引导孩子，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家庭。但是，一些家庭成员（比如祖父母）会在 知情或不知情下表达想法，启发孩子这方面的领悟。这种往往没完没了的重新评价， 会使孩子开始与他人做必要的比较，造就出每个孩子逐渐形成的个人特色。 祖父母的角色 大家庭对祖父母也有好处。他们不但会觉得自己依然备受需要，而且很可能会 像孩子一样，利用关系上的优势，学习周围各种不同生活的方式。他们可以重新找 回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缺点，成为儿孙的榜样；他们可取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更 展现出独立与关爱的能力。祖父母的存在代表的是相互依赖的楷模，而非与世隔绝， 也强化了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联系。 当然，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目前无论是因为社会变迁或经济困境，极少 有人负担得起大家庭共同生活的食住问题。没有了大家庭，父母应该了解，将面对 的挑战比以前更广泛，因此要更有弹性才行。父母必须学习以孩子自己的发展模式， 去看待每个孩子，对于假以时日必然会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改变，也可以学习提供一 个善于适应、有反应的环境。父母的弹性必须足以提供其他家庭成员所能提供的各 种支援。然而，这差事执行起来往往困难得多。现在许多妈妈生下孩子后，便立刻 回到工作岗位，因此常常要依靠保姆、管家与托儿所的老师，来了解孩子的特殊需 要，将不允许祖父母做的事，拱手交给了外人。 至于祖父母，往往早已学到教训。子女的态度冷漠而疏远，不甘愿视他们为家 庭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祖父母本身负担得起，就迁往气候较好的地区，活得逍遥自 在。 这种情况是一种世代之间的断层，是经验与知识累积的中断，对家族的生命现 象、身份、发展与变迁不再了解，随之而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不过，对于子女 发展中的个人特质，以及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身为父母者尤其必须努力接纳、培 养这种先天与后天合力产生的个人特色。 “家庭”的优势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大”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所占有的优势，现在，让我们注意 一下“家庭”的意义。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如果照顾孩子的人不是家中的成 员，这孩子将会如何发展？对其他人可能的反应是很多或有限？换成任何人都会有 同样的结果吗？ 普罗文斯（Sally Provence）与利普顿（Rose C. Lipton）于1962年提出以下 的看法： 宝宝在家庭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与影响，以维持、培养良好的发展。随着这一 模式逐渐远离，这种照顾也愈来愈难维持。婴儿的需要既多又繁复，在集体照顾的 情况下，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完全符合要求。 虽然，集体与制度化的照顾在这些说法发表之后，一般而言已经改善了许多， 但仍然无法与家庭相比。正如普罗文斯在1989年再提出的： 制度化照顾的设计与训练，很少能够像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样，致力于培养兼具 教养、刺激与保护的气氛，以符合婴儿或幼儿的生理、社会、情感及认知上的需要。 家人是最好的教养者，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提供最适当的照顾，更适合个别 的孩子。养父母或永久接替父母角色的阿姨、叔叔等，也有同样的优势。但是，如 果把一些养育的功能交给其他机构，就会遭遇新的问题。 集体农场制 历史上“人类社区”（community of man）的观念偶尔会大行其道，一些团体 希望把这种想法带到社会上、工作场所与家庭中。这里指的不仅是有社会与政治意 识形态的团体—如社会主义者，也指一些较小的社会活动—成员希望共享生活、共 负责任与共享利益，其中也包括养育子女的责任。 公社在今天仍然存在，有些具有宗教性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在 美国组成的公社，另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制度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但也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变化极大。 19世纪末叶，集体农场制度刚出现时，农场成员的子女集体住在和父母不一样 的地方，不过父母可以在完工后去探望孩子，并且带孩子回家几小时。这种分离的 理论根据十分实际，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使父母得以安心工作，不必担忧子女 的安危。就大原则来看，可培养出具有“集体”意识的个人，每个人会依循团体的 需要为自己界定范围。孩子们发展出来的价值 观—对团体好就是对个人好，将改善资本主义下竞争的社会。 不过，许多在这种集体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后来却强迫集体农场把养育孩子的 责任交回父母手上。 现在他们自己身为父母，也希望在工作后自己照顾子女，让孩子睡在家里，而 不是跟老师睡在集体宿舍中。他们希望更像传统的父母，而这正是集体农场所扬弃 的。或许，令他们产生这种欲望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一代急欲对现存的意识形态提 出修正。先驱的精神既然不再需要维持，他们可能会觉得，没道理连晚上也放弃自 己的子女。 不过，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 渴望家庭 集体农场里的孩子虽然在同龄人中生活、成长，但是在回想幼年时期的内心生 活时，却仍以父母为主，很少提到团体里的人。长大成人的他们会谈到父母的重要 性—谁最受宠或最受忽视、父母的爱护与憎恶，以及兄弟姊妹之间的事，而不提与 团体中其他孩子的竞争。即使团体中的教师有其重要性，也因为对父母的回忆而减 色不少。 在我们心里，对自己的家庭似乎有一种渴望与奋斗的念头，想建立心理上的归 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任何意识实验压制不了的。意识形态或许可能让人一时迷途， 但是，仿佛有种天生的自律，指引我们回到原点，让我们重新肯定自己。 或许，当初让大家庭走进历史并形成单亲孩子的趋势，将来在经过选择或不得 已的情况下，会逐渐反转走回原路。即使没有彻底恢复较大的家庭单位，至少也让 人心怀向往，这不光是为了社会与经济的支援，也为了无法抑制的心理因素。 家庭成员缩小到最小的单位，很可能限制，甚至消弭世代间家族历史的知识。 在对家族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朋友与陌生人之间建立新的“家庭”。但 真正的家庭为继起的世代所提供的稳定力量，以及每个成员在此一联结中所拥有的 地位，是外界朋友（即使是知心密友）无法轻易取代的。孩子在冲突出现时，虽然 可能跟家庭愈离愈远，转向其他的关系，然而，适应与容忍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差异， 正是发展期颇有意义的一步。 接纳家人，可以培养出接纳其他人的胸怀。倘若自家人的差异无法以这种方式 解决，日后又怎能跟家庭以外的人轻易解决歧见？ 不管是否有祖父母或其他人的帮助，身为父母最基本的义务，便是具备足够的 弹性，辨认出子女的个人特质。学着给孩子需要的东西吧! 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能 尽量展现变化，成就自己。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