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者群落(1) 为了了解民工群体性生活的真实情况，记者游曼妮、王道斌、大钺、张玉琴等 人，兵分多路，走访了５０多名分布于广州各个“城中村”的打工仔、打工妹、打 工夫妻。和打工人群吃住一起，经过问卷调查、个案等情况，了解到：由于经济窘 迫、生存条件简陋，许多外来人员无法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从而引发了打工群体的 性彷徨、性压抑、性无知，甚至个别的性犯罪行为。 在被访的５０名外来工中，有２３人已经半年以上没有过性生活，２０个民工 有３个月到半年没有性生活，还有５位未婚外来工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过性生活。５ ０人中，仅有７人因与老婆孩子同在广州，过着正常的性生活。有４４％（２２人） 应征者都说自己在征婚时受过骗、上过当。 在接受调查的５０人中，有２６人承认因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在不同程度上感到 心理压抑和不适，例如烦躁、郁闷、心神不宁、委靡不振，还有人经常出现性幻想。 有９人认为，因为长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他们在身体上也感到不适——容易激动、 脾气暴躁，１人坦陈出现了性功能障碍迹象，而且他们都感到特别容易疲劳。 %%% 附着在民工潮上的寄生群体 一个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甚至一个自然界的体系，都有着自组织的功能。 如果我们把整个１亿多的民工看作是一个民工系统，那么，随着打工潮的兴旺 发达，这个系统必定也会自组织成复杂的系统。 在我们从南国到北疆的调查中，已经看到了这种自组织的雏形。凡是某地区打 工人数多的地方，大都有民工家乡政府或劳动部门设立的办事处，既为联络，也为 维权；而在较为稳定的民工都市“村落”中，也都自己组织起维护治安的管理站或 民兵营等组织；至于“浙江村”、“维吾尔族村”与“河南村”等等新的群落，也 是民工们自我聚集、自我组织的结果。 人的最原始的欲望是老祖宗所说的“食色性”的欲望。吃，在今天是最不成问 题的，什么川菜、湘菜等菜系，已经打遍全国，而据吉林与河南的陪同采访的同志 说，吉菜、豫菜现在正在争第八大菜系的地位。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饭馆——大酒 店、小饭店满街都是，要吃什么就有什么。记得１９９７年我到俄罗斯去访问时， 在莫斯科大街上走了５公里路，竟找不到一家饭馆。 接着便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性”的问题。 假如说在一个有着几百万民工的城市里，其中只有混得好的人成了家或者带来 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有８０％～９０％的民工是光棍汉，那么，他们在这个城市 里一年、两年地搞建设，为这个城市服务，难道他们会因此成了“太监”，不需要 性的发泄吗？ 当然不是，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性的需求。 于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了，那就是妓女的性服务系统。 对于这个敏感又有难于启齿的问题，历来专家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灭论”， 因为他们是根据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根据中国三四十年来的现实推断的，他们认为应 当坚决取缔卖淫和嫖娼，正是由于有了它，才引起了传统家庭的破裂，引起了艾滋 病的流行。而另一种观点则是“承认现实”论或者叫“合法化”论，即给妓女们发 合法的执照，并且定期检查、消毒，这比现在这样“半地下状态”要好。 不管理论家还是性学专家如何争论不休，今天在各个城市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 妓女已是不争的事实。记得１９９７年我带队同一批军队作家去西双版纳采风时， 那里就妓女泛滥了。军分区政治部张笑尘主任告诉我，当年该地的妇女还组织过一 次游行，打出的标语口号是：“还我丈夫！” 这些妓女有相当一部分是挣民工钱的人，因此可说是民工系统中的“寄生群体”。 女孩子进城来打工，除了知识、文化和体力，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本钱。在那些 把挣钱看得比贞操更加重要的女子中，非常漂亮的女子总是浮在生活的上层，她们 被境外的老板、国内的亿万富翁和一些腐败的官员包成了“二奶”，住在豪华或者 宽大的别墅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美色稍微欠缺一点的也进入了较高档的娱乐 城，伴歌伴舞，成了三陪女；姿色再差一档的就开起了洗浴中心、按摩店和发廊， 明为理发洗浴，暗做妓女。 这是一个极难说清楚数量的群体，有人估计，在１．２亿打工者的群体中，这 部分人至少有１０００万，它的比例是１∶１２。 据《山西晚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报道，山西省襄垣县夏店派出所附近 百米范围内，有近２０家挂着红色彩灯的小歌厅靠色情服务招揽客人而名声在外。 ２月１３日２２时，记者从２０８国道边上的夏店派出所向右走５０米，一束红色 彩灯照亮的门牌上写着“歌厅”，进门后，门厅两边有４个屋子，里面放着脏兮兮 的床。 “你们是来‘办事’吗？屋里有小姐。”顺着老板的指向，只见小屋里坐着几 位年轻的女子，其中一位上前搭腔：“要办事吗？”“办事？派出所就在旁边。” 记者试探着问道。“他们肯定不来，没事。”那位搭腔小姐解释说。 来到对面的后街时，发现里面灯光要红火光亮得多。不足３００米的街景，仅 挂着红灯的歌厅有１７家。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