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4)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
      到年5000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1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
      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
      工人。他说:“我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
      一点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
      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3000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
      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
      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
      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
      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个实验室,
      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是时间保密
      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
      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
      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
      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 
      “奥康”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
      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
      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
      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7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
      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
      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
      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
      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
      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
      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
      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
      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
      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
      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
      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
      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
      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
      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
      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 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
      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
      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
      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
      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
      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
      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
      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
      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
      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
      成了老板。在中国100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
      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
      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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