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 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
      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
      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
      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
      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
      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 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
      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
      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
      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
      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
      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
      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
      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
      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
      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
      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
      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
      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
      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
      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
      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
      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
      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
      (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
      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
      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
      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
      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
      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
      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
      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
      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
      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
      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
      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
      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
      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
      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他的俄语成绩以100 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
      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
      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
      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
      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
      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 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
      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
      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
      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
      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
      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
      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
      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
      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
      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
      “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
      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
      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
      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
      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
      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
      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
      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
      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
      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
      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
      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
      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
      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
      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
      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
      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
      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
      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
      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
      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
      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
      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
      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
      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
      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
      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
      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
      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
      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
      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
      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
      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
      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
      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
      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
      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
      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
      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
      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
      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
      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
      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
      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
      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
      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
      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
      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
      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
      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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