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 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 
      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 月3 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
      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 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 月
      1日刊号出版,在2001 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
      “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
      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
      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 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 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
      最近在“两会”前夕,3 月3 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
      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
      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
      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
      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
      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
      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
      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
      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
      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
      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
      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
      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
      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
      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
      “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
      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
      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
      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
      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
      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
      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
      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
      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
      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
      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
      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
      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
      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
      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
      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
      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
      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
      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
      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
      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
      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
      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
      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
      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
      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
      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
      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
      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
      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
      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
      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
      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
      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
      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
      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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