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随缘寻胜境(1)
      
          随缘寻胜境--访北京娱乐信报社原社长崔恩卿文/ 毕锋宋建华刘晓飞
      
          采访者:你在新闻界始终给人一种积极进取的印象,可在一首绝句中你这样写
      道:“跋涉新闻路,九天云鹤渡。随缘寻胜境,妙在有无处。”请问,该如何理解
      “随缘”两字?
      
          崔恩卿:我于1983年秋天到北京青年报社,1996年离开,2000年又来到北京娱
      乐信报社,前后差不多二十年。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求索的过程,所以我刻了一枚
      闲章叫“求索”。我最喜欢的唐诗是柳宗元的《江雪》。曾有一位书法家要给我写
      一幅字,当时他要书写“更上一层楼”,我要的却是“独钓寒江雪”。这幅字我一
      直挂在家里。我经常说:“唐诗千万首,偏爱读《江雪》,背负九重云,悬杆钓大
      鳖。”实际上,在“随缘”当中体现了一种求索,但这种求索不是刻意要从名利角
      度去占有,而是从实际出发,随着机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规律,因势而变。
      
          采访者:在报业近二十年,你一直是一个经营者的角色,你有没有为了不开罪
      广告商,而毙掉记者批评稿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度,达到多少万元的广
      告会毙掉记者的批评稿子,多少就不会呢?
      
          崔恩卿:这种潜在的现象可能会有,广告部和编辑部的矛盾《北京青年报》有,
      《信报》也有。我认为,从新闻角度,记者有权写批评文章,报社不能规定记者不
      能写批评文章。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但可以协调。尤其是在报社发展初期,可能需
      要有意识地保护一些广告客户。解决的办法是广告部要把一些大的广告客户通告编
      辑部门,编辑记者在一般情况下要尽量规避,保护报社的利益,但这不是绝对的。
      如正常情况下发生了这种碰撞,不该批评我们的记者。
      
          采访者:你说过办好一张报纸三点最重要:政策管理、规模、人才。如果有一
      个很好的总编室主任,你肯每月给他多高的工资挖他到《信报》工作?还有广告部
      主任、发行部经理呢?
      
          崔恩卿:我不主张以单纯的高薪去吸引人,我的原则基本上是同工同酬,比照
      报社同一层次级别,不搞“议价高薪”,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何况我们现
      在的工资还有相当大的透明度,做不到议价,需要相对平衡。但会给你一个有诱惑
      力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适合你,你就来做,个人价值在这里是得到尊重的。
      
          采访者:你在北京青年报社时改变了“团报只报团”的思路,针对老百姓,将
      它办成一张都市报。到了北京娱乐信报社后又刻意将“北京娱乐”几个字做小,突
      出“信报”两字。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只有办都市报才有出路,而专业性报纸已经没
      有了生命力?
      
          崔恩卿:这是两个概念,专业报是追求行业权威,都市报是追求地域社会综合
      影响力。《信报》原来是一张《戏剧电影报》,是周报,是专业性报纸,它的影响
      力是在戏剧电影方面。我做《信报》是要把它做成一定规模,综合日报就是一个规
      模,这是一个出发点。我之所以要改造这张报纸,从文联角度出发,首先考虑的是
      规模化和产业化,使之能成为文联的一个文化产业、一个经济增长点,既要有社会
      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两点,就不是《戏剧电影报》所能承载得了的。
      综合日报是《信报》的归宿。把《戏剧电影报》放大,以大娱乐的形态出现,这只
      是一种过渡形式,本质是以娱乐新闻为特色的综合日报。“信”实际上就是信息,
      信誉、信念都是延伸。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边缘报纸创造了“两论”“三化”的经
      验,即报业经营论、报纸媒介论和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任何一种报纸想要靠
      市场力量运作,就必须符合这“两论”“三化”。
      
          采访者:《信报》只用两年多时间,不仅在内容上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
      在经营上达到了一定规模,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崔恩卿:《信报》倡导的是“四轮驱动”,即:新闻采编+ 发行+ 广告+ 社会
      活动四项并举。基本要领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发行抢点,就是巧干。要选择像地铁车站这样人员集中的点、可以看得见的点、
      可比拼的点,重点突击,然后扩展到城区主要的报摊,无效发行要严格控制。
      
          活动拉动也是一种巧干。报社不能光闷着头在那儿编报,要依托版面,适时推
      出大型活动来快速扩展报纸的影响力。2003年开春以来,我们开展了万名“的哥”
      免费大体检、万名读者植树、万名市民游京郊的“三万”活动,目的不是通过活动
      来挣钱,而是利用社会力量寻求合作双赢。这样社会公众对《信报》有感情了,没
      有订报的就有可能订你的报,即使不看你报的,也知道你的报。
      
          再一个巧干就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画龙点睛”是讲抓住重点和突出
      重点,“冲击有术”是讲认真策划和落实策划。例如,在新闻报道的选择上,不要
      平铺直叙,必须抓重点,有了突发性新闻,包括事件性新闻必须重拳出击。在活动
      的组织上也要体现这一要领。
      
          采访者:你称自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的“三不闲人”,同时给自己立
      下了不惟上、不惟下、不惟书的“三不准则”,请问,你在担任“北青报”十三年
      社长后被正式调离,是不是你坚持“不惟上”的结果?上级部门和领导认为你犯了
      哪些错误?
      
          崔恩卿:“不惟上”就是不惟上是从,一定要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要掂量自
      己执行的一些措施。“不惟下”就是不做群众的尾巴,一定要体现自己的意志。
      “不惟书”就是不要教条主义。“三不”的核心是要惟实,要务实,要从实际出发。
      
          我离开“北青报”直接原因是关于娃哈哈的报道。当时有一份“内参”,这个
      内参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坐在办公室里写的,信息来源是娃哈哈集团单方面的。内参
      内容很简单,标题是“北青报失实报道,娃哈哈无辜受牵连”,先给我们定了性,
      一张小报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北京市委准备对其改组,但经核查,“北青报”对
      娃哈哈事件的报道没有一个字失实,这样一搁就是两个月。
      
      
      
          直到当年8 月10日左右,台北的《中国时报》发了一条消息:“北京青年报社
      长被免职”。这条失实的消息最要害的是作了无端的政治猜测,第二天还被香港《
      明报》全文转载。这两篇报道传到北京市委,于是,市委常委会决定调北京日报一
      个副总编辑过来当社长。最终认定“娃哈哈事件”的错误是违反三令五申强调的地
      方媒体不要报道外地新闻的新闻纪律,把失实报道抹去了,我承担了这次“违纪”
      报道的法人责任,调离社长的岗位,总编辑“记过”,常务副总编“记大过”。现
      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
      
          离开“北青报”时,我说:“我无怨无悔。”这无怨无悔中体现的还是“独钓
      寒江雪”,我只是沧海一粟,改变不了大环境,我就不去改变;能改变小环境,我
      就发挥我的作用。
      
          采访者:据说当年你在“北青报”是以能写检查著称的。意识到某篇报道会犯
      “错误”时,你甚至会在前一天就把检查写好,等到批评下来,你的检查是交得最
      快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你一共写过多少份检查?
      
          崔恩卿:这是一个误传。我这个人很少写检查。我写的最长的一份检查就是关
      于“娃哈哈事件”的检查。这篇检查就是已收入《报业经营论》一书中的“1996年
      的述职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我不写检查不等于“北青报”不写检查,一般地,
      我们写检查的责任都是落在编辑部。一篇报道不合适,让你写检查,你就得写检查。
      回过头来看,《北京青年报》在发展过程中是以种种方式来回答来自上下左右的议
      论,但核心是《北京青年报》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走报业经营化和报纸市场化的
      发展方向没有变,也不能变。这样就出现了1993年的“新闻冲击波”,就出现了1993
      年以后的“众说纷纭北青报”现象。
      
          采访者:你现在对“北青报”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崔恩卿:我真希望“北青报”浓眉大眼的风格能够做些调整,它确实长大成人
      了,在标题上应更加给人以沉稳感,标题过大给人感觉比较水。如果“北青报”把
      标题再处理好,给人感觉会更规范,信息量也还可以增加,与新生的报纸拉开距离。
      现在是“北青报”发展最好的时候,调整好自己完全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人家说我
      有“北青报”情结,不愿说“北青报”的坏话,其实不是。
      
          采访者:在你看来,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已经进入最激烈的程度?你觉
      得现在的竞争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崔恩卿:目前京城报业市场的竞争仍属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
      1992年,《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出来,发行两万份就对零售市场起了很大震
      动,当然那时只有《北京晚报》和我们竞争。到了1998年,《北京晨报》出人意料,
      用了一千人的发行队伍,一出手就是十五万份,一下就把零售市场撬动了。到了2000
      年,北京报业市场仍相对平静,只有《北京青年报》、《晚报》,加上《晨报》,
      而且基本上算是一大家子。《信报》诞生也就是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形成激烈的市
      场竞争,直到《京华时报》出现,北京报业的竞争才开始激化起来,我当时的判断
      仍然是“竞争待发”,北京市场上真正的报业大战可能会在2005年以后爆发。
      
          当时《京华时报》融资规模达到四千万元,而《信报》只融到六百九十万元,
      实际上,《京华时报》和《信报》实际使用的启动资金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千万元左
      右。现在要在北京办报,门槛就更高了,达不到二十万份发行量,就进不了北京的
      报业市场,三年周期,你有两亿元的资金做保证,你的报纸才有希望。这就使大的
      传媒集团和大的外来资本有可能凭资金优势进入中国媒体,表现的形式不完全是在
      办报质量上,而是在发行和广告市场的争夺上。
      
          采访者:你觉得民间资本给中国报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信报》的股东
      既有广电集团,又有鲲鹏网,姜昆还担任了《信报》的名誉社长。如果我能给《信
      报》带来三千万元的资金,是不是也能有个名誉总编辑的头衔?
      
          崔恩卿:《信报》目前已不再“增资扩股”了,所以你想当名誉总编也就无缘
      了。在2000年以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那些民营资本投资的传媒几乎没有
      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报业里的人,他们没有把报业当作一项文化事业,他们
      仅仅把报业看成是一块肥肉,但又不懂得报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报业经营和赢利
      模式。报纸是综合的,必须形成综合的影响力才行。不像盖楼,你十个亿花光时,
      这座楼肯定是立在那儿了,哪怕是少卖点,早晚都能卖出去。报纸不行,第一天是
      一摞,第三百六十五天还是一摞,而且这一摞的特点是早晨上市有人抢,到了下午
      就成一堆废纸。它的收益只有靠影响力。他们不了解这个规律,看不见报纸的影响
      力,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民营资本绝大多数是大个体户,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
      素质,故多是近视眼,说的是着眼长远,实际上是只顾眼前利益,这是“投资无果”
      的真正原因。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但我们现在没有,即便有,这些投资者也不会
      用,也用不好。我们国家会编报的人多,但会管理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并不多。这
      就是民营资本投资报业的两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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