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我在寻找什么?(2)
      
          采访者:山西方面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采访会比较
      顺利,后来发现当地并不像咱们想像中那样表现得很神秘。
      
          采访者: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调动足够多人马去做这个报道,你是不是
      早就已经做了这些准备了?
      
          胡舒立:首先我们在香港的那个记者坚持做SARS报道。在北京,4 月1 号以后
      我们开始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做SARS报道。
      
          采访者:当时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报道?
      
          胡舒立:我们曾经在4 月20日前后想报道北京对SARS的确诊方法和真实的数据,
      但采访难度特别大,结果报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认为如果拿不到有说服力的事实
      ——疫情报告等,就干脆以采访日记的形式刊出,不主张没有依据的分析。总的来
      讲,以我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需要策划、也可以有许多表达的技
      巧,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用稿件还原新闻事实本身,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事实,把重
      要的新闻事实写清楚。
      
          采访者:我同意,这也跟《南方周末》早年的风格相一致。你们的SARS报道给
      人的感觉是采访特别扎实。
      
          胡舒立:《财经》一直主张扎实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当时做的每周调查中对
      医院情况的采写,就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长地问。我们
      要求每个医院最少采访四个人。比如人民医院,一定要找到院长、院方负责人,一
      定要找到最早接触首发病例的人,一定要接触护士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于
      稿件中采用第二手资料,或者用什么技巧、角度表达,这些方法我们也会,但这种
      方式对读者了解现实的贡献相对较小。《财经》一直培训记者坚定不移地去报道新
      闻,用事实说话。
      
          采访者:不少媒体在做负面报道时把握不好分寸。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些把握报
      道分寸的经验?
      
          胡舒立:经验谈不上,只是做法。我觉得一是要发现事实,二是要审时度势。
      应报道新闻性比较强、已经开始引起各方重视的问题。所以这还是一个对新闻价值
      判断的问题。比如说“基金黑幕”,我们是2000年10月刊登的,当时我们觉得中国
      证券市场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当然,媒体的报道可能会有所推动,就可
      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做财经报道来说,我觉得证券市场是中国最先进(公
      开、透明)的领域,尽管它充满了问题,但是它对许多问题都是承认的。
      
          采访者:你对于未来媒体的竞争怎么看?从前面的交谈中,我们看出你已经意
      识到了其他财经类媒体发展对《财经》造成的压力。
      
          胡舒立:未来的媒体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我们并不怕竞争,而且非常希
      望竞争。我觉得只有竞争才能使中国新闻事业有大的发展。从广东传媒的经验可以
      看出,即使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竞争仍能促进媒体更好地尽责工作。这是目前广东
      媒体不时有出色表现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我觉得竞争是
      一件好事情。
      
          第二,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很强的“小单位”进取心,一定要比别人强多少。
      也许这么说会让人失望。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反正我只是干我该干的
      事情。我很希望竞争,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起竞争,但如果别人比《财经》做得
      好或者比我做得好,只能使我感觉很愉快。
      
          其实做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做,如果特别投入太多的精
      力去关心市场的反应,别人如何想,是做不好报道的。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真正让我
      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
      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
      几十年,我想在中国肯定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
      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假如媒体对新闻的功能看不清楚,只是去取悦读者,而反映公众的声音、反映
      公众独立思考的意识不强,就不容易形成一种严肃的新闻价值观。我更关心的是怎
      么在这种竞争的格局当中、在更多的媒体成长中形成一种大家的价值共识。传媒必
      须通过充分的竞争,寻找到一种有价值共识的报道形式,它既不是单纯的官方说法
      也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商业化。它还应该促进一些所谓严肃性的新闻价值共识的
      形成。
      
          采访者:你希望有这种共识,但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胡舒立:我个人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共识中实现。
      
          采访者:你的意思是只想成为精神领袖或者是精神的先导,你不希望在物质世
      界取得一些成功吗?
      
          胡舒立:我不可能算什么精神领袖,我就是喜欢当记者,写稿子,当主编都嫌
      麻烦。
      
          采访者:你用二十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舒立:我特别不爱当主编,我觉得麻烦死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写稿子,我就
      是记者出身,后来我不幸也当了所谓的“官”,在工人日报、工商时报都担任部门
      负责人。但我特别喜欢当记者,到处采访长见识挺好玩,也可以有时间独立思考。
      
      
      
          采访者:你是否觉得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梦?
      
          胡舒立:我在寻找一个新闻平台,让我可以比较幸福地当记者。起初我学新闻
      的时候,并不一定喜欢做新闻,但是毕业以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只能干
      新闻,干别的还得重新学习,挺麻烦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
      时候有一些选题自己特别想报道却又不能见报,而且没有好编辑来指导。
      
          另一方面我通过对西方新闻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认为新闻应该
      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客观事实。如果记者有立场也只能通过评论去表现。
      
          我记得一位著名的记者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你先写一个东西影响了十三亿
      人再说,没有一个市场比这个市场更好了,有十三亿的人可以先读你的东西。只有
      中国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我们。”我后来就开始坚定地做记者,职责也很明确,
      就是给十三亿人看。我这个人确实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的想法,比方说想拥有一个报
      纸之类的。大家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想的不一样,我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
      随意的人,我就是希望在中国按照我理解的新闻观念干新闻——把事实说清楚,同
      时表达一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说,我的判断是自己的而不是受利益牵扯的。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写稿子投给各家报纸发表,这样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写新闻,但这种新闻不够集中。在中国新闻界摸爬滚打若干年以后,我意识到中
      国这个地方是值得干新闻的,而且读者们非常需要它。我所说的新闻是指严肃新闻。
      后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证明,干新闻在中国是可行的、是有意义的。我的
      目标定得比较实际,觉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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