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来信(3)
      
          五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
      ——在并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袁公
      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辞官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应该并无任何夸
      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劝阻,
      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
      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
      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
      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亲无人奉养什么的,紧接着又声称自己身患重症,
      并且已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说情,乞求吏部恩准。
      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惜以身试法,租用车辆将妻儿奴仆提前载走,向上司发出最
      后通牒,扬言再不批复,就将弃官出走。从他先后摆出的这些破釜沉舟、形同拼命
      的架式来看,可以想象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已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我
      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可怜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
      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
      的叫苦连天的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
      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驱,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
      弱柳。每照须眉;  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
      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龙司理
      
          “作令若啖瓜,渐人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
      矣。”
      
          ——致湘谭知县何起升
      
          “弟近日宦情,比前会兄时,尤觉灰冷。已谋一长守丘壑计,掷却乌纱,作世
      间大自在人矣。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多少光景,一朝到手,滋味
      反俭于书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尽,作官之味,
      亦若此耳。”
      
          ——致李维标典簿
      
          “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
      令,文雅都尽。人苦令邪? 抑令苦人邪? ”
      
          ——致安福知县杨适筠
      
          “谁不乐作官?弟有至情万不得已者,虽为亦无味耳。食无味,儿女子皆知吐
      之,官无味而不知吐,必且呕哕随之,至今身命俱丧无后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
      箭既离弦,无返回势,幸时察”。
      
          ——致吴县徐琴函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
      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
      苦哉!夺哉!”
      
          ——致丘长孺
      
          六
      
      
      
          有些时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里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在文字背后侥幸找到更
      多的发现。任何或多或少影响后来文学进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显得不同凡响。
      我们此刻面前的这些书信是明代散文的杰出部分,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怀疑。尽管如
      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可怜巴巴的陈述,将他所谓的看破红尘与公元二世纪的贤者
      陶渊明等同起来,仍将被证明不免过于天真与轻率。从表面看,性情萧散不耐政事
      繁杂似乎是袁下决心挂冠归隐的惟一理由,但通过对他个人全集的详尽阅读,我发
      现私底下却仍然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比如当时县城里有关他艳事的谣诼,其
      时发生的“花山讼案”中与上司、同事因处理意见相左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向维
      护他的苏州知府孙成泰的突然去职,其中尤以平日夸夸其谈无意中得罪当地名闻天
      下的文学泰斗王百谷张幼于一事最为势恶境迫。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一封
      致从前的受业恩师王以明的信中,袁扬言“吴中人无语我性命( 佛学) 者,求以明
      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 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
      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 油人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学生
      给老师戴戴高帽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坏就坏在不该拿自己治下的文艺界的同志来垫
      背。此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以后,在当地士林立刻激发了普遍的愤怒。而王张二人
      作为苏州士林的领袖人物,自然很难让他们在这样的轻慢与羞辱面前保持沉默。除
      先后来信严词相责以外,暗地里很有可能还动用了各自的政治关系进行回击和发难。
      可以想象如此险恶情势下袁的尴尬与窘迫。其间答友朋书中自然牢骚满腹,一会儿
      称:“楚人仕吴者若云,独弟以不才,为鬼神所罚。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过丘
      积,眈眈虎视,谁能厚我者”“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
      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
      “一切文字,皆戏笔耳,岂真与文士角雌较雄邪? 至于性命之学,则真觉此念真切,
      毋论吴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无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复从而拨之,可笑哉”等
      等,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但从他后来及时给张幼于(献翼) 写了封一千字的长
      信辨白解释,同时主动与王百谷( 樨登) 修好,继续保持往来这些事实来看,采取
      的应该还是相当理智、低调、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不管怎么样,在原本已经为政
      务忙得晕头转向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倒霉事儿,犹如勉强维持住平衡的生活的天平,
      突然又一下子失重,并最终向背离现实的一端加速倾斜过去。在吴县的知县生涯看
      来已使袁彻底心灰意冷,为此他在连写七封辞呈不见批复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落水
      者或遇难船只的姿态、向自己的朋友兼上司苏州推官朱一理发出最后的紧急呼救信
      号:“走病实不堪劳,劳则发动,性命敢作儿戏乎? 数日内闻赴阎王之招者数人,
      王子声死,李丹阳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万惟从臾令得早离任为幸。与明公
      交沥肝胆,若重官而轻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恳切! 恳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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