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前沿报道

背后的背后（四） 3 黑幕终究掩盖不了血的事实 “6 ·22”特大爆炸事故联合调查组的有关专家对记者说，事实上，虽然矿主和工头逃匿造成调查的难度增大，但这起事故调查要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并不太困难，因为群众举报的情况，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都不难见到，现场的诸多细节、记者调查到的许多情况也提供了相当多的线索，只要深入、认真地调查，就会逐步揭开事故的黑幕。 6 月28日，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在看到网上关于此次事故的有关消息后，立即向忻州市委市政府做出批示，指出“网上信息远比报告反映的问题严重得多，也具体多，应对此高度重视……千万不能隐瞒，对隐瞒者严惩”。同一天，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一行赶赴繁峙实地调查。一个包括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庞大事故调查协调领导组也在6 月29日凌晨成立，将此次仅“死亡2 人”的事故按“重特大事故”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总工程师王富江一行4 人于29日凌晨4 点半赶到繁峙；国家安监局安监一司副司长周彬一行3 人也在星夜赶往事故现场的途中。 6 月29日当天，山西省“6 ·22”事故调查协调领导组透露，至少有3 人在事故中死亡。在事故发生长达一个星期后，终于更新了此前的调查结果。事故调查开始取得突破。 6 月30日，事故发生8 天后，“死不见尸”的遇难者终于被找到一部分，14具 “6 ·22”事故中的遇难者尸体被发现。被隐瞒的特大矿难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加上此前知道的两位遇难者，遇难人数已达16人。记者当天下午在距事故矿发生地10公里左右的繁峙县金山堡乡下浪涧村看到， 6具尸体被分作两堆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外面用尼龙袋堵住了洞口。而在另一处同样距事故矿发生地10公里处——繁峙县柏家庄乡的路边山沟里，埋着8 具尸体。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则是焚烧过后的骨灰。 7 月1 日凌晨，警方又从离事故矿往南方向10公里左右处、砂河镇金山铺村北山山崖下的4 处地方挖出20具被草草掩埋的遇难者尸体。当天下午，警方又在距事故矿1 公里处的义兴寨村西南一废井内，找到1 具遇难者尸体。至此，连同在医院的两具尸体，事故死亡人数已确认为37人。我们不能说矿难频发，是缺乏相关规定。相反的是，各种政策和法规难以落到实处。分析已经被媒体曝光的矿难事故，不难看出，凡是有重大矿难发生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官员多半难辞其咎。一方面，他们普遍存在渎职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他们与矿主往往“同气连枝”、利益相关，他们直接纵容了各种违章开采的进行，他们包庇了矿主的非法作业，一旦事故发生，他们又动用手中的权力遮掩事实真相。说得难听一点，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那些矿主在权力机关的代言人。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裙带关系”，那些基层官员当然会把省委书记的话当做耳边风，把红头文件看做官样文章，把拉网检查当做走过场，于是也就埋下了事故的隐患。在凡是存在着地方官员与矿主的“脉脉温情”的地区，不是会不会发生矿难的问题，而是矿难何时发生、会不会被媒体披露的问题。当地政府官员的腐败，地方政府受到了“资本权力”的可怕侵蚀，才是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灾难过后，总有相似的现象出现。广西南丹矿难，当地政府其实已经成为黎东明之流的保护伞和代言人！而眼前山西繁峙县政府也是由于“轻信口供”，做出了“死亡2 人”的轻描淡写的结论。这种看似无意的遮掩之后，是不是也有 “资本权力”运作的嫌疑呢？相信随着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深入调查，繁峙县一些当地官员的违法行为也会逐渐浮出水面。可怕的利益共同体转眼间，震惊中外的南丹特大事故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尽管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逝去的灵魂也得到了抚慰，但“南丹事故”并没有从根本上绝迹，江西万载烟花爆炸事故、山西富源矿难、繁峙金矿事故等，对事故的真相、特别是对死亡人数的多少依然是百般遮掩、隐瞒不报。而且比隐瞒事故真相更让人揪心的事横在人们面前。事故是可怕的，比事故更可怕的是一些人的麻木——推诿扯皮、隐瞒真相、助纣为虐…… 毋庸讳言，地下事故“私下处理”在过去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助长了一些小煤窑、小矿山非法开工、隐瞒事故之风的蔓延。有了这个“瞒报事故的成功经验”，矿主似乎可以少付赔偿金，逃避法律的制裁；政府部门可以免担事故的责任。死一两个人隐瞒成功了，死10个20个又何妨？曝光频仍的“隐瞒事故的事例”，也暴露出一些基层政府和执法部门管理上的严重失职。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鼠同眠？透过表层的现象，看更深的本质——灾难性安全事故是建立在非法经营与操作的“地下经济”基础之上的。“地下经济”的危害在于它与腐败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它是疏通个别官员获得默许的非法经营，未能列入政府的有效管理与控制之下，是经济良性发展及生产安全之最大隐患。“地下经济”流失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税收，更残酷的是它时常流失无辜劳动者的生命。非法采矿是“地下经济”在基层最普遍的表现方式。它的存在致使“繁荣”背后必生罪恶。说一句“不要带血的煤”容易，但彻底铲除“地下经济”泛滥的土壤又何其难 !首先一条，有政府管理机制上的成因。地方政府官员为彰显“政绩”，必造势“繁荣经济”，地下经济的假繁荣便不可或缺。且无论当地政府还是官员个人，都有 “经费不足”的忧虑，这个地下经济的“上贡”便成为弥补“不足”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即使是有证之“合法开采”，也往往是只收费不管理的，何谈规范与安全呢？一旦当地政府官员与“地下经济”的矿主们达成“利益共同体”，那么，即使是看在眼里的罪恶，“管理者”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产”任由他了。不打破这种“利益共同体”，矿主的“无证”可变“有证”，“非法”可变“合法”，这一切因为有了坚强后盾可在瞬间完成。故此，哪怕是那些大肆“合法”开采的矿井，就能担保不使劳动者的生命谈笑间化为乌有吗？瞒报事故屡屡发生，这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出了问题。一般来说，事故发生之后，当事人之所以想瞒报，是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好处，而且有可能瞒报成功。而瞒报成功无疑需要地方官员的权力庇护，只有依靠权力，才能抑制受害者的声音，才能阻止媒体和舆论的曝光举动。官员为什么愿意并且常常尽力庇护呢？就许多地方官员而言，他们和企业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这些企业能平安地生存下来，不仅可以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塑造自己的政绩，甚至可以谋取自己的私利或保证自己的私利不受损失。如果不去庇护，一旦事故曝光，很多官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前途都会受损。在这种意义上，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双方的合谋实际上制造了瞒报事故的潜机制。因此，瞒报成功离不开权力的庇护，而瞒报成风则反映了钱权交易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的存在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治理体制已经出现问题。这种体制不仅不能保证信息畅通，特别是不能保证真实信息畅通，而且难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社会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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