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
      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
      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
      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
      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
      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
      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
      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
      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
      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
      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
      上要卖到30两银子,1 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
      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 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
      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
      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
      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 年,就拿
      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
      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 万两。《字林西报》还在
      这年的1 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
      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
      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
      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
      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
      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
      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
      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
      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
      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
      (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
      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
      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
      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
      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
      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
      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
      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
      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
      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 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
      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
      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
      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
      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
      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
      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
      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 台,刨床、钻床、开齿机、
      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
      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 台,其他各种机
      器135 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 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
      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
      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
      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
      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
      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 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
      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
      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
      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
      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
      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
      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
      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
      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
      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
      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
      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
      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
      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
      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
      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
      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
      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
      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
      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
      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
      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
      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
      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
      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
      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
      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
      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
      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
      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
      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
      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
      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
      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
      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
      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
      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他们的权利无异断了他们
      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长远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员们的现在利益。而皇家是
      靠官员们进行统治,因此,注定不能实行彻底改革,只能是改良。李鸿章的洋务运
      动根本不敢涉及官制和政体就是这个原因,李鸿章的悲哀在于明知这些不符合中国
      的长远利益,但是现在还只能如此,这也是中国的悲哀,这是道路选择错误的代价,
      中国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开车的人尽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是最终不
      免让坐车的饱受颠簸之苦,最终还是要翻车。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之后,
      人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重蹈覆辙。当然,这就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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