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桌在哪里

　　　　　　　　　　　　“中不中，我都想试试！” 　　如果说，二十六年前，安徽省小岗村二十一个庄稼汉，最先扛起“包产到户” 的旗帜，创造了中国农村神话般奇迹的话；那么，十二年前——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从中原大地走来的民办教师张保贵，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样是创造了一种奇迹。　　这也是一个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人。　　张保贵老家在河南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家乡给予他的是贫困多于富裕，辛酸多于欢乐。一九七八年高考落榜，他回村小当了民办教师。像所有民办教师那平淡而又清贫的故事一样，张保贵是从每月五元工资教起，九元、十六元、三十元…… 直到他进北京前，还不到一百五十元。就这么点工资，还经常不能兑现，还经常给打白条。　　尽管他也像李素梅一样，期盼着能转为公办，但他清楚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那时侯，已经有许多固始老乡，在北京靠收废品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发了小财。张保贵常想，那些普通的农民都敢于出去闯天下，我毕竟还读了几年书，干吗非得困在自己的家门口？　　一九九三年七月，同村一个也在北京收废品的老乡，把自己的孩子从北京送了回来，准备让他下学期在村小上学。张保贵觉得挺纳闷，北京有那么多的学校，条件又好，为什么还回老家找学校上？老乡告诉他，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要交借读费、赞助费，一般人根本上不起。　　“咱们固始老乡在北京住的集中不集中？”张保贵问。　　老乡说：“主要在海淀区一带，还是挺集中的。” 　　“如果有人在那里办所小学，专门收咱们老乡的孩子，你说能招到学生吗？” 　　“只要学费不高，我看肯定能招到。” 　　暑假，张保贵悄悄去了趟北京。先在玉泉路田村转了转；又去四季青乡北坞村、厢红旗看了看；最后，到了东升乡八家村。这儿，来自河南固始的老乡最多。　　八家村当时是北京废品集散地之一，在这里搞经营的一多半是固始人。他们分工明确，有专收废钢铁和废塑料的，也有专收纸品和玻璃瓶的。已经成专业化和规模化。张保贵从心眼儿里佩服自己的乡亲们，这些往日在老家老实巴交的泥巴腿，如今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竞技场上，凭着自己的吃苦和智慧，靠收集废品，竟然做出这么大的业绩。　　老乡们知道他是一名教师，同他谈的最多的是子女们在北京就学难的问题。　　张保贵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是在这里办所小学怎么样？” 　　老乡们说：那咋不中？　　张保贵这几天已经初步拿定主意了：人家可以在北京收废品，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办学校？他算了算，即便收三十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收费二百元，也就能混口饭吃了，经济收入怎么也比在村小教民办强。　　办学校得需要有教室，他找到废品市场管理员，说自己想在这里办所小学，专门招收外地来京打工者的子女，解决他们就学难的问题。管理员一听，连声说： “好啊好啊，这是善事啊！我看你们有些老乡孩子不小了，还没地方上学，就觉得这不是长久的事儿。”当场定下租给他两间小平房。　　张保贵回到家后，先是同妻子张大珍商量，妻子知道他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是很难再改变他的主意的，但她又有些担忧：“你一个人，在北京那么个大地界办学，中吗？” 　　张保贵说：“中不中，我都想试试！” 　　第二天，张保贵便给村小写了辞职报告。　　八月下旬，张保贵又来到八家村。　　想办学校，最关键的还得有生源，尽管几个认识的老乡表示要把孩子送来，那还不够，他便在市场门口贴了张小广告：招生启事本人张保贵，现年三十六岁，原为河南固始县乡村教师。现进京，拟在本市场开办一小学，本学期先招收一、二年级学生数名。即日起（三天），本人每天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均在本广告旁恭候，有意者欢迎前来接洽。　　三天，张保贵招了十二名学生，加上熟悉的老乡送来的六名，一共是十八名。尽管没有达到意想中的招三十名学生的计划，但他依然很满意，万事开头难嘛！　　收费既便宜又灵活，每学期二百元，有的家长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先交一半中不中，张保贵说中；有的家长提出按月平均交，每月交四十元，中不中，张保贵也答应。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八家私立小学”正式开学。　　这便是后来公认的北京市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张保贵既是校长，又是唯一的一名教师。至今仍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哪儿有卖国旗的，所以，开学时没有举行升旗仪式。也没有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第一节课，站在讲台（实际上没有什么讲台）前，面对十八名学生，张保贵有些百感交集。他知道自己已经翻开了新生活的第一页。　　有些家长要起早出去做生意，每天清晨六点多，就把孩子送来了。而有的家长忙得顾不过来，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来接孩子。　　张保贵买了只蜂窝煤炉子，自己做饭吃。河南人喜欢吃面食，也为了省事，他经常是一日三餐都下面条。　　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两名学生。　　过了一个月，又来了四名学生。　　都是来插班的，有的学生家长刚到北京打工，把孩子也带来了；有的学生原在其他区上学，家长转到这一带做生意，把孩子也转来了。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季开学时，来报名的学生达到六十多人。一个人显然是忙不过来了，张保贵赶紧让妻子来帮忙（妻子原来也教过几年民办），又从老家聘了一位高中生。　　秋季，学生增加到一百三十名，人手不够用了，教室也不够用。又招聘了两个教师，又从市场租来了三间平房。学生也分成五个级段五个班。　　那些日子，张保贵的心中常常会涌起一种满足感，原来他是抱着混口饭吃的想法来到北京的，没想到学校办起来了，发展还这么快，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那个村小了。而且，还为这么多的民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张校长，多亏了你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张校长，没有你，我这孩子还在外头野呢！”每天，他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发之内心的感激的话。　　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猛增到二百一十人，市场专门为学校围了个简易小院。张保贵又招聘了五位教师，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国庆节前，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和三个联防队员来到学校。　　警察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张保贵？谁让你在这里办学校的？” 　　张保贵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是我自己在这里办的学校，不过，也是民工们的需要。” 　　“你在这里办学有批文吗？” 　　“要什么样的批文？” 　　警察说：“最起码应该要有教育部门的批文。” 　　张保贵如实回答：“教育部门的批文我暂时还没有。” 　　警察说：“没有批文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吧，限你十天时间拿到批文，否则，学校必须关门。” 　　趁着国庆节放假疟９蠹泵Ω匣乩霞遥业较亟逃郑底约涸诒本┌炝怂 蛞椎难＃Ｍ芨龈鲋っ鳌Ｏ亟逃值雇νㄈ冢戳苏胖っ鳎っ魉 丛惫淌Γ⑼馑诒本┌煅А？过了国庆节，警察又来了，张保贵连忙把证明递过去，警察一看，说：“你老家一个小小的县教育局，有什么权利批准你在北京办学？不行，必须是北京市教育部门的批文。” 　　警察走时，把教室给封了。　　张保贵赶忙去找人，送礼，疏通关系，但谁也不敢做主。人家说了，你要是个大老板，办所贵族学校；或者是社会名流，办所什么艺术学校，也好找个名目。你这个打工子弟学校，算是什么事儿？别说没见过，就连听都没听说过，谁敢给你下发批文？　　教室仍被警察封着。可家长每天都把学生送来，送来也上不了课，张保贵只能让老师做工作，再让学生回家。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再拖下去肯定不行，把学生学业耽误了不说，家长们也拖不起。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张保贵，只好召集家长会，实话实说，看来这学校是办不下去了，把学费退给大家，请大家自找门路。　　张保贵话音刚落，家长们不干了，有的说，我们要是有门路，谁还到你这里上学；有的说，现在什么事不都兴开后门吗，你去开开后门嘛，需要多少钱，大家摊派都没意见…… 　　张保贵苦笑着说：“我要是能开到后门，还把大家招来干吗？” 　　有的开始骂街了，公办学校漫天要价上不起，我们自己办学校又不行，你北京市存心让我们这些农民的后代成为文盲？　　有的提议找警察论理去。　　这时，一位光山县的老乡，说自己在离这儿不远的清河四街种菜，那里有个空闲着的大仓库，当教室没问题，跟人家好好说说，兴许能中。　　第二天，光山老乡带张保贵到了四街仓库。那个仓库原来是存放粮食的，这几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空着。人家问，你们学校在八家村呆得好好的，干吗要搬到我们这里？张保贵找了个借口，说学生增加了，教室不够用。人家见是个学校，租用一下就租用一下吧，收了点管理费，痛快答应了。　　当夜，来了些热心肠的学生家长，用三轮车、平板车，把一批破桌子、烂椅子拉到了四街仓库。　　每天清晨，学生们在老地方集合，由老师们护送到四街仓库，虽然只有三里路，但要绕过一个煤厂，穿过一片树林，风里来雨里去，也够辛苦的。学校准备了开水，学生们中午只能吃方便面。　　快放寒假时，张保贵准备给仓库交下学期的租金，人家说下学期不租了。问为什么，人家说原来不知道你们是被八家撵到我们这儿的，八家不让你们办学，你们也别在我们这儿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张保贵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同意。　　正好八家村盖了一批出租给民工的房子，有一部分没租出去，张保贵又回过头来求村领导。农村的事情说复杂是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村领导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租了，又痛快地答应了。　　一九九七年农历正月十六，开学时，张保贵带领学生重返八家村。　　新书发下没几天，北京电视台专题部来了两位记者，说要作个专题报道。张保贵怕遇到假记者，便问作报道要不要收钱，记者说一分钱也不收。他想，只要不收钱，你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好了。　　这边正在拍着，派出所的警察闻讯又赶来了。将张保贵和两位记者叫到村部，分别进行询问。当时，张保贵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这回是彻底完蛋了，上次把你撵走，你又回来，还把电视台记者给请来，你这不自找吗？没想到，两位记者出来后，对他说：“没事儿，别害怕。我们跟他们说了，农民工自己办学校，解决子女上学难问题是件好事，政府没有规定说不让办嘛！你们挺不容易的，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支持。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张保贵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口一个“感谢”。　　真像两位记者说的那样，没有干扰，太太平平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秋季开学时，八家一带突然冒出了新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叫张北劳务子弟育英学校，是河北张北县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京豫希望小学，是河南光山县一位民办老师办的；还有一所叫中原子弟小学，是张保贵的一位固原收废品的老乡，挣了钱后投资的。　　加上张保贵的一所，整个八家的四打工子女学校，一共有学生近千人。　　张保贵有时也想，如果没有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得有一大部分要失学吗？不要国家一分钱，既为进城农民工解决了困难，也为国家分担了负担，打工子弟学校有什么不好？　　一九九八年秋季，村里以学校太多，秩序太乱，管理不过来为理由，将其他三所学校撵走，只留张保贵一所。而他这所也采取与村里联办的性质，由村里提供新校舍，每个学生每个学期给村里交二百元，作为管理费。学校也改名为北京社会小学。这一学期，学校一下招到八百名学生，教师队伍也扩大到二十四人。张保贵的事业达到高峰。　　北京申奥成功，新校舍被规划为绿化带，二00二年学校又搬了一回。　　二00四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我前往八家村采访。张保贵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校的详细地址。他说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往北有个垃圾场，一根电杆上钉着一块“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往西不远即到。　　我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在垃圾场边上转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有什么“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后来才发现，是两辆运垃圾的大卡车把学校的牌子给挡住了。　　学校建在一片简易民工房的旁边，四排低矮的教室。唯一显眼的是小操场中央旗杆上的那面国旗，迎着初冬的寒风在猎猎飘扬。　　谈及十年办学经历，张保贵感慨万千。　　作为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全校学生只有五百人。张保贵告诉我，如果不是老折腾，老搬迁，八家这一带完全可以招到两千名学生，那规模就不一样了。　　酸甜苦辣，十年艰辛。张保贵说，最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谁都可以管你，谁都拿你不当人。学校被查封了，眼里含着泪水，还得跟人陪笑脸。那时候，甚至想过：你再封我学校，我就把学生带到天安门前上课。让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办学错在哪里？　　我问张保贵：“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经办人，你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赢利问题，还是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张保贵说：“十年前，我选择来北京办学，当然是要先算经济帐。起码得解决生活问题，得要比当民办教师强。但是，学校一旦办起来，你就不能整天考虑赚钱不赚钱了。人家把孩子送来，你得保证他们完成基本的学业，你得管理好，得保证不出事，特别是安全问题。这些年，我整天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学生出点什么事。有人本来就要收拾你，真出事，你还不是自投罗网？如果说赚钱，我们县许多老乡靠收废品都发了财。有些乡亲劝我：”跟我们收废品，保证比你办学校强。 ‘“ 　　“那这十年，你赚到钱了吗？” 　　“怎么说呢？只能说赚到些小钱；而且，一学期算下来只要略有赢利，又都滚到办学上了。” 　　我又问：“作为北京市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 　　“这个不像是田径比赛，有个第一、第二之分，”张保贵说：“我觉得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不容易，都经历过一番磨难。有的被查封了一次又一次，像易本耀校长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像张歌真校长办的明圆学校，等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当然，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都把办校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为了赚钱。” 　　“你想过将来吗？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眼前，我觉得先要拿到办学许可证，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有一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拿到了。现在，我最忧虑的是，听说整个后八家的土地已经被清华大学征用了，不知道哪天又要我们搬迁。一想到搬迁我就睡不着觉，我们经不起这种折腾啊！” 　　结束采访后，张保贵把我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他指着高高的塔吊告诉我：那里就是“八家私立小学”的旧址。　　这时候，我看见张保贵的眼眶里盈动着泪水……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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