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桌在哪里

　　　　　　　　　　　　　　　　遭遇查封　　还记得前文讲述的李素梅创办窝棚学校的故事吗？　　到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潭桃荒窝棚棚小学竟然扩展到五十二名学生。李素梅慌了，自己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下学期，该怎么办？　　她只好向还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求援。　　易本耀是李素梅的同班同学，八0 、八一、八二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那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不甘心，还想让他再考，他说再考就疯了。八二年冬季应征入伍，当了三年坦克兵，八六年退伍回乡，被安置在乡粮管所当粮管员。“民以食为天”，粮管员本来也是个好差事，但国家实行新的粮食政策以后，粮管所一下成了个可有可无的单位。　　一九九五年十月，易本耀向单位递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北上京城，正式加盟妻子的窝棚学校。　　易本耀没当过老师，他觉得教算术要容易一些，便承担了三个班的算术课，加上全部学生的思想品德课和体育课。　　一个当过坦克兵的男人，带着一群孩子在菜地出操跑步，易本耀觉得有几分滑稽和尴尬。　　好在窝棚离居民点有一公里地，天高皇帝远，没人知晓，也没人干扰。　　一九九六年八月，新学期快开学时，易本耀对李素梅说：“既然咱们要在这里办学，就把它当作一件事业来办，索性搞得正规一些，规模搞大一些。我的意思，下学期多招些学生，再聘两个老师。”李素梅表示同意。　　一所学校，总得有个名字吧。夫妻俩想了好几个名字，像“希望学校”啊， “爱心小学”啊，都觉得不是十分准确。最后，易本耀说：“我们招收的都是打工者的子弟，索性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他们在农贸市场贴了张小广告，大概意思是：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想上学，请到五棵松灰膏厂东北角的打工子弟学校报名。本校同时招聘小学老师。　　来报名的学生达到一百零三名。　　还来了两位应聘者，湖北一位退休校长，在首钢女儿家度晚年，看见小广告，找来了；海军万寿路干休所一位离休干部，也来了。他们都表示可以义务教学，易本耀说，工资不高，义务不行，每人每月五百元。　　易本耀又让老乡帮忙建了两个窝棚，并写了块“打工子弟学校”的木牌子，挂了起来。　　这之前，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的牵针引线，先是北京电视台对学校作了报道，后来，又来了几家媒体，呼吁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要给予关注。　　易本耀很想让学校有个正规名目，便跑到海淀区教委，问能不能将自己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批准为正式小学。教委的答复是，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级有关部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等以后有了相关政策再说。你们既然把学校办起来了，就先这么着吧，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注意学生的安全，绝对不能出事。　　学校刚开学半个月，那天下午放学后，来了几位城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是这片菜地被征用了，准备开发建一个什么市场，限令一个星期之内，将学校迁走。　　这该怎么办？　　易本耀说：“我们好不容易刚刚把学校办起来，你让我们迁走，往哪迁？” 　　来人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们自己不迁走，到时候，我们派人将窝棚拆除。” 　　易本耀、李素梅两口子，心急火燎。你自己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连个主管部门都没有，你想反映情况都找不到门。　　拆除窝棚那个场景，让人惨不忍睹。学生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一些闻讯赶来的家长也跟着哭。连当过坦克兵的自以为心肠很硬的易本耀，悄悄站在一旁，两眼直泛泪花。　　学校宣布停课一周。易本耀两口子开始四处找地方。还算不错，沙窝村有个闲置的木器加工厂，同意他们租用。　　九月二十八日，学校在沙窝村恢复上课。　　易本耀没顾上歇口气，下午两点，万寿路派出所沙窝片警带着几个联防队员来了。　　片警问：“你们从哪来的？” 　　易本耀答：“原来在五棵松那边。” 　　“为什么不在五棵松呆了？” 　　“那块地被征用了，人家要求学校迁走。” 　　片警又问：“有北京市教育部门批准办学的手续吗？” 　　易本耀哪拿得出什么手续来。　　片警的态度马上变得强硬起来：“没有手续就属于非法办学，学校必须立即关门。” 　　学校再次停课。　　连遭打击，易本耀心灰意懒，这算什么事？干吗非得遭这个罪？这年头，干什么还不能混口饭吃？他对李素梅说：“关门吧，这学校咱们不办了，咱们也跟老乡收废品去！” 　　李素梅迟疑了片刻，说：“我也不想操这份心了……可是，学校一关门，这些孩子怎么办？” 　　一想到学校一停办，一百多名学生必将陷入失学的困境，夫妇俩又于心不忍了 …… 　　国庆节长假，易本耀的情绪坏到极点。那天中午，他经过翠微路口时，被一个蹲在路旁的算命的一把拉住。　　易本耀问：“你要干什么？” 　　算命的说：“我看兄弟你一脸苦相，将有大难降临。兄弟我能帮你消灾除难，你先算一卦好吗？” 　　易本耀苦笑着说：“兄弟，实话告诉你，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我的难题啊！” 　　两人正说着，派出所那个片警正好从身旁经过，见易本耀和算命的扯在一起，有些奇怪：“怎么啦，老易？你想算命？” 　　易本耀沮丧地说：“我这个苦命，还有什么可算的？” 　　片警劝道：“你不要说气话，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上头不让你办，懂吗？起码，你别在我们这一带办，给我们找麻烦。” 　　“……起码，你别在我们这一带办，给我们找麻烦。”片警离去后，易本耀还在琢磨他话中的含义。终于，他琢磨点味道出来了，这不是暗暗在提醒你，只要你把学校搬走，你愿意在哪办在哪办…… 　　回到家，他对李素梅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走，再找地方去！” 　　一位学生家长提供了一个“情报”，玉渊潭煤厂有空闲的地方。他们跑去一看，果然有几间闲置的空房子。煤厂听说他们要租房子，十分热情，这些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了，现在能租出去，有些收益，对方自然高兴。　　十月六日，学校又开始在玉渊潭煤厂复课。　　这才刚刚过了十天的太平日子，十月十六日上午，恩济庄派出所的片警找上门来了。也是要办学批准手续，易本耀说没有；片警说，没有就属于非法办学。限期一星期搬走，否则，后果自负。　　片警走后，易本耀是又气又急。好啊，到哪儿都是“围追堵截”，差不多都快成了丧家之犬了。　　这回不跑了，你有再大的本事，难道还能跑脱警察的手掌？你跑到哪儿也都是一个“死”？易本耀越想越生气，他把这一段的经历整理了一份材料，送到海淀区政府和教委，他壮着胆子责问：为农民工子弟办学何罪之有？帮助政府分忧解愁何罪之有？　　第三天，一辆小轿车在煤厂前停下，车上下来两位老人。经介绍，一位是原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一位是《华声月报》社社长、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　　易本耀有些不明白，问了声：“你们怎么来了？” 　　范东生说：“前些日子，电视报道了你们学校的情况，方老就约我一起来看看。事情一多，一直拖到今天。你这儿还挺难找的。” 　　方明说：“易校长，你们干的不错啊！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办了这所学校，解决了这么多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我知道，现在农民工的子女，在城里就学难着呢！” 　　范东生拿出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说是一位姓任的旅美老华侨，看了有关打工子弟学校的报道后，十分感动，专门委托他转捐的。　　易本耀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不过，他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实情：“方老，范老，我们这所学校马上就生存不下去了。” 　　“哦，为什么？”方明问。　　易本耀一五一十将这些日子的苦水倒了出来。　　方明皱着双眉，说：“不象话嘛！他们这么挤兑你们，说穿了是怕你们在他们管辖的地界上出点什么事，怕担责任……但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替农民工想想，这些孩子上学有多难！” 　　方明和范东生商量了一下，又对易本耀说：“这样吧，你把你写的材料给我们一份，我们去找找区里。” 　　还是两位老人影响大，第二天，区政府外来人员办公室主任亲自找上门来了，了解完情况后，同意学校一边上课，一边办审批手续。派出所也传出话来，课可以继续上，但正式手续一定要争取早日拿到。　　按易本耀的话说，这算是暂时“死里逃生”。　　刚刚松口气，煤厂又闹起了别扭，说房子另有用处，下学期无论如何租不了了。易本耀心里明白，肯定是有人暗中给煤厂施加压力了。　　寒假后，打工子弟学校再一次被迫转移…… 　　一九九八年三月，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颁发关于《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通知。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流入地人民政府应为流动儿童少年创造条件，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经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办学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积极扶持。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 　　易本耀觉得机会来了，将学校改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再一次向海淀区教委，申报正式办学资格。教委的答复是上级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让再等等。　　就在这种等待之中，学校的规模却被迫一再扩大。　　一九九八年秋季开学时，报名的学生达到八百人，学校不得不作出停止招生的决定。　　但是，每天找上门来的家长依然络绎不绝，有的家长晚上还提着鸡、鸭、鱼、肉，到易本耀家送礼，非要他答应收下自己的孩子。有个摆修鞋摊的妇女，是个残疾人，自己带了个九岁女儿，说公办学校上不起，你们学校要是不接收，孩子只得失学，说着说着，一下跪在地下。　　易本耀这个校长第一回成了“香饽饽”。　　他只好找老师们商量，想办法，挖掘潜力，加桌子加凳子，最多一个班级学生多到一百另六人。就这样，开学半个月后，还有三百多名要求报名的学生没能报上名。一想到这些孩子将可能由此而失学时，他感到十分内疚。　　一九九九年、二000 年，学校又分别征租了北高庄小学、五路居小学、双槐树小学原校舍。　　到二00一年九月，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拥有四个小学部、一个中学部，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二百一十六人。　　办学校就如同办企业一样，规模越大，名气也越大。当时，远近卖菜的、修鞋的、搞建筑的……，都知道有所农民工自己的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位河南来的易校长。而易本耀自己也感觉良好，他认为学校规模搞大了，更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审批起来也更加有利。凡是找上门来的学生，他都能做到来者不拒，哪怕半途插班都行。　　二00一年暑假前，丰台区成人中专学校校长找到易本耀，说自己的校舍闲置，希望能和他联合办学（实际上是出租校园）。易本耀有些犹豫，因为他听说丰台区九九年搞过一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行动，动作很大，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都被打跑了。　　经不住成人中专学校校长一再恳求，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着一班人马到了丰台，招了近两百名学生，学校取名为“丰台区成人中专附属小学”。　　谁也没有料到，新学期刚刚开学不久，丰台区新一轮整顿、清理打工子弟学校又开始了。先是农委下文件，凡是与打工子弟学校签定协议，出租房屋的，要一律解约。然后是区教委下文件，取缔当时全区五十五所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四十九所（约一万名学生）。易本耀的那所学校由于打着“成人中专附属小学”的旗号，幸免于难。　　后来，传出消息，说丰台区准备拿出几所公办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合办，逐步将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正规管理渠道。这是一个信号啊，说明丰台区还是想给打工子弟学校一个活路的。　　易本耀听了后很高兴，他说那些日子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办学愿望。他先是找到位于丰台的已经停办的北京城市园林建设学校，该校离岳各庄农贸市场很近，那一片需要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很多，他以十万元的年租金租下该校。又租下刚停办的赵辛店小学的校舍和一家旧仓库。二00二年秋季招生时，同时办了师陶一小、师陶二小、师陶三小三所小学，学生人数共计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易本耀的如意算盘打了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刮来，很快扫去了他脸上的笑容。　　二00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丰台区教育系统召集五百人紧急会议，决定取缔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要求凡是将校舍出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的，“谁请的神谁送走”。并发出正式通告：凡丰台行政区域内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一切招生和教育教学活动……流动儿童、少年的父母应依法送子女回原籍接受义务教育。凡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应持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批准书”、“三证”，到公办学校联系借读。举办者拒不停止办学，阻挠清理工作进行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份通告，实际上是对丰台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一道“封杀令”。而所谓的“凡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应到公办学校联系借读”，也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如果能够借读，这些学生早去借读了。　　绝大多数的打工子弟学校闻讯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提前放假，关门走人。　　过了春节，整个丰台只剩下五所打工子弟学校，被称为是“死硬分子”，其中包括师陶一小、师陶二小、师陶三小。　　三月三日，区里的警察、联防、城管又找上门来，让老师们把学生都集合起来，带出教室，准备封校。易本易没有争辩，他知道与他们争辩是徒劳的。自己悄悄走到一旁，悄悄给几位新闻记者朋友打电话。这几年，他也慢慢摸索出一个经验：他怕警察，警察怕记者。不一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和《今日说法》的几位记者赶来了。警察们见记者又是拍摄，又是采访，对易本耀说了句“我们‘两会’以后再见”，就走了。因为三月六日就要开“两会”，他们怕闹出什么事情来。　　四月，一场“非典”突袭北京。　　二十二日，为了师生们的健康，易本耀宣布麾下的几所学校紧急停课，两天后，全市中小学全部停课。二十五日，丰台区教委将易本耀找去谈话，勒令其三天内将学校关掉、搬走，这几个校区准备作为隔离区，用来收容“非典”疑似病人。易本耀一眼看穿，他们是借“非典”，在耍新的花招，当即表述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如果你们非得把师陶学校作为“非典”隔离区，我没办法，我也阻挡不了，但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或者中国哪个城市用中小学作隔离区；第二，如果你们非要这样干，我保留向上级反映的权利，包括向国家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反映你们的行为；第三，我们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你们要负责任。　　见易本耀没有什么动静，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许，丰台区政府、教委、公安、城管、街道，开来了十几辆小车，还带来几十个施工人员，用卡车拉来了砖块、水泥和沙子。　　他们先是将教师集中在一间教室里，由警察看守。然后，带队的对易本耀宣读决定，说易本耀“未经批准，非法办学，现予以取缔”。易本耀提出：取缔可以，希望能发给书面取缔文书。带队的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区政府办公会议的集体决定。　　一声令下，施工人员把所有教室的门、窗，将食堂、宿舍的大门，全部用砖封死。　　易本耀后来说：“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幕，在我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 　　受苦的还是学生。据了解，这一千八百多名学生，一部分失学了；大部分到丰台周边区县，继续去寻找打工子弟学校；只有少量的找关系走后门进了公办学校。　　易本耀认为丰台区的做法既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 号文件，又违反了北京市政府2002年1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定是，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逐步规范，要给予扶持，消除卫生、安全隐患，不能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造成流动农民工子女失学。市政府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域，可以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要规范办学。确实不能办的或是不达标的才可以关掉。你丰台区 “扶持”过我们什么？你如果认为我们不达标，可以限定我们时间改正嘛！你动不动就是查封，就是取缔，实际上是在丰台的区域内，不想给打工子弟学校一块生存的土地。　　当时，同样遭遇取缔命运的河北打工子弟学校曹校长，找到易本耀，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易本耀说：“我们又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非法办学’不是我们想违法，是现行教育体制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没有及时调整，户籍制度还没有变革，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成了死角、盲区，我们来扫除这个死角，避免流动儿童成为新文盲，何罪之有？我们怕啥？” 　　易本耀甚至还跑到区法院起诉，法院没有受理。　　据易本耀统计，这次丰台区共关闭了七十九所打工子弟学校，迫使大量农民工子女或南下大兴，北上海淀，或东奔朝阳，西赴石景山。　　丰台区没有立足之地，易本耀不得不将人马撤回海淀区，专心经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有人曾经问过易本耀，办学这么些年，最想要的是什么？易本耀回答：“‘出生证’”。也就是那张由教委颁发的《许可证》。　　十年风波，十年磨难。　　二00三年十二月十日，经海淀区教委正式批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终于获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我采访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该校位于西五环内的龚村，一条马路，分割成两个世界：马路的西边是一片正在建设之中的住宅小区，滨河水景，欧式风格；马路的东边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而学校则被这片平房包围着。　　学校是租借原来村小的校舍。这里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本部，学校还拥有一个中学部，两个小学分部。共有学生三千二百三十六人，教师一百三十六人。　　一面墙上用红漆刷着两条醒目的标语：“没有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学校的今天”、 “宣明会恩重如山，陈医生情深似海”。　　学生们正在上课，不时有朗朗读书声从教室里飘出。　　今年四十二岁的易本耀，穿了件皮夹克，戴了个鸭舌帽，看去像是五十多岁似的，他说自己从到北京办学那年起，就开始秃顶了。为了驱逐不断袭来的疲倦，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在他那间堆满教具和杂物的办公室里，我们整整交谈了三个下午。　　当十年风波已经趋于平静时，当十年的磨难已经化作历史时，回顾十年经历，易本耀依然是感慨万千。　　他说：“当年，李素梅是不想教书才跑到北京的，没想到不想教书，却又重新拿起了教鞭。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来帮她救救急的，根本没有准备要当什么校长。可以说，我们全是被动陷入这个领域的。一进入这个领域，那情况又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孩子，一个个有生命、有情感的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想打退堂鼓时，你就会想到，学校关门了，孩子们该怎么办？你就不会撒手不管，你就会被一种信念坚持着……” 　　我问：“什么信念？” 　　“怎么解释呢？”易本耀说：“一般的人都会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良心吧。要不，十年中，我们被查封了这么多次，早撒手不干了。” 　　“你觉得，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有什么不同吗？” 　　“我记得陶行知说过，当一名校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农夫一样的身手。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更要有农夫的身手，你拿起书本能上课，放下书本连装卸工的活儿都能干。第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你必须懂教育；第三，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我不敢说自己是社会改造家，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必须要敢于挑战，敢于改造，敢于冒险。这几年，我们一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在夹缝中求生存。我常常跟同行们讲两个校长，在海淀区八家村，有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是张保贵办的八家社会小学，一所是李焕友办的一所小学。两所学校当时的学生都不是很多，后来遇到了困难，联防队经常来找麻烦。那个李焕友坚持不住了，卷起铺盖卷跑了。可张保贵咬咬牙支撑了下来，后来学校越办越好。我常说我们要学习张保贵，不能学习李焕友。张保贵的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比一般公办学校的校长面临的问题更多，更难当。” 　　我说：“作为打工子弟学校，它的硬件肯定不如公办学校，它的管理者与师资队伍也不如公办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 　　易本耀说：“经过十多年的大浪淘沙，打工子弟学校也一直在分化，有的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则被淘汰出局。我认为，一所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质量；而质量好坏，在于管理；管理好坏，又取决于校长的文化素质。要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校长，也就是办学者的素质。” 　　“你对这些校长们是怎样评估的呢？” 　　“仅就我所接触的校长来看，优秀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基本合格的百分四五十，还有百分二三十不合格。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打工子弟学校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政策限制，没有资金支持，完全靠个人行为，为北京市解决了十几万名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在全国这个数字就更大了。所以，完全有理由说，它的功大于过！你不想想看，北京这些年如果没有我们这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将会有多少农民工子女要失学？这些孩子要是都在街头游荡，那又将是怎样一种后果……” 　　易本耀一再强调，没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帮助，就没有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今天，也没有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今天。所以，对社会各界，他一直抱着一种感恩的思想。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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