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广播词 汪精卫自《艳电》发表以来，一直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偷偷摸摸地进行他的 “和平运动”。七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 进目标》的演说，公开露了面。这篇被日汪称之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 广播词， 实际上是一篇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声明书，是宣扬反共卖国理 论的汉奸代表作。此文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有一通“高论”“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 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 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 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 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 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 不问可知”。 既然日本如此了不得，它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就非屈服投降不可。 这就是汪精卫“开始实际和运工作”的最高目标。那么，“怎样才能于日本有 利呢？”汪精卫居然连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搞不清楚了，他以一个日本帝国 臣民的口吻说：“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 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汪精卫要中国 把外交、军事、经济全部听命于日本，好让日本“有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论 调。 在这篇广播词里，汪精卫还一再老调重弹，说明中国应和之理，非和不可之故。 他说：“我的和平建议，是赞同日本近卫内阁声明的。我为什么赞同呢？我依然是 向来一贯的观念，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国力，中国 的民族意识，都已充分表现出来，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的野心，而且 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的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 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欢喜的事？”在 汪精卫一伙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霸占中国领土，摧残中国文 化，掠夺中国财富，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厮打”，应该抱着“冤仇宜解不宜结” 的“诚意”，同侵略者握手和好。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面前， 汪的这些主张，完全是在白日说梦话，自欺欺人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表示，为了 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 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刘坤一、张之洞是清廷 两江和湖广总督，他们曾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却与各国 驻上海领事协议，在上海商定《东南保护条款》，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 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从而助长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气焰。而 李鸿章则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使，与奕劻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 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现在，江精卫就是要效法其前辈，进行公开的卖国投敌 活动了。 同往常一样，汪精卫在这篇广播词里，又使用了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中国共产 党进行大肆攻击。汪历来视中国共产党为其“和平运动”的最大障碍，非要将其置 于死地而后快，“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汪一面采取颠倒历史的手法， 歪曲义和团的历史，攻击“共产党的罪恶，浮于义和拳，而为共产党利用的人，其 罪恶又浮于刚毅诸人以上，虽然尚有忠勇的军队，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 一般”；一面采取否认现实的手法，混淆黑白，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 战争，诬蔑为“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 工作”。这种违背历史、违背现实的反共叫嚣，当然只有象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 贼才说得出口。 最后，汪精卫向日本侵略者大献忠心，说要“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 努力于转敌为友”，并保证：“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 团结同志井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汪精卫讲完了这篇广播词，放下话筒才片刻，他唯恐还说得不够透彻，又以沙 哑的嗓音，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词。在这里，汪除继续鼓吹 反共卖国理论外，对重庆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一番攻击。他指责蒋政权还不如甲 午战争时的清政府“爱国”，清政府在战败后“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 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大地人民主权。”而如今重庆蒋政权，却“战败 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 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十 分清楚，甲午战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抗御外敌的决心 所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 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当年人 们就发出了“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坚决反 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卖国活动。这个曾经有过一段反清革命历史的汪精卫， 居然称赞起清政府“还算有爱国心”来，这不是背叛了他自己的历史了吗？ 其实，从背叛自己到背叛祖国，这正是汉奸卖国贼所要走的必经之路，汪精卫 是这样，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汪精卫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攻击，其目的就是要证明重庆政府“误国”，这也 是他的汉奸理论之一。六天前，他在上海“汪公馆”曾向日本森岛参事官分析过当 时华侨的状况是：“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所欺骗，彼蒋的英 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所以，为了使华侨支持他们，汪精卫主张“用 实际行动加以宣传”。 上述两篇广播词，于次日全文刊登于汪精卫集团所主办的《中华日报》复刊号 上。汉奸们大吹大擂地说这是开展“实际和平运动工作”的宣言，可是上海租界内 各中文报纸对此都嗤之以鼻，连一条消息也没有刊载。相反，租界内的报业工会则 公开拒绝销售《中华日报》，使该报“在市场上一时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尤其 是租界内广大民众，“受抗日分子及文化界、新闻界的薰陶，抗战及反汪空气当然 浓厚”，因而汪精卫的广播词，“收效甚少”。 两个星期后。七月二十四日，汪精卫顶着南国盛复的酷热，飞往广州。 他此行的计划是想在临时、维新政府不合作的状况下，撇开他们，在广东寻找 立足点，建立一个“华南政权”。按照汪精卫的设想，这个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 机关”，而是通过它，达到这样的目的：“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 其与日本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协助，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 使蒋介石下野，实行推翻重庆政府”。为此，汪精卫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 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等日方要人，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也企图 效法华北和华中，在华南建立类似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政权，因而对汪作出了 “关于行政、警备各权限移让协定等等的全面援助”的保证，使汪深感满意。但是， 如果没有当地重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支持，他的计划就会落空。八月九日，汪精卫 在广州用粤语广播了一篇题为《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以挑拨离间的卑劣伎俩， 进行无耻煽动： “只要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 且这和平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破除了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摆脱了蒋介石的钳制 力量。第一步公开的赞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肃清共产党的一切阴谋罪恶，保 卫地方的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安全；第二步将赞成和平的联合起来， 公开的要求蒋介石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汪精卫所言，主要是针对华南实力派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人而发，以 诱使他们脱离杭日阵营，公开降日，为汪搞个地盘。于是，汪精卫口沫四溅地吹嘘 安藤利吉与他会谈时所许下的诺言，说什么“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 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必能以极友好的考虑实现以下几件事，即是：不仅对于这 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 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 汪精卫这三篇广播词发表后，汪以下诸奸也都纷纷跑出来，乘时而起，桴鼓相 应，大肆宣传反共卖国的汉奸理论。汪的亲信林柏生学着汪的腔调，发表了题为《 一个根本信念》的议论文，他说：我们对于中日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信念是：“中 日两国，壤土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无论为各别的利益着想，为共同 的利益着想。总之是：义应为友，不能为敌。”他声称“誓必以身许和平”。被称 之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也撰文，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的“公正”、 “诚恳”，讲“信义”。他说，近卫声明所述各点，“不割地、不赔款、不驻兵， 这能说是亡国的条件吗？”“抗战到现在这样的情形，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条件，平 心静气，也可以满足。”他大声叫嚷： “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和平？为什么要抗战到亡？”“我们要一致奋起，参加和 平运动，促成和平实现，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独立！”与汪精卫一伙的主观 愿望相反，这股反共卖国的逆流刚掀起，回击它的是更加强烈的反对声浪。而值得 注意的是，那些为汪精卫招降的对象，反汪色彩也浓。八月十五日，李汉魂致电蒋 介石，说“此间亦收到汪逆此项广播，当即饬属严密防范，削切晓谕官兵民众勿受 骗惑”，并连日广播演讲，“对汪逆之谬论及其叛党叛国行为，痛加指斥”。十七 日，张发奎、余汉谋、梁寒操等人也表示坚决揭露“汪逆精卫近潜广州，益肆其奸 谋丑行，摇惑人心，危害党国”的罪行，他们除采取广播驳斥并通电声讨外，还拟 订了发动广东省各县一致举行“斫奸大会”，“彻底粉碎逆谋”。 在新的反汪浪潮中，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八日发布了《以汪兆铭通敌祸国通 令全国严缉法办令》，指出：“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 潜离职守，妄生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严令全国军 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七月十三日和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又先后宣布开除周佛海、陈壁君、梅 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等人的党籍。汪精卫集团越来越孤立。 八月十四日，汪精卫毫无收获“室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他终于认 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离不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权 的地点，除南京以外别无他处。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