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招贤馆”
      
          在公开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汪精卫集团又在上海展开了招兵买马活动。
      
          在汪精卫一伙看来,只要能赞同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悉数搜
      罗,来者不拒。上海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形势,曾授意各界
      代表人物,从近卫文麿的儿子小近卫到近卫“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东京帝国大学教
      授蜡山政道、日本同盟通讯社社长古野伊之助等人先后在上海活动,开展“和平”
      攻势。在汪精卫集团尚未逃离重庆之前,一批堕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
      留沪官员,就暗中与日本侵略者根勾结,在上海开展对日“和平运动”。汪精卫集
      团到上海后,这批人就成了他们网罗的主要对象。
      
          这批人中间,最早响应汪精卫《艳电》,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和傅式
      说等人。赵尊岳,字叔雍,出身名门,儒学之家。曾任上海《申报》记者、《申报
      》馆董事兼秘书、采访部长,是当时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
      面广总督岑春煊的儿子,字心叔,此人名不见经传,只有在花柳丛中队及一般纨袴
      弟中,颇有点小名气。他在兄弟中排行居三,其父岑春煊也排行三,因此熟识他的
      人,背后都唤他为烟花浪子“小岑三”。
      
          岑又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就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
      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积极协助梁鸿
      志,为南京维新政府的卖国活动献计献策。赵、岑两人为汪精卫夫妇特别赏识,认
      为这是他们来沪后所发掘出来的“杰出人才”,后来他们作为无党无派人士参加伪
      中央政治会议,并被延聘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傅式说,字筑隐,早年留学日
      本,一九二四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厦大学,曾任教授、会计室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
      争爆发后,他仍在上海执教鞭,近卫即派人前来联系,要他出来斡旋“和平”。汪
      精卫出逃前夕,日方还示意他协助注一起搞“和平运动”。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傅
      附汪后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伪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浙江省长、建设部长等要职。
      在这同时,汪精卫集团对原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进行拉拢、收买。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那些有钱有势的党老爷,早已溜到大后方
      去了,那些留沪的听谓“地下工作人员”,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战时经费
      紧张,薪傣极低,而这些人又是除了“吃党饭”以外,不要说经商营业,就是连跑
      单帮都不会。更何况他们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整天避东避西。就在他们惶惶然
      无所适从之际,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好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
      威胁;一面又采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于是,这批人中
      不少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为了全面网罗“人才”,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
      其中由周佛海出面,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艺文研究会那样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
      “太阳公寓”里成立了一个机构,委派罗君强任总干事,美其名曰:“招贤馆”。
      于是,一些投机分子就钻头觅缝,如蚁附擅地来到这里,他们有的直接报效,有的
      经人介绍,只要填写一张履历表,即可拿到一笔钱,以后每月都有干俸,待伪政权
      成立时,量才录用。周佛海还指定傅式说在亚尔培路二十号,挂起“财政经济研究
      所”招牌,招徕若干具有财政经济方面知识的专业性“人才”,每月奉送相当的生
      活费,预约他们将来出任伪财政部的伪官。后来伪财政部的关务署长张素民,盐务
      署长阮毓祺,会计司长薛光钺,国库司长俞绍瀛,钱币司长梅哲之,参事刘星晨等
      人就是从那里来的。
      
          汪精卫也派陈君慧在愚园路设置经济资料室,罗致一些留日学生中经济“人才”,
      备作将来充任经济行政机构的“骨干”,从这里招徕的成员有后来伪广东省银行总
      经理、伪实业部总务司长刘炜俊,伪浙江省建设厅长冯忠兴,伪实业部次长姜佐寅
      等人。
      
          除此而外,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人到上海来参
      加“和平运动”。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就是通过这条途径主动靠上去的。
      徐良字善伯,从小生活在日本横滨,曾跟梁启超学过中文,就算是梁的学生,又算
      是康有为的小门生。后又留学欧美,对英文也有相当造诣。回国后当过清朝末代皇
      帝溥仪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助手。一九二四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宫中搜出一批文
      献,其中有徐良的一封信,信内对孙中山进行辱骂,是一个开口闭口称康有为为
      “南海先生”、溥仪为“康德皇帝”的保皇党余孽。抗战爆发后,徐在天津中原百
      货公司任经理,与昔日相比,总感到郁郁不乐。就在这时,陈壁君要陈君慧去天津
      找人入伙,陈找到了一个住在那里的长亲,即徐良的亲戚鲍文,约他南来上海“共
      事”,陈打电报请徐良代转。徐接到电报,认为机会难得,竟打点行装,挝日登程
      赴沪,随后才将电报寄给鲍文。徐良此人,既懂外文,又认识不少日本“朋友”,
      还与伪满洲国有这层关系,因而极受汪精卫夫妇所欢迎,后来果然受到重用,当过
      伪外交部次长、伪驻日大使、伪国府委员等职。
      
      
      
          在招兵买马过程中,汪精卫集团特别注重扩充军事实力。由于拉拢龙云、张发
      奎等国民党内有影响的军人已经毫无希望,汪就只能招徕一些下台军人。其中来自
      大后方的有杨揆一,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军驻武汉绥靖
      主任何成浚的参谋长,是个嗜烟好色之徒。来自北方的有刘郁芬,仙是河北清苑人,
      字兰江,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历任陆军第十七混成旅参谋长、河南省警察厅长、
      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二师师长、绥远都统、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
      府主席等职,抗战前就已经落魄。还有鲍文樾,此人是东北军旧部,曾任北平卫戍
      司令;郑大章,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汪伪军事头目。汪精卫
      搜罗了这些人之后,一心想仿照黄埔校制建立一所新的军事学校,以培养军事骨干。
      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际,汪根据叶蓬的推荐,派刘培绪为代表赴北平活动。刘是河北
      沙河人,号冀述,又名吉树,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的师长。
      北伐时靳垮台,刘即投靠唐生智,仍任师长。抗战初期,刘部驻防宁沪线苏州附近,
      因作战不力,蒋要对刘严办,刘逃至香港,经叶蓬介绍参加汪伪“和平运动”。刘
      培绪奉命前往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
      招幕了两千多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
      杂人员,让他们前往上海入伙。同年十二月,汪精卫集团依靠这批人,在江湾镇成
      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精卫自任团长,叶蓬为教育长,黄曦为总务处处
      长,郭尔珍为教务处处长,罗君强为政训处处长。“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的开张,
      为建立汪伪军打下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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