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拒绝回访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汪精卫结束了在日本的活动,由影佐祯昭、犬养健以
      及外务省书记官清水董三等人陪同,乘坐山下轮船公司提供的“五星丸”,离开日
      本芝浦。航行途中,汪虽伤感于这次东京之行的碰壁、呕气,但也庆幸自己能得到
      日本政府首脑支持他建立政府的保证,他望着茫茫海天,一股“壮志未酬”的念头
      油然而升,写下了《夜泊》七言诗一首:
      
          雨底孤篷梦乍回,蘋花香傍水田开。
      
          浪声恬适知风定,云意空灵识月来。
      
          嚣蛤吠人如有恃,饕蚊绕鬓若无猜。
      
          寻思物我相忘理,演雅当年费尽才。
      
          汪似乎一改过去“雨底孤篷”情绪,“浪声恬适知风定”,他感到心里踏实了。
      然而,这次华北之行,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
      
          还在东京时,日本军方人士就一再示意汪精卫在返沪途中,最好去拜访王克敏、
      梁鸿志、吴佩孚,以取得这些人的谅解和支持,汪表示同意。在汪精卫看来,他与
      吴佩孚的合作是有基础的。汪知道,日本政府专门设立了对吴佩孚的工作机关,土
      肥原贤二等日军将领出入于吴寄居的北平什景花园。
      
          汪逃至河内后,一面派高宗武拿着他的方案去东京联络,表示愿意以在野党的
      身份,支持吴佩孚等人出山;一面致电吴佩孚,声述“和平”主张。吴也复电汪精
      卫表示赞同。不久,汪精卫到了上海,于五月二十二日派赵尊嶽(叔雍)携其亲笔
      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信中写道: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愊,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监察。
      旋奉复电,意味深长,循读之余,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则共
      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膠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此。
      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己,且舍此实无他道也。
      
          “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
      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
      中也。
      
          “铭(汪自称)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棲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
      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
      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
      内豪俊,共谋挽救。
      
          “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
      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
      所示,极愿承教。”汪精卫把自己打扮成“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除了骗人以外,
      别无其他用处。他要吴佩孚相信,他们出来收拾时局,组织政府,是为了“挽救”
      国难,将中国的抗战形势引入对日“和平”的“正轨”。以此来引诱吴佩孚出山跟
      他合作。
      
          当时,吴佩孚也在主张“中日和平”。赵尊嶽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
      佩孚,两人寒暄以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面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
      的话,在赵南返时,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吴在信中说,他“拜展[ 汪] 手书,
      读竟怆感不置”,对汪的行止“至堪敬佩”,对汪的“和平”主张表示赞同。他声
      称:“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
      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卢沟桥变起,兀坐故
      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
      
          吴自称,汪精卫的所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
      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不过,吴佩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个人的意图。
      在中国全民族抗目的汹涌浪潮中,吴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
      他在回信中说:“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
      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又说:“诚知民
      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表现
      了与汪精卫的不同立场,对此,汪自己也承认,他与吴佩孚之间“心事相同,而立
      场不无稍异。”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汪、吴间的对话,由汪、吴自办”。六月
      二十四日,“五星丸”抵达塘沽港,汪精卫一行进入天津意大利的旧租界。二十七
      日,汪赶到北平,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和吴佩孚面商一切。这时日本方面企图利用这
      个机会,促使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
      部为此特地将总司令官住宅作为双方会面的地点,并计划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
      性的回访。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的理由是,既然大家是中国人,商
      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但拒绝
      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对旧有的一套礼仪很讲究,以为这样做,就可
      确立他同汪精卫之间的正副关系。
      
          而汪精卫自视甚高,不愿意屈居人下,他为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又哪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但是,汪毕竟吃了这个闭门羹,受到一次打击,
      不得不断了同吴会谈的念头。
      
      
      
          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汪精卫还一再对吴佩孚进行拉拢。
      
          他先派广东人、原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的顾问陈中孚前往北平,代表汪与吴协
      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的要求是:一、吴对外发表政见汪须采纳;二、汪不得干涉
      军事;三、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四、汪施政方针须得吴同意。表示与汪
      的不合作。同年十月九日,汪又写信给吴,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鉴于反汪
      讨逆的巨大声浪,更加不愿与汪同流合污,他坦率地在汪精卫的来信封面上手批:
      “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
      也”。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制造的汪吴合作蓝图,就这样为现实所撕破,吴佩孚也
      终于保全了他的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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