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圃打前站 根据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日程，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本方面 的行动。为此，他们首先选择了出走的路线。当时比较便捷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由 重庆直飞香港，这很容易，但以汪身份之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因此 取该道有很大的冒险性；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较稳妥，但要事先征得龙云的 同意，才能借道而过。 龙云，字志舟。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生于云南昭通燕山黑彝纳吉家族中 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龙的祖籍在四川金阳。这位彝族地主子弟早年入滇军，在唐继 尧的提携下，历任中尉待从副官、近卫军中队长。佽飞军大队长、近卫军团长、柳 州警备司令、昆明镇守使等职。自一九二八年初起，任云南省主席，从此成了云南 的最高统治者。作为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 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一种半独立状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拥护抗 战，云南军队编为第六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参加抗战。但龙云同时又与 蒋介石利用抗战之名，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有矛盾。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至西南 后，蒋介石势力积极向云南渗透，龙云深恐云南这块地盘会被吃掉，因此与蒋介石 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集团有见于此，对龙云极力拉拢。 一九三八年，陈璧君三次到广州进行活动。两次是沿公路从汉口出发，经过湖 南、广西两省转赴广东，窥探两省虚实。另一次是由重庆乘飞机经香港至广州，在 那里住了一些时候，分别约了当时广东省的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 行拉拢。回渝途中，陈璧君停留昆明，与龙云“促膝长谈”。这时正是龙云与蒋介 石为在云南设立中国银行分行而关系紧张。龙云告诉陈，云南受蒋介石“不合理之 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有天渊之别。” 陈璧君一面假惺惺地表示同情龙云处境，一面挑拨说，抗战持久，蒋介石总是以非 嫡系军队作牺牲，鼓动龙云反蒋，并表示要帮助龙云解决云南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 疗器械。与此同时，陈又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视察”了个旧锡矿，提出要在 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过去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只是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南京才见过面，但他对汪一向十分推崇，从自身的利益考虑， 龙也想结纳汪，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作为自己的政治依靠。经陈璧君 多次“工作”，龙对汪更有好感了。陈璧君见火候已到，就哭丧着脸诉说汪精卫在 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龙云听后为之动容，向陈表态说：“汪先生如果来 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陈璧君回 重庆后，向汪精卫介绍了与龙云谈话的经过，对龙的“明大体”赞不绝口，所以， 汪精卫才敢决定借路昆明出走。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走法。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如果 成群结队走，必然会引人生疑，他们就商定以分散出逃为宜：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 名义，于十二月五日堂而皇之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而汪精卫约 定十二月八日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同时，陈公博将在同一天自成都 飞昆明与汪会合。 商量既定，即派陈春圃打前站。陈春圃是陈璧君的远房侄辈，生于一九○○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广东新会人。早年求学于广州圣心书院，一九二五年曾留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汪精卫夫妇提携下，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组织部 秘书、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前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辰会常务 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陈追随汪精卫，利用工作之便，鼓吹“亡国论”低调，在 华侨中散播“抗战没有胜利的希望”等民族失败主义理论。在汪精卫决定出逃之前， 他还对别人分析形势说：“现在非蒋嫡系的军队根本不想打，蒋的嫡系军队也不愿 意拿出来拚。到了这步田地，蒋何尝不想结束战争，但是结束不了，人家（指日本 帝国主义）不要他。 现在日本人心目中宁可要汪，不要蒋。”“蒋上既不能，下也不得，只得长年 累月地拖。他现在就是要你们为他殉葬。你们在重庆呆下去，就是要你们为他殉葬。” 足见陈春圃的政治主张与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陈春圃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 器重。这一次，汪精卫以送孩子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 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询护送到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至香港，自己则留下来 与周佛海联络，专候汪精卫何日飞昆的电报，以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 包厢，把全部逃脱人员一起装运河内。 就在这以后，汪宅的行动更加诡秘。十一月下旬，汪宅显得十分忙碌，他们有 的清理东西，有的把书籍文件装进了印有“双照楼”三字的箱子里。 为便于行动起见，江精卫又把康泽派给他作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 女佣追散。为了保密起见，除汪等少数几个人而外，连同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 曾仲鸣的胞兄、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部没有通知。 陈璧君不放心，就问汪精卫： “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回答说：“蒋 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 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当然，府些人 不通知更好，但陈公博是非通知不可的。陈是汪精卫的亲信，得力的助手。一八九 二年（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九日生于广州。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乳源，寄 籍南海。 自六岁起，就已经读古典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征西，《水浒传》、《封神 榜》等，并涉猎《唐诗三百首》。至九岁时才开始读四书五经，同时聘两名拳师教 他玩棍棒。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曾任广西提督，“赏穿过黄马褂”，一八九七年解 职后就住在广州市大北直街，家道从此中落。但陈志美早年从军，曾结交许多会党 中人，受会党反清思想影响，于一九○六年春在广东乐昌策划武装起义，失败后被 捕，判处“永远监禁”。这样，陈公博也逃出广州，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当校对。 一九○八年风声慢慢平息后，陈公博返粤投考于广州育才书社，学习英文。一九一 一年广东光复，陈志美被释，即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靠父 亲的名气，以一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居然成了乳源县的一名议员。但他年 刚弱冠，凭自己“在报馆当过了记者，会写几句短评，会做两首歪诗，那时真是自 命不凡，不可一世。”父亲见他趾高气扬，一天把他找来，正色告诫他：“你这样 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因此， 父亲令他入广州北伐学生军，吃些苦头，学点“不知道的事情”。陈公博虽极不愿 意，无奈父命难违，只好郁郁地脱去官装，去当普通的士兵了。 翌年九月，父亲病故，陈公傅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 学习。一九一七年，陈公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 的思想“确是复杂而在那里变化”。他发起组织“十人团”，提出了“创造新贵人” 口号，意思就是“抓着机会便要往上爬”。 一九二○年，陈公博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此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强劲 的东风，吹拂着古老的中华大地，陈公傅也受到激荡，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 动。次年七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以广东代 表身份出席参加。不料，会议进行到第六天，七月三十日，法租界巡捕前来搜查， 会议决定赴嘉兴南湖继续进行。当天晚上，陈公博住的大东旅社又发生了一起情杀 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人，陈公博吓得魂不附体，带了新婚妻子李励庄跑到杭州游 玩去了。第二年，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孙中山，中共中央鉴于他与陈有勾结嫌疑， 需要审查，陈公博大为不满，于是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不久即被开除党籍。同年 十一月上旬，陈公博东渡日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由横 滨乘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一九二五年正式加入 中国国民党。同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由于汪精卫的提携，陈公博任军事 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次年国民党“二大”时当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陈公博深感得了“知己”，从此追随汪精卫，成了汪的左右手。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最高统治权，互相攻 讦，闹得不可开交。汪精卫出走海外后，陈公博秉承其旨意，充当反蒋急先锋。先 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当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独裁统治之初，陈公博在上海法租界 创办《革命评论》，与蒋介石集团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大打笔墨官司。《革命评 论》以“改组国民党”相标榜，对蒋介石集团所控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展开尖锐的 抨击，说现今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皆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 内部掀起了“左倾、右倾、腐倾及恶倾”等四种倾向，汪精卫一派当然是“左倾的 同志”。而他们“目前处境的可恶，更而忧虑，消极，迫而被排于奋斗的战线之外”， 因此，非改组不可，实际上是想让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改组进去。与此同时，陈公 博还利用《革命评论》，猛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宣传所谓“民主政治”， 从经济、外交、党务等各个方面，批评南京国民党政府制订的方针、政策，揭露蒋 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当时出于对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也由于《革命评论 》上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而曾经吸引过一批不满意现状、又 害怕共产主义的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形成了一股声势颇大的反 蒋声浪。《革命评论》也终于被封。接着，除公博又与顾孟余、陈树人、甘乃光、 潘云超、王乐平、王法勤、朱霁青、郭春涛等人，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 志会”（简称“改组派”），在上海设“中央党部”，尔后又相继在各地成立改组 派分会、小组等基层组织，以发展其势力。“改组派”捧汪精卫为“领袖”，标榜 “护党救国”，鼓吹“十三年改组精神”，用“恢复中国的民生”、“培养民主势 力”、“实现全国裁军”等口: 号，以拉拢反蒋力量，企图达到其“刷新”南京国 民党政府，以便夺回汪派失去的权力和地位的目的。 然而，这一切都遭到了失败，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召开的“三大”上，通 过了《对汪以书面警告，陈公傅、甘乃光永远除籍，顾孟余停籍三年》的决定。此 后，陈公博与汪精卫等人又怂恿、拉拢地方军阀，挑动反蒋战争，以便在军阀混战 中坐收渔利。期间发生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张桂联军的反蒋战争、乃至空前规 模的中原大战，陈公博及其“改组派”上层分子无不穿插其间，兴风作浪。他自己 也承认，说过去国民党内的“纠纷”，“在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 可以说我应付完全责任”。一九三二年初蒋、汪合作，陈公博出任行政院实业部长， 唱出了“老去方知厌党争”的调子，力图摆脱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中日全面战争爆 发后，陈公博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一九三八年春起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 员，常住成都。 十一月底，他突然接到汪精卫的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一趟。陈急忙返渝去 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他就要离开重庆了，希望陈公博随他 出走。汪精卫讲了一大通理由： “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 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 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 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自从抗战以来，陈公博和汪精卫 在“和”与“战”的问题上有一定分歧。 陈公博认为，国家的对外关系，“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 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 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同时，陈还根据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 绝无诚意”，因此，“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正因为陈持这一主张， 所以陈璧君以他“太懒”作为藉口，未将对日密谈的种种情况透露给他，说等到事 成后才通知他。待到汪精卫要他一道出走时，陈就感到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此 持反对意见。 这一来，就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 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 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的激将法而 已。 果然，陈公博一回到成都，就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 他后来谈及此事，说他“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走吧，就不能不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和平成功”，东北也就会丢了，内蒙和华北也会丧失主 权，这对“中国前途绝无好处”；况且他跟汪精卫一走，势必造成汪精卫集团与蒋 介石集团的公开分裂，以后将何以善后？不走吧，汪精卫走了，他必然会遭到奚落， 人家就会在他面前大骂汪精卫，使他感到难堪，政治上也会受到损害。权衡利弊， 最后他还是决定出走为上，观察今后局势的发展而定自己的行止。 十二月五日，周佛海飞往昆明，暂时住在金城银行昆明分行的楼上。第二天， 陈璧君就托她的妹妹陈淑君将在南渝中学读书的汪文悌、汪文恂接回家中，告诉他 们暂时辍学。第三天清晨，陈春圃就带着两个小孩，搭机前往昆明。 陈春圃打前站的一定，汪精卫集团的出逃留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