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跳火坑”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影佐侦昭和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
      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和有关的部、课长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结果的报告。
      
          第二天,板垣带着影佐和今井前往首相官邸,将这事向五相会议有关阁僚提出
      报告,征求意见,并商定将以《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文磨第三次对华声
      明予以发表。
      
          十一月二十一日,今井返回上海,与伊藤芳男守在旅馆里,专等江精卫集团同
      意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自重光堂会谈后立即返回香港。十一月二十七日,梅恩平将
      “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密约”开始是藏
      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但陈壁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险,即把它放进一只小皮箱,亲自
      上了锁,由她内堂侄陈春圃陪同,送到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
      淑君处,只说小皮箱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不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第二天,陈
      壁君又自己去将这只小皮箱取回,并告诉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夜在淑君家
      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
      可见陈壁君作贼心虚,忐忑不安到了极点。
      
          梅思平带来“密约”,这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最后下决心的关键时刻了。
      于是,汪精工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讨论,一连开了七、
      八次会。他们对“密约”内容表示可以接受,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急于要
      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走,最后决定逃离重庆。
      
          陈璧君此人,也是国民党内一个头面人物。她字冰如,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
      七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一户殷实的华侨之家。原籍广东新会。
      父亲陈耕基经营橡胶业,“中年以后始渐富裕”,成为当地华侨富室。母亲卫月朗
      是个知书识字并富有民族意识的女性。富有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幼年教育,使陈璧
      君的思想较之一般少女更加早熟。十五六岁时,在她走上生活道路之际,一股强烈
      的反清革命斗争风暴正席卷于她出生的地方,她受到了感染。
      
          南洋各岛,是华侨聚集之地,也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许多爱国
      侨胞对清政府因腐败无能所造成的国步艰难的局面十分不满,而对革命党人则寄以
      同情和希望。一九○七年,孙中山离开日本赴河内,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以领导
      两广、云南边境的武装起义,并派人前往各地活动。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至南洋
      各地,开展革命宣传,秘密组织中国同盟会分会,筹捐军资,以支持国内的武装起
      义。汪精卫到达南洋后,即奔走于槟榔屿、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在槟榔屿当地华
      侨俱乐部小兰亭、新街新舞台或平章会馆的会议室,频频召开讲演会。汪精卫以雄
      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深受当地华侨的欢迎。在众多的听
      众中间,陈璧君就是其中一人。她对汪精卫生动的讲演和热烈的革命情绪十分赞赏,
      尤其看到这位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因而为之倾倒,产生了爱慕之情。
      在汪精卫的吸引下,陈璧君背着家庭参加了同盟会,陈母得此消息,非但没有责难,
      自己也欣然前往新加坡谒孙中山,并毅然加入同盟会。
      
          自此以后,陈璧君追随汪精卫,成了汪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伴侣。
      
          一九○九年,她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小团体,次年汪因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
      遂被捕,她竭力营救。辛亥革命后,汪被释,陈即于一九一二年与汪完婚,然后一
      道出国赴法国留学。
      
          由于她是最早的女同盟会员之一,参加过反清革命,凭藉这段历史,她在国民
      党内有一定影响。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她是三个女代表之一。次年
      七月,汪精卫出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她也就成了“主席夫人”,在政治活动方面
      颇为活跃。一九二六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她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随着地位的升高,政治上的欲望也逐渐膨胀。
      在汪精卫升降沉浮于政海之际,她都积极参与其事,为汪出谋划策。
      
          陈生性尖刻,高傲自大,乃至目空一切。
      
          她不仅要想依靠着汪精卫爬上中国政坛的顶峰,而且还想左右汪精卫。
      
          对汪、陈夫妇有较深了解的陈公博,曾在背后发表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
      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了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公开
      秘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璧君也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言及战事,
      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对抗战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例如前方战事失利,
      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转进,这就成了陈璧君取笑的资料。在陈璧君看来,中国之亡,
      就在于抗战到底,内心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
      精卫集团汇报时,陈璧君就竭力主张脱离重庆,妄想到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寻找
      “新的”出路。对于陈璧君的主张,汪精卫、周佛海都表示赞同。
      
          促使汪精卫等要逃离重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冲突。汪
      精卫是国民党内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为了争夺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汪在历史上就
      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争斗。抗战以来,汪虽然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
      员会主席,并相继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
      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而且没有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意。一九三八年四月,汪精
      卫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汪副
      之。“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璧君牢骚满
      腹,她露骨地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宁愿当儿皇帝,而不肯继续
      寄蒋介石之篱下。
      
      
      
          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据知情者回忆,周佛海出逃前,就已经失宠于蒋介石。
      在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之初,其重要人物均在汉口。这时,汉口时常有敌机轰炸,
      周佛海未经许可就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介石知道后,大为震怒,有人通知他,周
      只好重返汉口。而且,周佛海并不以任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的
      位置,而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
      充任,蒋的亲戚之外,谁都不能染指。
      
          周后来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士”对待他,就是指这些事。
      
          除与蒋介石集团权力之争外,双方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出逃前,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如不能战,则不如和。”汪精卫重弹老调,企图作最后一次努力,劝说蒋接
      受他的主张。
      
          但蒋介石自有他一套理论。他毫不掩饰地说:“抗脆易,和平难。”这话一出
      口,正好为汪精卫找到了反驳的理由:
      
          “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这件事反映了当时蒋、
      江两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势在必行。
      
          不过,汪精卫也还有惶恐不安的一面,主要是惧怕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也顾
      虑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就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
      日本打过交道,还可算是顺手的。”汪精卫回答说:“也不尽然,一九三四年南京
      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
      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所谓藏本失踪案,发生在
      一九三四年夏。这年六月八日晚上,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不告而别,单身外
      出。第二天早上日本领事馆发现藏本一夜未归,寻找无着,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即
      于下午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抗议,要求于四十八小时内负责寻获:日本驻南
      京总领事须磨,并到外交部大肆咆哮,定要限期交人,“汹汹抗议,一日数至”,
      并放出藏本失踪系中国方面有计划之行动的空气。于是,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
      褪下炮衣,作出向南京轰击的态势,还扬言日本水兵要上岸占领南京。这时兼任外
      交部长的汪精卫,吓得六神无主,立刻严令警察机关到市区、四郊竭力寻查。至十
      一日,仍毫无踪迹,汪精卫急得黄汗直流,赶忙派人赴沪会晤日本公使有吉明,报
      告访查情况,请日方“取镇静态度”。直至十三日正午,才在紫金山下明孝陵附近
      山麓发现藏本。原来藏本仕途失意,想要绝食自杀,但又下不了决心,躲在山里,
      无奈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下山拟用所带的金戒指向居民换取食物,因而被发现。
      汪精卫闻讯,立即派了外交部官吏到警察厅去慰问,并将藏本伴送至外交部转送日
      本领事馆。至此,藏本失踪事件告一段落,汪精卫才如释负重。
      
          类似这样的事情,汪精卫不得不承认是,“不遑枚举”,现在回想起来,真叫
      他心有余悸。因此,在日本政府真的要他出马来当“对手”的时候,汪“即产生过
      许多幻想,也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思想斗争。”尤其在看到梅思平带来的“密约”后,
      他更是心神不安,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
      入穷思的苦海中。但是,他既陷入了民族失败主义泥坑,特别是,他对日本帝国主
      义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势必将他扶上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最后
      还是决定“跳火坑”。
      
          在梅思平准备赴沪向日方答复的前夕,注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
      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
      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到达香
      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
      
          一、汪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之必要。
      
          三、汪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十日到达昆明。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去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表示下野。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的计划,汪精卫将于十二月十日左右到达香港,为此,十二月
      七日,高宗武派周隆库前往香港日本满铁公所见西义显,提出如下意见:
      
          “汪先生之目的地尚未确定,我已准备接他来香港。但预想最恶的场合,或者
      将发生事变,须求日本总领事垮之保护亦未可知,我们有预作准争之必要。这种事
      不好说,现在的总领事,我们不知道他,故有事时,不便托他。若有可能,以我们
      所知道的田尻爱义君代之,如何?请代向东京交涉,这事当然很难,务请于十二月
      十日前到任。”日本政府得到汪精卫集团决定出逃的报告后,对汪方提出的这一要
      求,表示可以满足,当西义显将此要求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时,马上着手办理。
      
          正巧,时任外务省调查部长之田尻爱义,正在汤河原温泉,从事长篇著述。
      
          西义显电报一到,他就被外务大臣有田召回东京,令他赴港就任总领事。于是,
      田尻立即动身乘上陆军飞机到达广州,然后从广州乘坐海军炮舰,于十二月十日正
      午十二时抵达香港。
      
          对此,高宗武十分感激,认为日本政府很有诚意,便力促汪精卫等人尽快逃离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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