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其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从九江方向开来的永绥号军舰停泊在南京 下关海军码头。稀稀拉拉几个人正等在此地，迎接从庐山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 员会主席汪精卫。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出席了庐山谈话会。会上，汪精卫也 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 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回到南京之后， 他又多次露面，到处发表其 “抗战高论”： “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 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 最后的胜利。”“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及现在的所有将士 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 侵略的耻辱”。 “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 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 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州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国人的办法， 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 不齿于人。”汪精卫讲的这些话，是何等慷慨激昂而又壮烈悲痛！人们不禁要问： 既然有这样大的决心，何以后来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当了天字第一号大 汉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汪精卫的历史。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汪生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 （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后迁至浙江山阴（今 绍兴），历经明清两代。清道光末年，其父汪琡（字省斋），游幕广东番禹（今广 州），即寄籍于此。汪精卫属庶出，在兄弟中排行第四。 汪精卫是父母最小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且又聪明好学，善承人意，很受父 母钟爱。汪琡很重“书香门第”，望子成龙心切，当汪精卫五岁时，就让他入家塾 读书识字。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内有庭院，每天晨曦初露，他就“习字中庭”， “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父亲还亲自“课督”，要他读王阳明 的《传习录》，或习吟陶渊明、陆放翁的诗。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 训之益为多”。但好景不长，汪十二岁时，母亲因染时疫去世，第二年父亲又患霍 乱病殁。从此，他失却了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暖。父母死后，汪精卫年幼不能自 立，即随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嫡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给于 长兄”。汪兆镛字伯序，是个举人，几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即以游幕为生。他 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大有动辄得咎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貌 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 对于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 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和变革相交炽的时期。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盾一天天激化，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正在酝酿之中。青年时代的汪精卫， 既痛感于“国势日危”的现实，在社会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反清斗争的革命 道路。 一九○四年九月，汪精卫通过留日官费生的考试，与朱执信等人一道，东渡日 本，求读于法政大学速成科。他从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研究有一定造诣的梅谦次郎 校长及其他教授那里，逐渐整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从前束缚自己的 “君臣之义”抛到了九霄云外。一九○五年，他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被推选 为评议部评议长。这期间，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上撰文，宣传革命，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妖言惑众”。汪的政论文， 笔锋犀利，宗旨严正，文从字顺，师出以律，博得了读者称赞，也获得了孙中山的 信任。从而汪精卫声誉大增，从一个名不经传的留学生，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年轻革 命党人。 然而，革命总是沿着岖崎曲折的道路前进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年间，同 盟会在国内多次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汪精卫对革命丧失信心，转而采取暗杀 行动。本来，汪就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留学日本后，又受到无政 府主义特别是俄国民粹党人暗杀活动的影响，重视个人的作用而轻视群众的力量， 又容易感情冲动，求痛快于一时，缺乏韧性。因此，他在革命蒙受挫折时，“思于 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与虏酋拼命”。一九一○年初，他潜入 北京，与黄彼中、喻培伦等会合，企图谋刺清延最高掌权者摄政王戴沣。四月，事 泄被捕，被解送内城巡警总厅。五月初，移入民政部监狱。入狱后，汪精卫曾写了 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驱付劫灰； 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按照清朝刑律，汪精卫等人是犯了死罪。但由于革命党人奔走呼号，国内外舆 论强烈，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杀了汪等几个人，不仅不能阻止革命，反而会引起革命 党人的更大反抗。当时，清政府又在竭力标榜君主立宪，为此，民政部大臣肃亲王 善誊极力主张以收买人心为重，从轻处治。于是，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住在一 间裱糊一新的房间里，“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善耆还多次亲临监狱探视， 与他谈论政治，表示倾慕，并“赠以图史百余帙”。长期的监禁，清朝统治者的攻 心软化，使汪精卫的意志受到消磨，思想情绪发生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 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 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 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 臣善耆矣。”这种心灵深处的污点，正是汪精卫后来无法保持晚节的历史痕迹。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 放政治犯。十一月六日，汪精卫被释。此后，汪曾一度为袁世凯所利用，在南北和 议中主张革命派让权。但是，当袁世凯窃国成功，当上了大总统，汪并没有因袁世 凯的拉拢而去投袁，却流露了一种“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虽劳而暂息，人 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乐也”的情调，带着新婚妻子陈璧君去法国。从一九一二年 八月至一九二○年十月，其间汪精卫虽曾三次短期回国，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大 部分时间还是往来于欧洲大陆。他长期居住于法国，考察西方社会，学习西方文化， 以诗文自娱，对于国内之事，表示“不欲问鼎”，超然于政坛之外，反映了辛亥革 命后汪精卫烦闷、消沉的心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汪精卫又开始活跃于国内政治舞台。他支持孙中山 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危之际，汪为他草拟 遗嘱，捞了一笔政治资本。同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 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表示左倾，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一九二七年春，正当北 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 不到三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 动蛰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了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 与蒋介石歧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但在尔后激烈的内 部倾轧中，蒋介石集团控制了南京中央政权，而汪精卫集团一无所获。醉心权位的 汪精卫不肯罢休，他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充当反蒋主角。 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蒋、汪杯酒言欢，由势不两立 到厮守共枕，形成了所谓“蒋汪合作”的统治局面。一九三二年初，汪精卫登台， 出任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以后又兼任外交部长， 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负责“剿共”。 汪精卫上台后，立刻面临着对日外交的棘手问题。一方面，他鉴于蒋介石的不 抵抗政策已经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另一方面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人民群众抗日救 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汪精卫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既要推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 妥协政策，又不能不改变一下蒋的不抵抗老调，因此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方针。他说：“盖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 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但在汪精卫看来，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万不可与之 对抗，“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 亦幼稚不完备。”因此他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 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 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十分明显，汪精卫的所谓“抵抗”是有限度的，他想先 “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做，既可应付舆论，又可避免违背国 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过多地损害其统治利益。因此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起，汪精卫就一再表示“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要予以抵抗”，并赞扬十九路军将 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汪精卫的所谓 “武装抵抗”，就逐步为“和平交涉”所代替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当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故的十九路军正处于劣势，急待增援 之际，蒋汪合作的政府就准备对日妥协了。他们以“深自抑制，循国联之决议，听 友邦之斡旋”为由，于五月五日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 昆山之间广大地区中国无权驻兵，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 干”军队。这是汪精卫上台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 反对。上海各民众国体联合会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 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可这时，汪精 卫还不愿负“卖国”之名。为了标榜自己是抗日的，同年八月上旬，他突然不告而 别地离宁出洋，要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批准他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汪声称 因反对张学良的“不抵抗”，说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 千里土地，陷于敌手”，现在又借“抵抗”为名，“以事聚敛”，使他无以应付， 故“忿而辞职”。为此，汪精卫要张学良同他一起“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 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其实汪精卫此举，辞职是假，表明他的“抗 日”立场是真。在汪挑起的这股政潮中，蒋介石正好找到了丢失东三省的替罪羊， 立即准许张学良辞职，对汪精卫则表示“恳切劝挽，仍请力任艰巨”。于是，汪精 卫在欧洲住了几个月，又重返南京任职。 不久，长城各口相继沦落，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害怕了。他的所谓“抵 抗”，从此就不见了影子，而是一味妥协，幻想通过媚口外交来阻止日军的进犯。 且看他的行动： 一九三三年五日，汪精卫支持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代表 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交涉签订《塘沽协定》，他电示黄郛说：“除签字于承认 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允”。该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准许日军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还要给予保护并予以便利，同时规定日 军撤至长城一线，实际上等于承认长城线为中日国界，确定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 热河的“合法”性，给了日本以侵华的特许状。协定签订后，汪精卫致电何应钦、 黄郛表示： “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真冲”。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向日本国内和外籍记 者团发表声明，竟然视中国为日本的禁臠，叫嚷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 负有全部责任”，如果外国与中国“进行经济及贸易上之交涉”，尤其对中国出售 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育顾问以及提供政治借款等，“就日本立场而言， 则不能坐视不问”，公开宣告日本要独占中国和亚洲。天羽声明发表后，欧美帝国 主义为了维护其本身的利益，对日本政府的动机表示“疑虑”，要求它作明白的解 释。而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却于四月十九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 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购置军用品”、“雇拥军事教练官或专 家”，“大部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倘现有不平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间 之关系，可令其改善”云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六十七届议会发表谈话，提出所谓 “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掩盖其军事侵 略，加紧其经济侵略的骗人宣传。对此，汪精卫不仅不加以揭露，相反与之呼应。 他表态说： “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 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天的消 除”，“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六月十日，由汪精卫签署发表的国民 政府“敦睦邦交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 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 严惩”。压制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讨好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年五、六月间，汪精卫和蒋介石又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出卖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主权。 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也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攻 击，蒋介石为了谋求与日本妥协，虽然表示支持汪的对日外交政策，但他更多地是 想依靠英美。一九三五年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紧，英美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 来，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也开始对汪精卫在对日外交上的过于软弱无能、迁就妥协 表示不满。他们利用人民的抗日爱国情绪，把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外交的责任全部 推在汪身上，制造舆论说：蒋介石是主战的，汪精卫是主和的，中国之不战，坐于 汪精卫的从中作梗。并公开对禁止排斥日货、颁布“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甚至 要求清算对日绥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这年七月宣布“宿疾复发”，先 到上海治疗，后又去青岛休养。他心情恶劣，想撒手不干，对亲近的人发牢骚说： “马弁政治，副官政治，要不得，干不得的。”八月八日，汪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提出辞呈。这时，蒋介石还要汪精卫为他挡在对日外交的第一线，害怕汪的下台 会给自己造成被动，便派张群到青岛“慰留”。汪精卫虽不愿独负卖国之责，但又 不愿丢弃手中的权力，他见蒋介石有所让步，就于二十三日宣告复职。 然而，汪精卫复职之后，国民党内的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就此平 息。蒋介石为了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虽然在私下里讲儿句不要反对汪的话，但他并 没有公开为汪分担责任。 正当英美派和亲日派矛盾激化，全国人民谴责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时候，轰 动全国的刺汪案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丁 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全体中委聚集在第一会议厅门前摄影。 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 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 中左额，汪立即倒地，背部又中一弹，左臂也被枪弹擦伤。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 两天后死于医院。经调查，此人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 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 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因蒋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 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 了出来，而背后的子弹未取出，就只好留在背脊里。十二月五日，汪派重要骨干、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过了两天，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解 除了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务，把他安置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接任行 政院长，汪派上层分子大部分被踢出了行政院。 正在上海养伤的汪精卫，这时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带着枪伤匆匆 就道去欧洲。从一九三二年初开始的蒋、汪合作的“蜜月”到此结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得知蒋介石被扣，又接到国民党中 央要他回国的电报，认为这是自己再次上台的大好时机，便“力疾起程”回国。他 在意大利热那亚上船前发表谈话，攻击西安事变是“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 ……内忧外患，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到了菲律滨马 尼拉，他又发表谈话，声称中国诚心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采用寻常途径，恢复中 日外交关系，向日本帝国主义大献殷勤。 但是，当汪精卫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开始转向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此时汪精卫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其媚日、反共立场。十 八日，他不顾宿疾未愈，旅途劳顿，匆勿赶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纪念周” 上发表讲话，叫嚷说：“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 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 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汪精卫，就是这么一个反共媚日的顽固派！他面临七 七事变后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不能不唱几句合乎潮流、鼓舞人心的“抗战高调”， 但不久人们便发现，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些伪装自己的骗人鬼话。实 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力主与敌妥协谋和。正如他后来自供说： “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 着转圆。”转圜者，转向也，他无时不想要扭转全民族抗战的总趋势。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