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俱乐部 抗战初期，汪精卫以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为其妥协谋和活动作掩饰。为了实现 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中，“巧妙”地散布其“亡国论” 低调。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汪精卫在南京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 讲话，说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对于中国 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为什么呢？他解释说 ：“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 接着，他分析了缔结《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蒋、汪合作 的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 去，让下去”，就是为了“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为他在战前的媚 日外交政策辩解。 八月三日，汪精卫又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以训人的口吻要大家“说老实话”， “负责任”。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俄国将亡于德国，德国将亡于协约国而终 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 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 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了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用汪 精卫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 动”。言下之意十分清楚：“和”只有吃亏而已，倘且“有所以抵偿”；而“战” 就会“败个不已”。汪精卫用心，昭然若揭。 在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汪精卫还用战争的恐怖，来宣扬民族失败主义。 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 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 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 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一九三八 年七月六日，汪精卫在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词中，进一步鼓吹： “一年以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 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 …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至于非武装的 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 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 下不断的流血。……其数目尤一时不易统计。”“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 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汪精卫的这番言论，虽然不同于那种公开 主张打败仗，要乞和投降的论调，但实质是一样的。他旁敲侧击地强调“牺牲”， 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把抗日民族战争描绘成除了“死”和“血”以 外，别无所有；用说过头话的手法来散布悲观论调，以吓唬群众，破坏抗战，这是 典型的“亡国论”低调。 其实，汪精卫早已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整个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败的空 气。陈璧君及其子女常常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 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太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 什么样子！”全民族抗战的浩大风涛，使社会上各种人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以 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上升的民族矛盾刺激，其 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分化，不少人在民族危亡的威胁和人民抗日热潮的鼓舞下，也主 张抗日。然而，就在汪精卫鼓吹“亡国论”低调的时候，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一 揽人来，他们投奔于汪精卫的麾下，与汪互相呼应，同唱一个调子，这批人就是以 周佛海为首的所谓“低调俱乐部”的伙计们。 周佛海是一个狡黠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他生 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入了湘军的 幕，因军功受禄，晚年曾赴福建省任县知事。在周佛海出世后不久，父亲病殁，家 境渐趋拮据。寡母将他弟妹三人拉扯成人，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一九一七年，周佛 海靠亲朋友好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第一、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 国大学经济科。当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日本岛国，周佛海身临其境， 也受到了感染，“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不觉信仰起来”，但是，他的这种“信仰” 却含有强烈的个人欲望，他后来自供说，那时他“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 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 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他 作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来就十分肤浅，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也并非出于真诚的信 仰，他是带着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研究革命理论，又抱着个人的野心投身于革命 的行列。“一大”后，他开始研究“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观察中国的现实和 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他把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与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相 类比，从而得出如下的结论：企图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是“时机尚早”。 周佛海人为，共产主义革命既然要具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而中国既没有“生产 规模的广大和企业的集中”这样物的要素，又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自觉和数量增加、 团结坚固”的人的要素。“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国几等于零”，因此，中国 就根本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基础和条件了。周佛海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 主要是欧洲，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这种认识下，他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任务 和奋斗目标，统统置于脑后，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去处。 一九二四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周佛海接 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 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这时，周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离心倾 向日益严重，不愿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并到处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 中共广州党组织没有厌弃他，而是耐心地批评教育他，帮助他认识错误，重新走上 正道。但周佛海毫无悔改之意，我行我素。这年九月，他给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了 一封长信，要求脱离党组织。中共中央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 同意他的要求。 周佛海脱党后，与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把自己摆在与共产党相对 立的立场上，他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 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伙同中山大学的几名教授，办起以“反对共产党” 为主旨的《社会评论》，但当时广州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气氛，周佛海就只好在“字 里行间以及论文的用意上，暗中加以攻击”。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中山大学发生反 对校长戴季陶的风潮，周佛海跑到上海，于一九二六年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 后又返上海，参加了倾向于国家主义的“孤军社”。他先后在上海《孤军》杂志、 《浊立青年》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题》、《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 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 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兼校长，但蒋不在武汉，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 中任该校教育长，周佛海奉蒋介石之命，任该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兼职 较多，张也兼学兵团团长，校内工作大半由周佛海负责，翌年一月中旬，蒋从南昌 到武汉“察看”，这对周佛海来说，是进一步靠拢蒋介石的天赐良机。可事不凑巧， 周佛海这时因嫖妓染上梅毒，正躲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介石到武汉后， 传令见周佛海，找不到人。恰巧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周得知后，急忙前 往求见，向蒋介石密报了学校内部国共两党的情况。当蒋听到该校学生中共产党人 要占三分之二时，立刻面授机宜，要他切实监视，及时汇报。这次会面，周佛海在 蒋介石的心目中产生了良好的形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周佛海携带妻 子，逃出了武汉，他在船上写了一篇《逃出了赤都武汉》的文章，大骂共产党，大 骂武汉政府，作为投奔蒋介石的见面礼。这些都为他后来受到重用打下了基础。 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携，周佛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成为蒋介石 集团的智囊团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一九二八年，他与戴季陶、陈果 夫、陈布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杂志和新生命书店，他所撰写的《三民主义 理论的体系》及《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曾畅销全国，《三民主义理论简体系》 后来还被指定为国民党政治党务的必修课本。在国民党派系之争和新军阀混故的年 代，周佛海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 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一九三一年，他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 央执行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蒋介石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 等职。抗战初期，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际，周佛海正在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当 他听了蒋介石的讲话后，不禁浮想联翩。过去，蒋介石不是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吗？现在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难道他就这么甘心情愿放弃“剿共”，而实 行联共抗日？ 难道蒋介石还不明白“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 和日本比拟”的道理吗？同佛海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 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 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不过，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 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 他带着一肚子疑惑和惶恐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南京。 座落于南京西流湾八号的花园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 象一座世外桃园。这里，便是周佛海的住宅。这幢别具一格的洋房，是周佛海在一 九三二年年建造的，房子动工的时候，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机常来空袭。 为此，他特地在花坛下造了一个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里便成了周佛海社交 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 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文的有梅思平、罗君 强、陶希圣、胡适，每日必来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这些 人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他们对蒋介石准备抗日的谈话 表示不满，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十分反感。且听他们的论调：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的唯一手段。 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调持久的全面战争。”“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 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 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 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国难的。 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己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 国己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自己承认，他们当时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有这样一 个“坚确的认识”：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 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自己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 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臭名渐渐传了出去，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有一天，周佛海正 在南京富贵山大地下室里办公，熊式辉把他叫出去，关到一个秘密的房间里，很严 肃地对他说： “你要小心，不宜乱说话。广西方面某要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要人物。” 周佛海听了，谢过熊式辉，内心感到震惊，但他还是强作镇静地说：“中国人只知 自爱，而不知爱国。如果我们认为于国有利的主张为什么这种爱惜羽毛，藏在心中 而不说出来呢？”但他嘴上这样说，行动上却不能不有所收敛，每逢有事，周佛海 就通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的那个高塔顶层去密谈，然后出 去与汪精卫接头。 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来一无渊源，相反，曾经有过激烈的唇 枪舌战，双方曾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然而， 共同的利益和需要，毫无二致的政治主张，把他们推到了一块。 西安事变后，当汪精卫回国时，周佛海与邵力子、周启刚、彭学沛等人奉命前 往香港迎接。汪、周一见面便相谈甚得。但过去他们毕竟是政敌，虽然周佛海主动 找上门去，向汪精卫求释前疑，汪仍疑心周佛海是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 说话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料周佛海吐沫四溅，大谈“亡国论”低调，这同汪精卫的 主张一拍即合。为了结成反共媚日的新班底，汪精卫急于要寻找帮手，周佛海也想 改换门庭，于是两相情愿，很快合为一体。正如周佛海后来回忆说： “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 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就这样，“低调俱乐 部”成了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国民党内“和平派”的基干力量。汪精卫集团有了一个 新的组合，周佛海从此成了汪精卫的心腹，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是汪 伪“和平运动”的一个“总参谋长”。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