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年代的跋涉(3)
      
          虽然没被“划右”,但我的日子并不见得好过多少。有一天晚上我隐隐听到几
      个同学小声议论:“怎么划右派没有划到郭光允啊?郭光允说实话说得最多了,他
      没有哪天不说吃不饱的。”其实,说我“实话说得最多”是高抬我了。不过我当时
      在同学们中的威信还是相当高的,所以没有人会愿意看到我被划为“右派”,而且
      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老师也很欣赏我。但是我们那个汪校长却很
      讨厌我,因为我为我大妹妹的事跟他争执过啊,还有他认为我“对村干部有意见”。
      
          有一次放学了,突然要开会。所有的学生都排成方队等待训话,校长站在一个
      小凳子上(因为他个子不高),开始对我发难:“郭光允,你家什么出身?”
      
          “中农。”我心里暗叫不妙,心想一顿批斗避免不了了。
      
          “中农?你家是中农?真是可笑!我看你家怎么着也是破落地主!”
      
          “我家是中农。”我坚持着。这样要命的问题我决不能闭口让步,否则后果将
      不堪设想!
      
          “中农?起码是富农!”他不依不饶。
      
          他这样穷追猛打弄得我有点无可奈何:“我家的成分表上写着我家是中农啊。
      分地的时候我家没有分一块地,但是也没有分出一块地,那我家怎么会是地主富农
      呢?我家的成分表还掖在我家房梁上头呢,不信拿给你来看!”
      
          听到这番话他开始找别人来帮忙论证“我家是富农”这个命题了。他头转向旁
      边的王运昌老师:“王老师,你们俩是一个村子的,你们最熟,你说,郭光允家到
      底是不是富农?”这时候已经戴上“右派”帽子的王老师也是噤若寒蝉,不敢随便
      开口了:“郭同学家算不上是富农啊,也就是他老爷爷那会儿过过几天有油水的日
      子,他本人饭都吃不饱……”看到校长圆睁的双眼,他马上加上一句:“呃,那他
      家算是小富农吧,比富农差……”
      
          校长得意洋洋地宣布:“对,那你家就是小富农,你给我当心点,不要作怪!
      学习成绩好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吗?”
      
          听到这里我什么都不说了,不想辩解了。
      
          还有一次,开班会的时候老师让我作检讨,检讨什么呢?老师说:“你思想落
      后,见天叫饿,这分明是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呀!”哦,肚子饿也有罪?说
      自己肚子饿就是“思想落后”,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党”?当时我别的什么
      都没说,也没有检讨。我一个“落后分子、思想反动”的学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说这种无端的斗争真是害死人啊,别说大人了,连孩子都不能幸免!每当
      我想起这一幕,就会想到老七档案里的“三反学生”几个刺心的大字,就会想到美
      丽、倔强的顺姿的后半生遭遇……
      
          1958年我们一年没上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老师就很缺,虽然新调来了两个
      师范生,但是又新增了两个班,师资力量很弱,再加上58年大跃进开始,这荒唐而
      难忘的一年也就开始了。
      
          当时村里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深翻一丈地,产量上万斤”。其实那样深
      翻土地是把上面的“阳土”(活土)翻下去,把下面的“阴土”(死土)翻上来,
      这样的地是长不了庄稼的!还谈什么亩产多少多少斤啊?
      
          各村开始开动员大会,村干部纷纷表态本村的粮食亩产将多高多高。我记得
      “底价”是亩产10万斤,然后就有人拍着胸脯说亩产要达到20万斤,接着是30万斤、
      40  万斤,直至最后的天文数字:200 万斤! 
      
          我自己暗地里算过:一亩地是666 平方米,在这么大点儿一块地方,如果放上
      200 万斤粮食的话,光摆粮食粒儿就要摆一人多高!而实际上呢,庄稼顶多也只能
      长到半人高,那怎么可能长出200 万斤粮食呢?纯粹是瞎胡闹,可笑至极!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因为当时兴“辩论”啊。人人都
      学辩论,而且辩论的时候不仅动口,还常常动手。我有个同学他们村里有个孕妇,
      一次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被一群人边“辩论”着边推来推去,最后被“辩论”流产
      了。那时候头脑被大跃进风暴吹刮得发疯的人就是这么残忍!
      
      
      
          1958年要求“人人劳动”,对于劳动不了的老人们,就把他们弄到劳改队去,
      强迫劳动!那个时候我们的党不依靠法律治国,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都设有劳
      改队以镇压“敌人”。
      
          农村的精壮劳力挖河的挖河去了,大炼钢铁的炼钢铁去了,家里只剩下妇女和
      孩子了。结果这些妇女也遭殃了——那年村里要修水库。实际上啊,自1963年以后,
      我们那儿的雨水就一年比一年少了,修水库在缺水的北方农村几乎没什么意义。那
      个时候到处修水库,把地挖坏了,水库还没用,所以说这样的运动真是劳民伤财啊!
      
          当时我们村修的水库规模是方圆4 里路左右。有一天,修水库的时候,村里一
      个管武装、治保的干部到水库工地巡视,看到一些修水库的妇女在休息,他很生气,
      他要惩罚这些妇女劳力。他到了工地后大声喊:“全体起立!”命令每人将土筐装
      满土,让大家背上筐,上了堤坡,排好队,他大声喊叫:“齐步走!”不久,又声
      嘶力竭地喊:“齐步跑!”让这些妇女们背着筐土跑步。每个妇女都被勒令背着沉
      重的土筐开始绕着水库跑步,跑了一圈以后,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我的母亲生过7 
      个孩子,加上长期的粗砺饮食和捱病(就是生了病几乎从来不去看大夫,就那么躺
      在炕上捱着),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啊,当晚回家就大吐血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当时我正在学校看书,突然有同学来告诉我我娘不行了,要
      我赶快回家看看。我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请大夫。有个姓戴的大夫,他原来是国民
      党军队的随军医生,被俘后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军队到邻村行医,他人很好,医术
      也很高明。把他请到家后,他给我母亲打了6 针不知是什么药物——估计是止血针
      吧——随即母亲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算是暂时保住了命吧。但是从那以后就留下
      了病根,眼睛老是看不清楚,并且时不时就会抽风,抽的时候连手都掰不开,而且
      常常是一发作就抽一整天,我母亲从此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个时候她只有39
      岁啊!到我结婚时带媳妇儿回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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