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帮派意识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规律。
在旧社会的封建大家族中，长幼尊卑等级分明，很容易形成团伙帮派。解放后，
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巴金笔下封建式的“家”基本不复存在。但
潜藏在家庭中的帮派意识却似乎没有彻底根除。家长们在评价孩子时，常常情不自
禁地流露出这种意识来：
奶奶：“这孩子，到底是我们家的骨血。这个气球就是从他姥姥家带回
来的，并且悄悄儿告诉我，别让他舅舅的孩子看见。”这时爷爷的表现一般是欣赏
地笑笑。
姥姥：“要不人说‘外孙是狗，吃了就走’呐！任你怎么亲他都不管用。”
姥爷这时可能会这样反问：“你还指望他怎样孝敬你哩？”
甚至爸爸和妈妈戏逗孩子也常常这样问：“亲爸爸还是亲妈妈？”
“长大挣了钱是给爸爸还是给妈妈？” 除了特别机灵、特别早熟的孩子会回答
“都亲”、“都给”外，一般的孩子是从爸爸妈妈中选择一方。因为大人们在很随
意的对话中已给了孩子这样的暗示：爸妈是相互对立的两方，奶奶家和姥姥家是两
个不同的“阵营”。
如果说这种提问给孩子带来的仅仅是困惑与无所适从的话，家庭中真正
意义上的帮派带给孩子的伤害则是全方位的（既有情感的伤害、心理的伤害，又有
学习动力的消解）。毋需讳言，这种伤害最严重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
时，好多家庭中出现了“造反”和“保皇”两个派别。记得我的一位好友，她贫农
出身的妈妈揭发了“历史反革命”爸爸，工作队的负责人要她在两方之间迅速作出
抉择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她平日是与爸爸共同语言多，感情上更亲近，而此
时妈妈却做了“弄潮人”，代表了主流……
当然时代不同了，家庭帮派团伙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家庭成员间难以超越的是金钱的诱惑。
笔者熟识的一对农民夫妇，生有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们赚一笔教育经
费，夫妇双双进城打工，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家中老人。不料，试工半年之后，女方
被留了下来，做了长期工，男方却被解聘，回家继续种地。久而久之，夫妻间的差
异就越来越大。种田的丈夫土头土脑，越来越木讷寡言，城里的妻子却纹了眉、染
了发，越来越时尚光鲜。两人由差异产生嫌隙，又由嫌隙使矛盾激化。起初是那爸
爸对渐渐懂事的女儿说：“你妈妈的钱来路不明！”那妈妈也对儿子说：“俺娃长
大别像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后来夫妻频频吵架，家庭中就出现了两个对
立的阵营。 按孩子们的称谓来划分：
第一个团伙：奶奶、爸爸、姑姑、叔叔。
第二个团伙：姥姥、姥爷、妈妈、舅舅。
两个团伙基本处于冷战状态，不直接对话，但却心照不宣，动不动就向
孩子们放冷枪，彼此攻击。
女孩儿大些了，懂得爱美了。听说妈妈回了姥姥家，就欢欢喜喜跑了去，
向妈妈要钱，想买副耳钉。姥姥冷不丁说：“不会问你老子要去？衔上冰块化不出
水的东西（骂那老子没出息）。”
妈妈给女孩买了耳钉，女孩戴了起来，由不住想照镜子，被奶奶发现，
就没好气地说：“上学的女娃打扮得这么油光鲜亮干什么？知道你那‘浪’妈就不
会教好！”
学校让交班费，孩子们回家问爸爸和奶奶要钱。
爸爸说：“去城里找你妈妈要！问问她打工到底是给你们挣培养费呢，
还是给你舅舅赚娶媳妇的钱？”
奶奶附和说：“她既能买得起耳钉，自然也能交得起班费！”
姑姑也插嘴说：“瞧瞧你妈穿得跟贵夫人似的，你们却像小叫花子！去
城里现现眼，叫人们认识认识她是个什么东西！”
对两个帮派的失望和反抗使姐弟间增强了凝聚力，两个小人儿又组成了
一个小小团伙。姐姐对弟弟说：“与其央求他们，还不如咱自己动手呢。”她俯身
到弟弟耳边说：“姥姥的铺盖垛下，靠墙的死角儿就藏着钱。”于是，两人商定：
姐姐望风，弟弟动手，并且拉勾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样，他们不仅交了班费，还有
剩余。
当姥姥发现家中失窃，怀疑到姐弟俩头上时，那钱早就变成孩子们肚里
的零食了。而且，两个孩子的嘴一个比一个硬：
“你放钱的时候告诉我们了？谁知道你的钱放在哪里！”
“家中的大活人有的是，为什么就怀疑我们两个！”
当然，最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是奶奶这一方的人，因为他们明知道孩子需
要钱，有“作案动机”。但他们却不无快意地保持着沉默。事情过后，他们甚至当
着孩子们的面私下议论：“且不说娃娃们没拿他家的钱，即便拿了，也没有认错门
子。她妈妈打工赚钱，曾填了她娘家多少？逢年过节，姥爷舅舅，几时给过压岁
钱？”
言外之意：“拿”得有理。
姐弟俩的反应是冷漠、绝情，不买任何一方的账。奶奶的饭桌上什么好
吃就只捡什么吃，早晨起床不叠被、不扫地。当爸爸强迫他俩帮奶奶干家务时，弟
弟捅火炉故意荡一屋子灰，姐姐一洗碗就“失手”打盘、打碗……
帮派产生帮派，对立产生对立。这种情形几乎成为这类裂痕家庭的一般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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