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那些年,我妈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妈妈李敏到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前身)任见习参谋。她成了一名 军人。妈妈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外公有一次难得的轻松对话,内容就是 关于她的军人身份。她回忆道: “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 ‘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 “文革”中,妈妈得知关心过她的国防科委领导在挨斗,主任赵尔陆突发心脏 病去世,副主任钟赤兵被批判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涩。 钟赤兵将军长征中与外婆同在休养连,后又与外婆一同赴苏留学,交情甚深。 妈妈到国防科委工作后,钟将军对她也很关照——不是别的,按妈妈的说法,就是 请假方面好通融一些。当时妈妈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亲要请假,买票也要单位证 明。对此,赵尔陆和钟赤兵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持。为 表感谢,“文革”前赵尔陆在世时妈妈还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在办公室通宵工作的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 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他进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经太迟了。事情 并没有完,有些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妈妈觉得这样不对,她要找外公讨教。 这次妈妈很快见到了外公。父女见面后,拉着手说起了家常。当妈妈转入正题, 谈到批斗赵尔陆时,外公的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满脸怒容,呼吸短促,拉着妈妈 的大手也冰凉了,而且不断颤抖着……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对自己发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 “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外公 问。 “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 妈妈劝道。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 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对妈妈发过脾气。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 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的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 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过了好一阵子,外公的情绪才平和下来。妈妈试探着问他: “(今天您的话)能不能传达?” “能。”外公答。“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妈妈轻轻 地点头说。 那天,妈妈在外公身边呆了好长时间。她打来一盆热水,又一次帮外公洗了脚, 井冈山老战友的去世触发了外公的思绪,他望着为自己洗脚的女儿,又想起了当年 的外婆。外公对妈妈谈起了往事: “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 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 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 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 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 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 过了头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好了”——回忆戛然而止。外公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边说边冲妈妈笑着。 妈妈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该休息了。 钟赤兵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强行把他从 病床上拉走,让他带着氧气瓶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妈妈心急如焚,又无可奈 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外 公,要向他反映情况。 那一次,妈妈和爸爸在中南海门口等待多时,才被允许见外公,妈妈还听到一 些风言风语,比如说她是“小保皇”了,回来“摸底”了,等等。 这些话,外公也听说了。他的反应是: “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来摸 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然后,外公详细地听取了妈妈和爸爸反映的情况,对批判钟赤兵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钟赤兵因此受到保护,后于1975 年病逝。 也在1969年,妈妈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 的“五七干校”劳动。 妈妈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哥哥宁宁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后 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妈妈一向体弱,在干校几个月 后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外公的打击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妈妈去看过几次 外公。她后来回忆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 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 范围就是从湖南路走到几条街外的淮海路,然后在兴国路一家西餐馆喝上一杯牛奶, 吃上一块面包,再走回湖南路。 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 好。她这样鼓励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那么,这段路有多远呢?妈妈说 :挺远的。而据我估计,总有二点五公里吧。 为了外婆,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我——“小东梅”留在外婆 身边。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广慈医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医 院,1972年改名瑞金医院。1931年,外公与开慧外婆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患噤口痢 在此病逝。1972年初,妈妈在此生下了我。 “小东梅”在外婆身边的岁月也是难忘的,还发生过“惊险事件”呐! 外婆的护士小吴阿姨至今还记得淘气的“小东梅”从湖南路外婆家二楼楼梯摔 跤滚下来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见面,76岁的她还笑着提起往事:“告诉她不要 在楼梯上玩,她非玩,结果摔下来了。”那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骨头没事,缝 了几针。只是把妈妈吓得不轻,急得从北京坐飞机赶过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陈毅一家住在这里时,二楼楼梯也差点发生“险情”。 小鲁叔叔在回忆文章中说: “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 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得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 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程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 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道:“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 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 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 持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