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子弟兵”(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
      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
      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
      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
      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
      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
      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
      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
      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
      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
      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
      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
      》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
      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
      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
      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
      “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
      《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
      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
      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
      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
      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
      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
      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
      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
      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
      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
      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可是,
      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
      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
      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
      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
      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
      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
      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
      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
      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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