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故事于民（3） 3 ．“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 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 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 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 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 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 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 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 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 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 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 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 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 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 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 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 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 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 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 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 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 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 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 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情绪抒发的满足，然后再将这种愉 悦和满足通过讲故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达到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而不是进行政治 灌输，强迫他们来接受教育。 这便是《故事会》的“老家”。 于是，何承伟提出了将《革命故事会》前面的两个字去掉，还《故事会》以本 来的面目。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 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 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好在实事求是之风正在逐渐恢复，面对着《革命故事会》的尴尬局面，何承伟 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1974年3 月至197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属 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出版了三十三期。 1978年1 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 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 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 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 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 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 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 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 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 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 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 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 社会新闻，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 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 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 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 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 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 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 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 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 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 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 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 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 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 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