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金戈铁马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这一情况时， 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 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 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 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 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 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 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 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 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 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 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 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 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从没有良好的 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 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既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也有强烈 的共识。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 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 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 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 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 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 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 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 的独裁，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 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 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 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支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 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 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 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 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 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 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 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 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 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 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所忽视的经济成份也在南渡以后的历 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 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 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 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 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 “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 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 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 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惟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 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 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 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 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 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 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 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尤 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 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 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 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 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 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 “和”之外，尚且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 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主流。这种理 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 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 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 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 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 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 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 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 （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 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 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 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 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 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 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 是满怀抱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 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 逃脱掉这个法则。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