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 铺盖走。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我调 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 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 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 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周总理安 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 书长，我提出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 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 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 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 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 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 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 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 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 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 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 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 翻译问。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 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 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 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 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 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 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宋庆 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 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 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 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 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１０个派性少一点的人。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 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１０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 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 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 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当时， 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 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从我在国 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 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 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 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碍的周总理进行不断的罪恶攻击，不管他已经身患绝症。 正直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或远离他们，或横眉冷对，或起而抗争。有一次，政治 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 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 的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 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这次会议后，深知江青积怨甚多的毛主席为了让江青和 纪登奎团结，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讲儒法斗争时，特意让纪登奎陪着江青一起去。 鉴于林彪等人的叛党叛国，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 寄予希望。１９７３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 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 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然而后来毛主席终于发现，希望落空， 王洪文等人是扶不起来的一帮。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