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零至一 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１９７０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 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 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 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 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 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 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 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 风波。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 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 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 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问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 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 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 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 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 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 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 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 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８月２３日下午３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林彪是党中 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 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８月２４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 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８月２４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 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 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 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 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 一起凑材料。８月２４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 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 多斗争的。 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 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 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 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 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 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 不知道是谁。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 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我 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晚上１１点多钟时， 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 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 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 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 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 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 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２号简报，全会的第６号简 报。 ８月２５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 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 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 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 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 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 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 聂元梓在串联。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 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 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这时，叶群、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 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８月２５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 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 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８月２５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 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 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 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 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 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 会议为什么停止了。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 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我对李 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 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８月２５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周总理说 ：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 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 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 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 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你为什么不讲？周总理批评了我。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 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 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简报，报送给周 总理。周总理指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画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 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 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 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６号简报。开检讨会时， 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 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 像样子。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 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 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 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 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 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 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 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 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 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９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 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 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 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 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 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 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毛主席的谈话进行 了两个小时。我记得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 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从庐山回来后不久，周总理把我 找去，把我写给他的信和那份批评聂元梓的简报交给我，要我把它们处理掉。我一 回来就把这两个材料处理掉了。这时，我更意识到了这里边的问题，周总理想得周 到。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表明问题越趋严重了。 华北会议好像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主持的。会前，周总理找我们几个人谈 话。他先谈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然后要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 检讨，揭批陈伯达。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 个是６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 的错误表态等问题。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 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