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愈来愈疯狂了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１９６７ 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 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 “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 造反派于１月１８日夺了权。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 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 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 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 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和高扬文、丁国 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 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 们分散到各个工厂。其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 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 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 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这些人问： 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 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 批判。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 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 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５点多钟，吉 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 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 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 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 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 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 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指 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 造反派夺权后， １月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 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 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 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 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 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 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 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 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 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 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 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 们拖了个尾巴。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 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 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 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 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 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 富治。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 久就调回河南去了。早些，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 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 空了呢？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 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 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 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 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 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 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 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 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 过吴传启看过。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 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 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 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 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