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派”与“地派”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
      了“红色政权”。1967年4月20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
      人参加。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
      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
      “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
      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
      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
      根本无法工作。这以后的情况比1966年至1967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
      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196
      7年7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
      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
      
          1966年8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
      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
      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
      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
      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
      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
      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
      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
      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一直闹了
      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
      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8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
      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
      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
      书长,我和你一起去。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
      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
      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
      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
      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
      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
      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
      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
      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接着是
      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
      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
      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
      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
      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
      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
      
          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
      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
      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
      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
      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
      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
      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
      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
      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中央决定北京
      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
      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
      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
      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
      
          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
      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
      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
      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
      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
      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
      “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
      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
      也有他的目的。
      
      
      
          1968年3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
      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
      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
      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
      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
      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
      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我是卫戍
      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
      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
      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
      道会飞来什么横祸。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
      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
      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
      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
      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
      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
      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
      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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