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沈阳待了几天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
      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
      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
      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
      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我追问:彭真
      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
      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
      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
      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
      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
      上升到了“反党集团”。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
      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邓小平
      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
      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
      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
      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我到北
      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
      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
      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
      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
      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
      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
      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
      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
      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
      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
      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
      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
      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
      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
      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
      赵凡。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
      报纸上刊载。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
      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
      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
      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
      来。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
      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
      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
      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
      了“资反路线”错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
      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
      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
      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
      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我们当时认为,
      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
      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
      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工作纲要搞好后,
      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
      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
      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
      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
      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
      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
      驻。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
      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
      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
      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
      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
      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
      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
      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
      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
      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
      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
      势。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
      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
      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
      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
      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
      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
      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
      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
      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
      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
      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
      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
      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
      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
      学校里广大师生。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
      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
      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
      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
      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
      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
      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
      领导呢?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
      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工作
      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
      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
      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
      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但是,
      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
      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
      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
      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
      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
      派人参加。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
      (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
      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
      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
      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
      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
      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主席还派周总理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
      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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