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戈尔巴乔夫向右转 虽然经济正在恶化，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升温，而且暴力犯罪也日益成为 严重的问题，但在1990 年夏末，许多苏联知识分子还是充满了少有的乐观情绪。 戈尔巴乔夫似乎已经抵挡住了党内强硬派的进攻，并且奠定了与包括叶利钦的俄罗 斯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础。 然而，人们的乐观期待很快即告破灭。戈尔巴乔夫命令将沙塔林和雷日科夫的 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着实令不少人感到意外。10 月，戈尔巴乔夫—阿甘别吉扬 的新版计划公布，原来有少数观察家曾希望，戈氏对上述两计划的“调和”只是为保 留沙塔林方案要点作些表面文章，现在他们也大失所望。 当时无人相信这种“调和”行动能行得通，戈尔巴乔夫的声望、权威和实际力 量也因此而加速下滑。 与此同时（也许并非巧合），有关戈尔巴乔夫即将被政变推翻的谣传也多了起 来。这些谣传从未特别指明究竟是谁在策划推翻〔422 〕总统，只是认为由保守的 共产党官员、军官和警官组成的阴谋集团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政治上的混乱和戈尔巴 乔夫日益不得人心的局面。某些愤世嫉俗者怀疑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鼓励这种谣传， 以便为扩大总统权力寻找正当理由。 戈尔巴乔夫受到围攻最初，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最高苏维埃获碍特别授权，颁布 有关经济问题的法令，建立旨在“促进全联盟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借以支撑其 权威地位。他的建议在最高苏维埃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 ③某些改革家，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该建议的理由是，为迫 使阻力较大的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威。但恰恰 在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权力增加之时，他似乎越来越无力采取决定性行动。 整个秋季似乎都无所作为。11 月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红场阅兵式，传 统上是炫耀苏联军事力量的机会，但也被企图暗杀站在检阅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一 事件所搅乱。正当一名来自列宁格勒的男子将手枪瞄向总统时，卫兵们将其摔到了 地上。两发射向戈尔巴乔夫的子弹偏离方向，射向天空。尽管无人受伤，阅兵式也 像什么都没发生似地继续进行，但该事件却使整个城市都非常紧张。这似乎应验了 公众对暴力失控的印象，而且它可能促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他随后宣布的一系列行动。 红场事件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有1000 多名经选举担任公职的军 官参加的会议。④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此次会议竟是一场灾难。这些官员毫不隐瞒 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愤怒，认定他应对国家的不幸负责，并公开说他们对他的领导 已不抱任何幻想。⑤这次会议无疑加深了戈尔巴乔夫的如下担忧，即军队将会支持 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423 〕仅仅三天之后，依然对此次对抗心存余悸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大 会提交了一份冗长报告，却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和敌视。⑥这使得他的失望达到了 顶点，最后使其下决心支持强硬路线。他返回办公室后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 会议的还有主要来自党内的其他顾问。由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决定 推行一些已有的应急的计划，用来加强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并使政府直接服从其领 导。⑦次日，戈尔巴乔夫再次来到议会大厅，提出要彻底重组他的总统权力班子。 此计划制定的甚是匆忙，许多高级官员都未曾过目。雷日科夫也是在戈尔巴乔夫去 最高苏维埃途中从车上给他打电话时才第一次听说此事。⑧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同意 其计划，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总统委员会将被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得优势地位 ；还将设立副总统一职；而内阁也要取代部长会议，其规模尽管未予特别规定，预 计会小于美国总统的内阁；联邦委员会将成为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顾问机构。 ⑨代表们对这个计划比对前一天的“联盟共和国”国情咨文更有兴趣。虽然其变化 主要集中在机构重组而不是激进的新政策上，但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需要有所行 动了。立法者们兴致勃勃，但当他们就该计划进行辩论时，却发现其中的模糊表述 将使戈尔巴乔夫无需同他们协商即可使这些新的设置具体化。 即使如此，大多数改革者还是准备支持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前提是总统要用 这些权力来推行他们所赞成的改革。一批杰出的“民主派”还签发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戈尔巴乔夫要么作出一些果敢决定，要么就干脆辞职。他们要求赋予各加盟共 和国以真正的主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军队和地方政府摆脱共产党的直接控制，成 立具有改革思想的新内阁，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建立工作伙伴关系。⑩ 戈尔巴乔夫非但不赞成这些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明智的建议，反而把这些要求 当成是一种反叛行为，甚至在思想上还更坚定地站在了他曾扶植过的改革派知识分 子的对立面。（11）实际上，他很难使最高苏维埃赞同这样的政策，但那些政治家 们急切地希〔424 〕望人们看到他们并非无所作为，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坚定努力 也许能够说服他们。 如往常一样，最高苏维埃起初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认为它过于模糊，只 是在戈尔巴乔夫同意逐点进行讨论后，他们的态度才缓和下来。有了这些保证，最 高苏维埃投票“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提 供更详细的内容。总理雷日科夫虽未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但他让大家都知 道，戈尔巴乔夫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对将部长会议转变成总统内阁的打 算也颇感沮丧。 12 月，设立副总统职位和戈尔巴乔夫建议成立的其他机构的宪法修正案得以 通过，戈尔巴乔夫最终获得了他想从立法机关得到的绝大部分东西。 然而，立法上的动作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令多数公民忧心忡 忡的是商店中食品与商品的短缺，他们花在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即莫斯科的官员们现在讲起话来都比较强硬。法律和 秩序成了新的口号，而且11 月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颁布一个新的严厉政令，发表一 次威胁性讲话，或由某一持强硬路线的政治家取代了某一要职。 11 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下令由宣传喉舌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接替米哈伊· 涅纳谢夫的职务，后者曾经为电台和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计划建 立四个独立的频道。这一步骤显然旨在加强对电子媒体的控制。 对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也在增加。当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政府 继续维护它们的主权、通过立法、并扩充其行政管理机构时，戈尔巴乔夫间接加强 了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发布“保护公共和集体组织财产”这一法令之后，他授权增 派军队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11 月27 日，国防部长亚佐夫在电视上露面，警告说将使用武力来防止对军 事设施和军事人员的骚扰。第二天，政治局又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敦促戈 尔巴乔夫同立陶宛境内“侵犯苏〔425 〕联公民人权的行为进行斗争”。12 月1 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政令，宣布各加盟共和国颁布的国防立法全部无效。此前波罗 的海沿岸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防卫机构，但依据这一政令，苏联可用武力 去阻止它们的这种努力。同一夭，令公众吃惊的还有，戈尔巴乔夫任命强硬派人物 鲍里斯·普戈接替了瓦季姆·巴卡金的内务部部长职务。 自1988 年受命担任内务部长以来，巴卡金的声望日增，被认为是苏联（也可 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法制含义有所理解的警察首脑。他十分英俊，经常身着 做工考究的西服，也许好莱坞会挑选他出演詹姆斯·邦德，但他在现实中则是一个 勤于思索而非因循守旧的人。当我邀他讨论执法问题时，他非常坦率地描述了苏联 “民兵组织”的缺陷：缺乏训练、低收入、腐败——所有这类问题都没有容易的解 决办法。然而，他明白，要想使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为此民 兵组织重新定向。正如其回忆录所言，他曾试图建立起一支服务于“法律和国家， 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苏共”（12）的警察队伍。在他担任部长之前，警察的行动只 受共产党支配，他上任后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而且他还坚持完全恪守法律准则， 因而多次触怒了党内的强硬派。 1989 和1990 年期间，他还常常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公众游行示威的 政策上发生冲突：巴卡金认为只要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就应该允准，而克留奇科夫则 坚持主张多数游行应予禁止。巴卡金也反对在民族主义活动比较积极的加盟共和国 实行总统直接统治的主张。尽管克留奇科夫反对，他还是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 政府签订了协议，允许当地政府对警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由于在一次正式的总统 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沙塔林计划问题指责总理雷日科夫，他也激怒了他的这位顶头 上司，到秋季，人数众多的“保守派”联盟要求戈尔巴乔夫撤换巴卡金，这些人中 有：总理、克格勃主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势的共产党组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的共产党领导人、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支持以一切手段维持联盟的激进派。（13） 尽管巴卡金将保住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位置，随后并被提名进入了新的安全委员会， 但他离开内务部这一事情本身却终止了在〔426 〕执法机构中间建立法制的全部实 际努力。他是掌管三大“强制机构”（其他两个是克格勃和军队）之一的唯一一位 全心全意支持发展文明社会、尊重法制的高级官员。 他被一个以因循传统方式处事而闻名的人所取代，可谓不祥之兆。 鲍里斯·普戈的行为很快即验证了公众对他的猜疑。12 月5 日，他在一篇措 辞强硬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他已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确保 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翌日，戈尔巴乔夫就在一次工业部门经理会议的讲话中预告 说，“严厉的、不受欢迎的措施”不可避免。12 月11日，克留奇科夫也发表讲话， 警告说国家正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并指责“外国情报机构”正试图“破坏”苏联的 “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计划在12 月17 日召开，审议正式加强戈尔巴乔夫 权力得那项宪法修正案。但有迹象显示，戈尔巴乔夫已不可能用这种新的授权去实 施其在11 月18 日的公开信中所强调的那种改革了。一切都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化。 重新定义联盟的概念在前一年的冬季，戈尔巴乔夫曾敦促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 国和其他地方的分离主义者在脱离苏联之前去尝试组建一个“真正的联邦”。他还 暗示说，几个月内就能订出新的条约，此条约将为联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自愿组合 的框架。有关谈判在1990 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联盟条约草案的公布已是1990年 11 月24 日。虽然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共和国准备接受这个条约，但我还是 仔细阅读了草案，以确定戈尔巴乔夫愿意容忍变革的程度。 事实上，草案内容在“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体现出了一些根本性的 变化。它规定“除了联盟施政所必需的部分以外”，加盟共和国将控制各自的土地 和资源，并确定了划分联盟与共和国权限的总原则。不过，其中许多方面含糊其辞。 从制定经〔427 〕济发展战略到使用黄金、钻石储备到规划社会政策等许多职能， 都被称做是“共同控制的领域”。对于怎样划分这些重要职能的权限，将由谁裁决， 一旦联盟和共和国权限相抵触时怎么办等相关的问题，该草案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自治”实体的作用和权利未作明确规定，更没有体现保障人权的条款。各加盟 共和国有可能脱离联盟的程序也不清楚。 接近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官员当时预估，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多数会很快达成 五项协议。例如，苏共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草案公布的前一天告诉我 说，他认为极可能有多达12 个左右的加盟共和国赞成这个条约。 （14）但当我看到草案全文时，我意识到这种预测是不现实的。 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参加很难形成任何形式的联盟，但两共和国的领导人都 对草案的某些部分表示了保留意见；而且他们同时还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着另 一个协议的谈判，这个协议最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戈尔巴乔夫介入的联盟条约的基 础。 在条约草案发布之前，我曾到基辅访问了几天。在那里，乌克兰议会主席列昂 尼德·克拉夫丘克告诉我，虽然他将参加起草联盟条约的会议，但除非乌克兰订定 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否则它不会认可任何新的条约。当我问道 新宪法何时能够通过时，他回答说：“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同一天，叶利钦为 签订一份俄乌双边协议也来到了基辅。 访问基辅期间，我不仅先后拜会了克拉夫丘克、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 古连科（15）及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坚持邀请了几位来自“鲁克”的领导人共进 晚餐。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已开始对“鲁克”领导人的行动施加压力，而我认为使他 们得到官方重视十分重要。他们对拟议之中的联盟条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根据克拉夫丘克提出的条件衡量尤其如此，但他们预料，任何联盟条约都只是在走 向完全独立的过渡阶段发生效力。 〔428 〕我问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的独立是一种切实的选择，来自基辅一个工 业区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拉里莎·斯科里克回答说：“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在 几年之内实现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计划用3 —5 年的时间实现完全独立。”虽然他 们在乌克兰议会中不占多数，但我并未视这种看法仅为一种梦想。如果莫斯科试图 继续推行其帝国统治，难道不会有很多共产党人转向他们一边吗？ 至于俄罗斯，叶利钦和俄罗斯民主派从草案一出台即对之开始发难。业已成为 反对派联盟的“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于12 月8 日和9 日集会，宣布该草案是“不 能接受的”，因为它“侵犯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 的主权”。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在采纳新的俄罗斯宪法之后，由各加盟共和国直接谈 判制定条约。其立场同克拉夫丘克11 月向我描述的乌克兰方案不谋而合。 当总结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条约草案的反应时，我的结论是只有中亚各共 和国和白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与已公布草案类似的条约，而它们甚至也会要求作些修 改，从而使其在对外政策、对外经济联系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更多的支配权。俄罗 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支持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但俄乌两国只有在采纳了新宪法 之后才会同意加入。我于夏季从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处听来的那类想法似乎正在 迅速传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在寻求完全独立，独立之后它们才会考虑建立某 种松散的联邦关系，而摩尔多瓦虽不得不对付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但也在朝 这一方向努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甚至对谈判一项新联盟条约也毫无兴趣。 对于许多加盟共和国而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争具有关键意义。在这场争 论解决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玩时间游戏，并避免作出任何最终承诺。戈叶两 人的冲突扩大到了谈判的实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代表向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大 部分自治共和国许诺，将在新的联盟中给予它们“成员”的地位，由此它们在许多 方面将享有同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的权利，借此向叶利钦施加压力。然而， 各加盟共和国都认为，这一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运用这一策略的结果也 证明是短视之举。戈尔〔429 〕巴乔夫正在失去以自愿为基础构筑联邦制联盟的有 利时机。由于试图对俄罗斯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他失去了无法挽回的时机。 谢瓦尔德纳泽敲响警钟1990 年12 月20 日，苏联外交部长原计划在这一天 向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然而，当谢瓦尔德纳泽站上讲台时，他却庄严地宣 布，这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简短和最困难的讲话”。他先是简要提到了一些有关 苏联对伊拉克政策和被指称向海湾派遣苏联军队的“计划”所引发的问题——他认 为这些问题是具有侮辱性和煽动性的。他抱怨在高层缺少对他的支持，他特别暗示 说，议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试图整垮他。讲完这些之后，他投下了他的重磅“炸弹” ： 民主主义者们，我将直言不讳。民主主义者同志们……你们在临阵退缩。 改革家已躲在幕后。独裁统治即将来临；我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下此结论的。 谁都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种独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独裁者，或出现什么样的 王朝。 我想接下来声明：我准备辞职……如果你们愿意，就让这成为我的贡献，成为 我对独裁统治进击的抗议吧。（16）那天上午，我正在距离莫斯科两个小时路程的 杜夫纳“科学城”，当我为赶午餐招待会返回斯帕索别墅时，我的新任副手詹姆斯· 柯林斯在门口告诉了我上面的消息。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3 月份时曾经作出了暗示，但是我仍然十分吃惊。“他是说 已经辞职了还是准备辞职呢？”我问道。 “听上去是最后的决定。他的原话是（我准备辞职）。”（原文俄文有误，未 改。——译者）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之一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来参加了午餐招待 会，我们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声称在听到演说之前，他对辞职一事毫不知 晓。我问他是否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有可能被说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回答说： “按我对他的了解，这〔430 〕是不可能的。他不希望别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表 演。这是关系其名誉的大事。”的确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的 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并不那么了解他。那天下午，代表大会复会，我现场聆听 了几位德高望重者的发言，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和编辑谢尔盖· 扎利金。他们建议不接受他的辞职，并要求他继续担任外长职务。而其他人则对他 大加攻击。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是对谢瓦尔德纳泽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几天前他 就说过，他们的目标先是巴卡金，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又语 无伦次、不着边际地发泄了一通。罗伊·梅德维捷夫60—70 年代曾被认为是一名 持不同政见者，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保守派阵营。他自以为是地评论说，一个过于 敏感的格鲁吉亚人已没有能力去承受批评。不过，听众都在等着戈尔巴乔夫讲话。 上午的会议上，他显得既惊讶，又似乎有些愤怒。此时已过了几个小时，他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考虑并拿出自己的意见。 走上讲台时，他看上去就像腹部受到重击刚有所恢复的样子。戈尔巴乔夫首先 讲道，最使他寒心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竟未事先告知他打算辞职的想法。尽管他在 谢瓦尔德纳泽发表辞职讲话后与其通了两次电话，依然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 其提出辞职，但他得出的印象是，谢瓦尔德纳泽自认为是在同各种“利用所出现的 困难并对改革政策发难”的企图进行着抗争，既然如此，他就更不应该放弃，而是 应该了解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故而，戈尔巴乔夫只能 谴责谢瓦尔德纳泽的行为和其采取逃避的方法。 接着，戈尔巴乔夫继续嘲笑独裁统治可能即将来临的想法。他本人并不期待获 得独断的权力，仅希望取得领导整个社会完成转变所必需的那种权威。至于其他人， 他说： 作为总统，我拥有广泛的信息，但迄今尚没有任何消息证实某人在某地准备把 一个军人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独裁加在我们头上……不，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17）〔413 〕当代表们步出会场时，议会宫走廊上一派沉闷气氛，少数极端爱国 者炫耀性的欢呼声使这种沉闷气氛愈显浓厚。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皱着眉头快 步走向衣帽间的时候，我跟了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未来。 他答曰：“这种政治迫害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还记得你们国家的麦卡锡主义 吗？它带来的只有破坏。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同样。”就在那天晚上，电视全文转 播了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时我看得全神贯注。要捕捉两位政治家 讲话时反映出的那种情感抑制力，非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能力不可。五年半以前， 他们共同开创了一项艰难的事业。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在使对外政策目标适应改革方 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此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战线上却正明显退却。我自信非常 了解谢瓦尔德纳泽，知道他并非是一个逃兵。他对批评意见显然比较敏感，但只要 有赢的希望，他就一定会进行反击。他一定是察觉到，戈尔巴乔夫准备牺牲他去迎 合那些正为采取强硬行动而聚集力量的强硬派。 奇妙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声明所作出的反应恰恰证实了这一 点。他说他打算提名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副总统。但这一新职位并无明确职责。若议 会批准这一提名，也实属明升暗降，更何况要使议会批准还必需经过一番令人不快 的争斗。（18）一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谢瓦尔德纳泽可能会更换工作。认为 他会是理想的总理人选，果真如此，以其对非俄罗斯民族态度的关注，就可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不过，一旦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右翼政府，就不可能 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出来领导它了。 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很显然，谢瓦尔德纳泽希望他要求“民主派”及时 站出来再次发挥作用的呼吁能使他们团结起来。难道他得到了有关政变计划的消息？ 或戈尔巴乔夫本人僭取独断权力的计划？我不得而知。 尽管谢瓦尔德纳泽同意在继任者获任命前再在对外事务部呆上“几天”，但他 不可能马上得到一项新的任命。为得到对谢瓦尔德〔432 〕纳泽辞职行为的进一步 解释，我拜访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谢尔盖·塔拉申科。塔拉申科告诉我，关于辞 职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严肃地考虑了一年左右。加快他作出决定的原因，在于 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感到苏联政府中放宽使用武力的主张占了上风，而他不愿与之同 流。让他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当军方违背某些由他谈判达成并经由戈尔巴乔夫本人 批准的军控协议时，后者很少给他以支持。（19）卢基扬诺夫甚至扣压外交部递交 的待批条约，每每到最后一刻才将其交到代表之手，他还虚伪地指责外交部未能及 时递交，以此在最高苏维埃破坏谢瓦尔德纳泽的形象。他还计划在谢瓦尔德纳泽出 国因而无法回答所提问题之际举行听证会。塔拉申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坚定支 持谢瓦尔德纳泽，卢基扬诺夫就不会这样做。 塔拉申科证实，除妻子、子女、培拉申科本人及另一位助手特伊姆加兹·斯捷 潘诺夫之外，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他应该辞 职。 我问塔拉申科，谢瓦尔德纳泽有没有得到即将发生政变的具体消息。他回答说， 谢瓦尔德纳泽并不知道任何具体的阴谋，但感到存在着决定以武力掌握国家命运的 团体，而戈尔巴乔夫目前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虽然戈氏也许认为自己正赢得时 间，但最后他还是要被他所依赖的人抛弃。考虑到这些因素，谢瓦尔德纳泽不可能 继续留在政府里。他觉得从外部聚集民主力量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所有各派都向我们保证，苏联的对美政策不会出现任何变化。戈尔巴乔夫在圣 诞节给布什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再次保证不会改变谢瓦尔德纳泽所推行的政策。 （20）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告诉我们，如果对美苏关系的建设性进程已不可逆转这 一点没有把握，他就不会提出辞职了。三星期后，当戈尔巴乔夫提名谢瓦尔德纳〔 433 〕泽的继任人时，他挑选了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据说，这 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能力，也是希望消除美国的疑虑。 我们非常了解别斯梅尔特内赫，对之甚为尊敬。他曾长期在华盛顿供职，后在 莫斯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外交部长后，很快就将别斯梅尔 特内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1990 年初又派其担任驻华盛顿的大使。 其才智、坦诚、及建设性的态度与熟知美国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了苏 联利益的真正有效代表和广受欢迎的同行。70 年代初以来，我就一直在同他打交 道，当时我是国务院苏联事务部主任，他是苏联驻美使馆的政务参赞。很明显， “萨沙”——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冷战时期就已是一名很突出的苏联外交官了。 虽然他从未对苏联政策表现出不忠，但他能理智平和地讨论问题，我们的感觉是， 甚至在不可能同意我们观点的时候，他也能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并会准确地向上 汇报。 葛罗米柯有一次给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捎来了一个个人口信，要求他禁止在美 国上演一部由欧洲拍摄但莫斯科认为失礼的有关列宁的影片，对此我非常生气。在 参加那天晚上苏联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我把别斯梅尔特内赫叫到一边，责怪他未 向莫斯科说明此举是何等的不智。他不去为此口信辩解，而是评论说，对于克里姆 林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 接着，他推测道，对列宁作出公正的评价也许要等10 年或10 年以上的时间。 就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而言，在勃列日涅夫政权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自由思想 进行抨击时作此评述自是非同寻常。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并在其职责允许的范围 内尽量做到诚实的人。 我是在1 月中旬得知戈尔巴乔夫挑选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替谢瓦尔德纳泽这一消 息的。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到别斯梅尔特内赫获得任命的几个星期里，虽然美苏关 系出现了紧张，但其诱因与苏联的这两位外长皆无干系。 新的副总统〔434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震荡之后草草 收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大多数宪法修正案，也勉强批准了根纳季·亚 纳耶夫担任副总统的提名。（21）亚纳耶夫50 刚过就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领导职 务，后又担任官方工会的领导。我在70 年代就见过他几次，那时由美国青年政治 领袖理事会组织的各代表团曾到莫斯科同苏联的青年“政治家”举行过几次会议， 而且1986 年在拉脱维亚的杰马拉召开的肖陶夸会议上，他还是组织会议的苏联官 员之一。 近来，我没有看到过他，原因是我们与受控制的苏联工会没有保持联系。尽管 他早先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但在他担任副总统后不久我就提出了拜访的要求。 他在共产党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待了我。虽然他最终要搬到克里姆林宫去办 公，但此时副总统的办公室尚未准备就绪。我们进行了愉快、轻松的讨论，他向我保 证，戈尔巴乔夫决心继续推动改革进程，也了解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不 过，亚纳耶夫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一个坚定的领导。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我 还感到他稍微有点紧张不安。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不停地抽烟，抬起的手有时也微 微颤抖。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苏联的副总统对会见一名外国大使会感到紧张，唯一的 结论是他不善于同陌生人轻松相处，即使是对于一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来说， 这也是一种最不寻常的特征。 起初，我难于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后来才想到他 之所以同叶利钦分手即是其嫉妒叶利钦的声望使然。很明显，他不可能容忍在公众 影响方面有可能成为对手的高级官员。而根纳季·亚纳耶夫在这方面显然不会对其 构成威胁。然而，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能加强总统职务威信的人，让我感到不可理 解的是，如果副总统一定得是位无足轻重之人，他为什么要费力去修改宪法呢。 〔435 〕经济危机加深1990 年岁末，经济似乎在加速下滑。在这个困难的年 头，尽管谈论的都是改革计划和“反危机”方案，但形势仍在继续恶化。 就在戈尔巴乔夫否定沙塔林计划之际，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将独自实施这一计划，但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大部分经济企业的控 制权仍掌握在中央各部委的手中。于是，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法律之争便接踵而至， 由此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宣布当俄罗斯的法律同联盟的法 律出现冲突时，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只有经俄罗斯议会的批准， 联盟的新法律才能生效。为与之抗衡，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政令，宣布在专门解 决权力分配的联盟条约生效之前，苏联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关税收与分配的争论尤其耗时费力。俄罗斯宣称保有在其境内征集全部税收 的权力，而且仅向联盟财政转交不足通常数目1/5 的税收。在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 的最后一天，即12 月27 日，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告知大会，联盟与俄罗 斯之间关于预算的谈判已告破裂。 戈尔巴乔夫随后加入了辩论，指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只批准为1991 年苏联预 算提供234 亿卢布，比1990 年的上缴额竟少了1190 亿卢布！他警告说，除非俄 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正常的岁入分配，否则苏联就会解体。（22）大多数人认为， 叶利钦是要证实戈尔巴乔夫已别无选择，只能同他妥协，并在联盟财政崩溃前屈服， 但对此谁也不能肯定。叶利钦非但没有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留在莫斯科讨论这 个问题，反而飞到了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 在1990 年即将结束之际，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其新获得的权力发布大范围的 政令，使局势恢复某种秩序。其中有一政令指示所有企业和部委在1991年继续执行 1990 年的契约。其目的在于〔436 〕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和各企业改变中央计划部 门所作安排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该政令的作用可谓与市场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为它保留了中央计划体制的绝大部分特征。 其他政令规定了重要的新税种：5 ％的销售税；向企业征收设立“稳定基金” 的种种新税。销售税在1 月1 日开征，不习惯附加销售税收的公众很快就将之称为 “戈尔巴乔夫的新年礼物”。其实，苏联传统上的税收一直很高，只不过其税收体 制使公众不了解自己交纳的数目罢了。戈尔巴乔夫的销售税违反了传统的隐蔽征收 形式，因而加深了公众对其领导的不满。 直到1 月份的第二周，苏联才和俄罗斯达成一项预算协议，1990 年12月出现 的资金危机遂得以缓解。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其两名助手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及阿列克谢·米哈 伊洛夫在1 月2 日刊于《消息报》的文章中，归纳了大多数观察家都已感觉到的种 种挫折和失望，严厉指责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他们嘲笑克留奇科夫和其他 人关于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破坏力量”的观点，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体制本身和其 受到不当管理的症结。文章预言政府靠提高税收和冻结种种经济关系来治愈经济的 尝试定会失败，还会导致生产进一步滑坡，通货膨胀加剧，预算赤字增大，以及更 为严重的结构失衡。接下来，亚夫林斯基及其助手敦促政府采取类似于他们先前在 “500 天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着手进行工业和农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建立商品交易、股票交易机构和真正的控股公司；打破生产垄断；控制预算赤字； 逐步放开价格，发展职业介绍所和社会福利计划。他们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从中 央到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分配”经济上的权力。 〔437 〕毕恭毕敬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就有拒绝接受经济援助的传统，其 思路是这些援助会成为外国施加影响的潜在因素。甚至在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也拒绝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但当1988 年12 月亚美尼亚发生地震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多年来首次感激地接受了 外部提供的许多援助，并在向亚美尼亚运送装备、生活用品及专家过程中给予了通 力合作。 当国家经济条件恶化时，官方的立场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到1990 年秋季， 戈尔巴乔夫不仅开始直接呼吁外国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而且还呼吁赠送食品和药 品。 我们在使馆工作的经济学家并不像苏联政府那样沮丧。他们认为，尽管有些地 方在饮食方面可能会受到些限制，但苏联有足够的粮食避免发生饥荒。总的说来， 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食品多么匮乏，而在于分配体制中固有的浪费和不稳定。只要 在粮食加工和分配领域实行私有化就可解决大部分问题，可惜，在这方面根本未作 任何尝试。 药品短缺现象相对要严重些。苏联的医疗保健体制向来资金不足，它的制药业 不仅非常原始，而且是该国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还有一点，在苏联集团的经济合 作组织经互会中，东德是专门从事医药生产的，苏联使用的大部分药品都需从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进口。随着德国的统一，此类进口开始要求支付现金，因此受到急剧 削减。与此同时，为限制环境污染，苏联的许多化学工厂被关闭了。结果，苏联的 医疗保健体制出现危机；在许多地方甚至连阿斯匹林都非常匠乏，至于现代药品也 就只有那些权贵和有海外亲朋的人可以享用了。 在以使馆名义向华盛顿提交的建议报告中，尽管我们指出向某些确实存在短缺 现象的地区和孤寡老人等弱势团体提供食品援〔438 〕助是有益的和可取的，但并 没有预测饥荒情况。无论如何，要使援助发挥效用，就要将其直接运送到受援者手 中，而非纳入苏联的集中分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既无效率可言，又非常腐败，大 部分援助物品往往是要么被运往黑市出售，要么就成为掠夺物。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药品援助，除这里讲的情况外，量比较大的援助可通过飞 机运送。鉴于欧共体已着手一项主要提供食品援助的计划，并可能通过火车来运送， 我们建议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药品援助上。 最终，华盛顿拿出了一项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总统倡议。尽管名称动人，但 所得政府资金非常有限：最初只有500 万美元用于支付私人公司捐赠的运输费用。 “希望工程”这一非盈利组织承担起了募捐和向最亟需援助的关键城市组织空运的 责任。他们的责任心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苏联医院的病人也因而受益。 然而，价值仅仅数百万美元的药品在一个如此紧缺的国度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由于担心即将来临的冬季会发生异常情况，苏联官员在支持外国的援助努力方 面采取了少有的合作态度。戈尔巴乔夫指定第一副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负责协调 外国运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迅速就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规则达成了共识，苏联 政府同意捐赠者有权直接向受援者，甚至向当时仍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区运送援助 物资，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也许是最容易的一次谈判了。官方的合作不仅是对形 势日益恶化的绝望之举，而且也是观念出现深刻变化的一个标志。以前，苏联官员 （及其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官僚）常常宁愿让老百姓受苦，也不愿让外国人接近他们。 看到西方这么多的政府和私人组织开始向苏联亟需援助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我感到很受鼓舞。这证明铁幕两边相互为敌〔439 〕的现象已经淡化——实际 上确已消失。这也使苏联公民感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未忘记或嫌弃他们。这是非 常有价值的，极为重要的，并且是鼓舞人心的事情。 不过，我承认，即使是一项计划周密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也难免包含着危险。 首先，它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解决其体制上的问题，体制问题要求进行内部改革。 其次，现实很少能与宣传相符。以苏联这个面积巨大、情况各异、滥用权力的国度 的需要衡量，大部分可行的援助计划必定都会嫌小。 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人根本见不到大吹大擂的援助，从而生出某种受蒙 骗的感觉。第三，这类计划还常常给捐助国留下错误的印象。许多人的印象是援助 的数量远大于实际的需要，于是，当这些援助不能改变受援国的状况时，对各类援 助的支持就会下降。 我当时认为，这些危险不能成为反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依据，而是对期望过高的 告诫。政府和公众都需要了解，对于一个亟需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的 国家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并不能替代组织良好、计划周密、协同一致的努力。 一方面，苏联面临的问题并非外部世界要承担的道义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外部 世界带来的；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确有浓厚兴趣。如果苏 联和其各构成部分不能建立起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作为全面的参与者进入 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就会再次对其邻国和美国构成安全问题。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清二楚的事。但是，华盛顿从未对苏联在过渡时期的种 种可行选择进行过认真研究，而且，总统一心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一个统一战线，把 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我们的西欧盟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且国内问题也使 其无暇它顾。日本政府将其对苏政策同归还北方四岛挂钩，因而也受到了束缚，归 还北方四岛的要求虽属公正，但靠直接压力不可能见到成效。 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向其西方伙伴征求建议时，他们既未使其理解也不肯向其清 楚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他只有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并开始引进市场机制，才会得到西 方的帮助。相反，西方的领导人往往只满足于发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声明，给戈 尔巴乔夫〔440 〕个人以一般性的支持。例如，据切尔尼亚耶夫讲，科尔总理11 月9 日在波恩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向后者作了如下保证： 我十分郑重地告诉阁下，无论是作为德意志联邦总理还是普通公民，我，赫尔 穆特·科尔，都对您，戈尔巴乔夫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您，而不是您周围的其 他任何人……因此，在您努力实现您的最终目标之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 同您一道工作。您可以放心，在这段坎坷的道路上我将一直站在您一边。（23）根 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10 天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会 议上会面时，布什总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道：“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将竭尽 全力帮助你。”（24）在这两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均被问到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 问题。他虽自称在努力寻求合作，但声称，面对叶利钦的“高调、煽动、对抗”政 策，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25）无论是科尔还是布什，似乎都未想到得体的 做法是要向戈尔巴乔夫暗示，避不履行沙塔林改革计划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改 革承诺提出疑问，他们也未意识到有必要向其提出警告：如果高压导致国家分裂， 外部援助将干事无补。 当然，他们有种种理由感谢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并觉得在 其国内问题引起讨论之际，他们不应对之采取责备和教训的口吻。但实际情况是， 叶利钦的国内计划要优于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而且后者如无前者的合作肯定要失败。 当戈尔巴乔夫加快同这样一个政治对手决裂之时，向他个人许诺他将会获得无条件 的支持不仅是轻率的，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其后果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以为， 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这也使他无法认识到，一旦他自己的政 策带来错误的行为，任何外来的支持都不可能挽救他。 如果西方领导人在对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表示赞赏的同时，也对其国内政策 趋势表示关切之意，就会体现出一种更实在的友好姿态。援助的承诺不应是针对他 本人而作（尽管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希望如此），而是应该面向将推动苏联走向 民主和市场的各种政策。其内含的信息应该是，“我们很想提供帮助，但如果你继 续沿〔441 〕着目前的道路前行，我们就无法再提供帮助了”。如果西方的领导人 确实打算这样讲，定会在脑海中形成实质性的救助腹案。 难道是他们对苏联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理解戈尔巴乔夫 否定沙塔林计划的含义？不，这根本不可能。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都在详细报告 我已列举过的那些事件，而且，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外交人员对这些事件的含义都 有普遍的共识。不存在任何“情报失误”。事实上，无需求助秘密特工和通信窃听 就完全可以了解局势。由众多外交官和记者提供的现成信息即可满足进行政治判断 的全部需求。 如果说有理解上的失误，也是存在于西方领导人脑海里和感情之中的事。由于 精力主要放在了其他事情上，且迷恋于苏联领导人这位新朋友，他们并不希望听到 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的消息，而且本能地否定了他本人至少应对其困境 负部分责任的想法。就像一个秘密俱乐部中的青少年一样，他的敌人也成了他们的 敌人，个人相互间的承诺成了衡量忠诚与否的标准。 当戈尔巴乔夫亟需连贯性建议和有助于实施一项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的国际 结构时，西方想的却是要去享受果实。而到1990 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突然向危险 的方向倾斜，所凭借的即是他的外国朋友作出的天真承诺：他们将会全力帮助他。 “外部鼓动者”的逃避当一个社会在力争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时，蛊惑民心的 政客往往会指责说，所谓的问题并不真正存在，而是由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捏造出来 的，借此来回避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模式，切勃里科夫不时地公开抱怨说，美国正 采取隐蔽行动来破坏苏联的稳定。在他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取代之后，此类 公开指责才变得少起来。毕竟，戈尔巴乔夫的利益所在，是使全国相信其对外政策 在消除同美国关系的紧张因素方面正取得成功。〔442 〕1990 年，人民代表大会 中某些喜欢吵闹的沙文主义者，特别是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和尼古拉·彼得 卢申科，开始指责中央情报局为颠覆东欧并使其脱离苏联阵营已花费了“数十亿” 美元。阿尔克斯尼斯还声称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在阴谋分裂苏联。尽管一伙斯大 林主义者和极端沙文主义者不断重复这些指责，甚至指控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 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中央情报局的佣金，但并没有多少人对之给予特别重视，他 们知道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 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右转”，克格勃再次公开指责西方秘密机构正试图瓦解苏 联。12 月，克留奇科夫的两次讲话都谈及美国的颠覆行为。这些指责极不恰当： 不仅荒谬，且有悖苏联的对外政策。这类言辞只能削弱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能 力实践其本人所签协议的信心。 到12 月底，我要求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助理阿 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会面讨论这件事。对能否让克留奇科夫保证停止制造谎言， 我不抱幻想，但我清楚，如不对谎言立即予以驳斥，苏联官员就会以为这种甚至最 无耻的指控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我知道至少切尔尼亚耶夫了解这类言论会对美苏 关系造成何种伤害，希望他能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命令克留奇科夫停止此类活动。 我和克留奇科夫约定元旦一过即举行会谈。1 月3 日下午，我来到新的克格勃 大楼，这栋大楼位于铁匠桥附近，对面是臭名昭著的鲁比扬卡。在克留奇科夫宽敞 的办公室中，我和他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相对而坐。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我告诉他之所以要求同他会谈，原因是我们对他的一些指 责感到困扰。接着，我拿出了他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一篇讲话，并在作出评论之 前先引用了其中的几段话。 对于他有关美国情报机构正隐蔽地破坏苏联稳定的指责，我谈到，如果是其下 属作出的这类指控，他就应该解雇他们，因为不会有真实的证据证明这种指责能够 成立。我们的现行政策是尽力支持苏联有序地向民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转轨，苏联 不稳定不符合这一政策。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收集经济信息是一种危险的间谍行为。我〔443 〕向他解 释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有关硬通货储备的数据和原材料、燃料及食品的 目录清单都是向公众公开的，而且政府与众多私人机构也要定期发表。这种信息对 于正常的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如果苏联希望作为一个完全的伙伴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就必须学会发布这类信息，而不是把收集这类信息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因为他拿“自由电台”作为中央情报局活动的例证，所以我指出，该台已有10 多年中断了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其活动也无秘密可言，完全由国会公开资助。其 政策也是禁播煽动性的评论。如果在广播中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人提醒要其注意有 违上述原则的行为。自由电台的管理机构愿意采取更正行动。 有关苏联正在成为无耻外国商人的牺牲品的指责，我指出，它不仅不准确，而 且会增加苏联实施其公布的吸引外国投资政策的难度。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定比例不 成功的商业交易，商业行为也不会总是尽善尽美，但有商业机制会去进行调节。把 偶然出现的不幸合同看作是对付苏联的国际阴谋的证据，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外 国企业可能也会发现，苏联的部分企业存在着至少相同数量的未履行合同事件，但 谁也没有荒谬地指责这都是精心策划的旨在破坏西方政府的阴谋。 对其关于美国同一些工人组织保持隐蔽联系的指责，我指出，我们同这些组织 的所有联系都是公开和正当的。我们既没有保持秘密的关系，也不想利用这些运动 ；我们的政府官员只希望去了解它们，以使我们的工会去同它们进行合作。 在对其讲话结束评论之前，我指出，那种把苏联的问题归咎于各种外来影响的 企图不仅未切中要害（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本土），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克留奇科夫对我的讲话听得很专注。当我结束讲话时，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直 视着我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仔细〔444 〕起草的，实际上已经降低了 调子。对于所有的论断他都有证据。不过，他清楚，破坏苏联的稳定并不是美国的 政策。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说到情报组织的活动，不可能每次计划都要通 知大使们。他说：“有些责任我们并不交给我们自己的大使，我肯定中央情报局亦 是如此。”我也清楚，苏联的大使们常常声称自己并不完全掌握克格勃在其派驻国 的活动，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克留奇科夫竟然如此草率地证实这一情况，仿佛这应 该是一种常识似的。这甚至更清楚地表明，他以为中央情报局将系统地从事有悖于 美国政策的行动：这种说法更适合克格勃而不是中央情报局。 虽然他应该了解美国的运作程序，但就大使消息是否灵通这一点，我决定对他 的论断予以驳斥。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序如何，”我说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 政府在贵国的所有活动都会通知我。事实上，没有任何旨在破坏苏联稳定的活动。” 他终止了这个话题，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说，当时苏联“极易受到伤害”，（其含 义是）有些过度敏感。他说，他个人欢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准备与美国开展各种 形式的直接合作：例如，同贩毒现象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不过，他也意识到间谍活 动会继续存在。 我告诉他，我同他讨论的并不是关于情报搜集问题，而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或 暗示出的所谓隐蔽的政治行动的问题。 在我离去之前，克留奇科夫问我如何看待他们面临的形势。我告诉他，老实讲， 我认为情况很严峻。许多人都在抱怨经济状况及其不妙的前景，可我认为最具爆炸 性的问题则是那些与种族关系有关联的问题。由各种因素导致诉诸武力的倾向特别 令人担〔445 〕心，因为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最终会出现一次吞噬掉每一个 人的大爆炸。因此，我们美国人希望这些问题在不诉诸武力的前提下得到解决。从 长远来看，我坚信，只有向其主要民族证明继续作为苏联的一部分与它们利害攸关， 苏联才能作为一个健全的国家生存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它们相信这一点。但如 果对其采取强制手段，它们就会失却信心。另一方面，如果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力， 允许它们在不受中央压力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安排，它们就会确信继续留在苏联内部 在经济上和安全上都有好处，从而就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体。 他向我表示了感谢，对我的这些看法也未予置评。于是，我直接问到，他是否 认为有必要在一些加盟共和国进行总统直接治理。他回答说，他个人的意见是有这 个必要，但又补充说，总统直接治理并不意味着逮捕或军事高压。 第二天，我拜访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我曾经请求把约会安排在此前的 那个星期，但被告知他当时很忙（毫无疑问，的确如此）。然而，我怀疑真正的原 因是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谈论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 了我。切尔尼亚耶夫总是一副平静和胸有成竹的样子，即使是在讨论易于引起争论 的问题时亦是如此，鉴于过去两个星期刚经历过紧张和刺激，此时他显示出的轻松 尤其予人以深刻印象。我猜想他在假期一定是得到了很好的休整。 我首先问他戈尔巴乔夫准备怎样对待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切尔尼亚耶夫回答 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谢瓦尔德纳泽离去，且一直竭力劝其留任或承担其他工作， 但他也意识到谢瓦尔德纳泽已下决心不再继续在政府供职——事实上，考虑到自身 的荣誉感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戈尔巴乔夫已决定顺应谢瓦尔德纳泽离职的心 愿。当谢瓦尔德纳泽出乎意料地宣布辞职时，戈尔巴乔夫对其事先未同自己商量非 常沮丧。此后，他才开始明白，谢瓦尔德纳泽避不同自己商谈是因其离职的决心已 定，担心他予以劝阻。 切尔尼亚耶夫强调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放心，即苏联的对外政策不会发生任 何变化。其核心仍是同美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当我问到关于苏联的总体形势这一问题时，切尔尼亚耶夫回〔446 〕答说，戈 尔巴乔夫的感觉是比两个星期前改善了很多。局势看上去在趋向稳定，预算危机似 乎也已解决（事实上，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才同俄罗斯达成协议）。 对于刚发生的内务部队占领里加国家印刷厂事件，切尔尼亚耶夫称之为“令人 恼怒”之事，并说他肯定戈尔巴乔夫不会被卷入其中。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对于是 谁下令采取的行动怎么会有疑问：内务部部长普戈掌管着这支部队，作为一名拉脱 维亚人和该地区前共产党书记和克科勃首脑，他同拉脱维亚的局势演化一定存在着 紧密的联系。 因想起克留奇科夫在前一天还评论说，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实行总统直接治理， 我就问切尔尼亚耶夫是否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只有在某一地方出现了生命受到威 胁的形势，才会依据特定的权限采取这类行动。即使真采取这一步骤，也并不意味 着要通过警察或军队来镇压，采取如1988 年将阿尔卡基·沃尔斯基流放到纳戈尔 诺一卡拉巴赫那种做法的可能性会更大。尽管最后会采取何种行动暂时还不能肯定， 但不会出现逮捕、军事管制或解散立法机关这类现象。 这种解释不足以使我宽慰。任何“中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议会的企图毫 无疑问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行动，如果人们坚持这样做，逮捕、军管及流血冲突 几乎可以肯定会接踵而至。虽然克留奇科夫对自己的态度毫不隐瞒，但他认为有必 要在“某些地区”实行总统直接管制这一肯定说法也足以令人担忧了。听到切尔尼 亚耶夫竟承认可能需要这样做时，我感到戈尔巴乔夫一定也在对此做着非常认真的 考虑。 在离开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之前，我告诉他，我希望戈尔巴乔夫总统不要相 信阿尔克斯尼斯之流有关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实际上，我很想知道 戈尔巴乔夫是否直接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报告，但又觉得直接问这个问题有 些不礼貌）。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是我们不用担心。 他说，有些右翼分子是理智的，但阿尔克斯尼斯根本就不理智，戈尔巴乔夫对 他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布什总统对他是支持的，而且不希望 他垮台。切尔尼亚耶夫还提醒我，不要认为阿尔克斯尼斯是军队或者上校一级军官 的典型代表。他声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阿尔克斯尼斯那样的想法。 〔447 〕我当然也知道阿尔克斯尼斯是一个典型的极端主义者，但我怀疑在苏 联军官队伍中，拥有同他一样想法的人会远远超过我们或者戈尔巴乔夫所相信的数 字。 我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向我作出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的保证和他对国内形势 正趋于稳定的感受让我感到宽慰。尽管如此，但从11 月中旬开始，苏联国内政策 的调子确实发生了变化。难道戈尔巴乔夫真的没有改变大政方针吗？ 切尔尼亚耶夫强烈否认已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他说，那些大肆谈论“民 主派”被“击垮”的人完全错了。他相信他们没有被击垮，只是过去的经验教训使 他们变得更加实际罢了。例如，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就在进行比从前更加富有成效的 合作。 当切尔尼亚耶夫讨人喜欢的助手塔玛拉·亚历山大洛娃把我送出中央委员会大 楼时，我的感觉是，切尔尼亚耶夫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是准确的，但说国内形 势正在改善就缺乏说服力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已转向强硬 路线，而且，他对“民主派”作用的观察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当时，我不知道他正在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任命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担任总理， 这一点我是阅读了他在1993 年出版的回忆录之后才清楚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 愿意任命索布恰克任总理，并予以大力支持，就可能使改革派团结在他的周围，以 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上年度风云人物从当选总统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就直线下降。尤里· 列瓦达的“全联盟公共舆论中心”的民意调查册就清楚地记载了这种持续下降的记 录。1989 年12 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 的行动。到1990 年1 月，这个数字降到了44％，5 月份是29％，7 月份是28％， 而10 月份只有21％了。（27）1990 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 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 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46％，支持叶〔448 〕关于叶利钦，当时有人 认为到年底时他的威望已开始下滑。因为他既不能掌握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该 机构尚未准备修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设立总统职位，也不能 有效抵制戈尔巴乔夫的计划。 至少有部分公众已开始注意到，他趋向于开空头支票；在压力面前容易改变想 法；不能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几个星期都不露面。 即使如此，但他已显示出，他只要愿意就能阻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任何有限倡 议。他支持改革派所倡导而强硬派共产党人非常痛恨的那些根本性变革。现在，他 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许还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因为他同大多数加盟共和 国当选的领导人都保持着一种虽不够深入但却良好的工作关系。 戈尔巴乔夫要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要想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唯一的希望似 乎有赖于他同叶利钦和民主派从事共同事业的愿望和能力。可是，回想一下1991 年初的形势就可明显看到，戈尔巴乔夫当时非但没能认清在我看来非常清楚的形势， 而且其实际的所作所为恰与我的预测背道而驰。 他和我到底是谁看走了眼？是我错误地估计了他，还是他有了变化——或是他 将再次及时调整战术，放弃共产党机器，组建反共的改革联盟？由于群情激昂，局 势比1990 年8 月更为困难了。 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这对于一个四个月前还自信了解戈 尔巴乔夫所作所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件痛苦的事。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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