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亲历记

第十七章预演罗纳德·里根是对的。这的确是个罪恶的帝国。瓦连金·奥斯科茨基在莫斯科举行的声摞立陶宛的示威游行中的讲话1991 年 1 月20 日③在1991 年1 月7 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戈尔巴乔夫再次加紧了对立陶宛的控制，这次的行动比去年春天的行动更具有威胁性。国防部宣布正在向立陶宛派遣一支伞兵先遣部队，表面上说是去对付那些拒绝服兵役的立陶宛人。由莫斯科支持的联合阵线在维尔纽斯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立陶宛政府提高零售价格。当议会主席兰茨贝吉斯宣布推迟物价上涨的时候，总理普隆斯基涅提交了她的辞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随即接受了她的辞职。这时，戈尔巴乔夫利用维尔纽斯出现的政治混乱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戈尔巴乔夫于1 月10 日颁布总统令，把局势日趋紧张完全归罪于立陶宛人，指控他们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并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总统令责令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即完全恢复苏联和立陶宛〔450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废除此前通过的所有违宪法令”。 ④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日益强硬，但是这个总统令还是令我感到震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总统令除了加剧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外，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他正在为一场悲剧作准备——这场悲剧将会同时吞噬掉他本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受制于谢瓦尔德纳泽所描述的那些力量了呢？立陶宛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苛刻的、毫无余地的要求；这个总统令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使用武力提供借口。事实上，不等立陶宛作出回答，在颁布总统令的次日即1 月11 日，苏联军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占领维尔纽斯的一些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过去属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准军事“公共”组织，现在由立陶宛安全官员使用，另外还有一个新闻中心。早在这些建筑物被占领之前，兰茨贝吉斯就向西方政府发出了痛苦的呼吁，要求它们采取“断然行动”，防止苏军入侵立陶宛。兰茨贝吉斯特别要求对立陶宛作出正式的外交上的承认，并且发表了苏联宪法不适用于立陶宛的声明。他尤其担心的是，国际社会由于过分关注伊拉克问题而忽视了苏联对立陶宛的镇压。然而，华盛顿的目光并不仅仅是注视着海湾危机。甚至在美国官员看到兰茨贝吉斯的呼吁之前，白宫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已经谴责以伞兵相威胁是一种“挑衅，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他敦促苏联政府“停止恫吓的企图，回到谈判中来”。代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戈伯格召见了苏联大使，我也获得了指示，向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官员传递更加坦率和明确的信息。布什总统星期五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亲自提醒他我们的关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当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我接到了叶利钦办公室的消息，叶利钦本人希望1 月12 日星期六的上午同我见面。我非常想知道俄罗斯政府准备怎样阻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如果他不叫我去，我自己也可能会去约他。我当时不知道华盛顿的白宫官员曾经考虑过责令我拜见叶利钦，但是由于顾及此举可能会激怒戈尔巴乔夫，所以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忘了通知我他们后来的决定。叶利钦出席约会通常都很准时，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却让我等了10分钟。当他在会客室接见我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同主席团一道制定出了俄罗斯关于立陶宛问题的公开声明。他称之为“强硬的声明”，因为它谴责在立陶宛使用军队，要求不要在该地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动用从俄罗斯招募的军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自信知道答案。他望着我，仿佛我在问他为什么莫斯科冬天会变冷一样，然而还是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他们可以对立陶宛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动用武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对俄罗斯的议会动武。事实上，如果他们在对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我们就将成为名单上的下一个。” 叶利钦计划当天下午出席联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说他相信其他几个共和国的首脑也会和他采取相同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已经破坏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达成新联盟条约的努力。他认为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完成这件事情。当我从叶利钦的办公室返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接到了贝克国务卿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一封信。当时还没有任命继任人，所以谢瓦尔德纳泽还在担任外交部长。但是，我们被告知那天见不到谢瓦尔德纳泽，所以我只好把信交给了负责对美关系的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奥布霍夫。国务卿的信件强烈呼吁缓解立陶宛的局势，明确地表示一旦使用武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452 〕严重的损害。我让奥布霍夫尽快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谢瓦尔德纳泽（因为它是用英语写成的，所以还需要一个译本），而且我还让他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如果有什么消息要传达给贝克国务卿，我整个周末都等着为他服务。奥布霍夫向我保证说，谢瓦尔德纳泽会很快收到这封信，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还在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尽管尚未任命继任的新外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局势是如此严峻，如果他继续待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到周末，就很可能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中的一名成员。事实上，尽管直到下一周的星期二才任命接替他的人选，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早在那个周末就已经停止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了。在我拜见期间，奥布霍夫询问为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打前站的小组何时到达，这次访问原计划2 月份进行。通常在举行首脑会谈之前的5 —6 个星期，一个小组就会先期到来，为会议日程和其他事情做准备。但是，这一次白宫对此出奇地平静。我告诉奥布霍夫我可以催问一下，但是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我怀疑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如此严峻的气氛中还会不会进行这次访问。奥布霍夫扬起头，显得十分不悦，然后便故作惊讶，说我们竟然让“一桩内部事务”影响到首脑会议这样的重大事情。我告诉他说，他很清楚我们并不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情况视为“内部事务”，而且如果莫斯科的行动导致那里发生流血，很难想象首脑会谈会在那样的气氛下举行。我提醒他注意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并且要他力求使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充分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情的力量。当晚，我非常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因为我希望听听在叶利钦对我评论过的那个声明中，俄罗斯立法机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新闻对俄罗斯的声明只字未提。国家电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显然已下了命令，对这个声明不予理睬。苏联电视忽视重大新闻事件的例行做法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种倒退行为证明戈尔巴乔夫以克拉夫琴科取代涅那谢夫的做法正在产生效果。新闻广播对最近这些事件的态度是一个不祥之兆。以稳重的语调播送的新闻暗示，立陶宛秩序大乱是由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453 〕虽然这一天白天很长，但是这一天夜晚显得更长。我被邀请去参加为纪念《莫斯科新闻》周刊发行60 周年而在“旧历新年”——十月革命前使用的历法中的新年——举行的庆祝活动。邀请参加的时间是晚上11 点，整个庆祝活动将持续到午夜以后。我不喜欢深夜，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知道这种周年庆祝活动将更像是一次守灵而不像是一次晚会，但是我必须参加。民主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将会出席，而且此次庆祝活动将为我提供一个听取最新的政治小道消息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我的出席将象征着美国对改革的支持，表示我们同那些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人士站在一起。叶利钦在一个保镖的陪同下姗姗迟——他喜欢夹道欢迎的入场方式——身后跟着许多摄影师，并被引到了礼堂中我坐的那一排。他一个劲地朝我打招呼，坚持要我挪过去坐在他旁边以便交谈。他的保镖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为我调整了椅子。当我们进行简短谈话的时候，好几个电视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他正利用我来传达一种政治信息，而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也像他一样在利用对方传达信息，否则我可能早就生气了。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正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商讨；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赞成他当天下午所作出的呼吁，即不要干涉立陶宛。当天晚上，我听说反复无常的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将被任命接替雷日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个任命非常奇怪；帕夫洛夫既无政绩又无能力，不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率的政府首脑，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我问叶利钦此事是否咨询过他。他回答说他早就听说帕夫洛夫是候选人之一，但是两天前他还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帕夫洛夫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听说戈尔巴乔夫已决意任命帕夫洛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不会反对这个任命。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此外，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下达明确的指示，任何一位苏联总理都不能实施需要进行的改革。我又问他是否注意到了电视新闻对他关于立陶宛的声明不予〔454 〕理睬。他咧嘴一笑，大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对此应该怎样报道。”⑤正如我预料得那样，当晚的节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以后。幽默短剧一个接着一个，对白常常非常可笑，但是表演者们却没有喜剧情趣。虽然也经常传出笑声，但那是冷漠的勉强发出来的笑声。人人都表现得忧心忡忡。当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宣布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才得以解脱。我回到斯帕索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突击队正在发起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战斗。就是这支部队在1979 年12 月24 日突袭了喀布尔的总统府，并且暗杀了拒绝请求苏联提供“友善的援助”的哈菲祖拉·阿明总统。谁下的命令？当我被电话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桃红。半梦半醒的我把话筒从话机上取了下来。打电话来的是我的副手詹姆斯·柯林斯，他告诉我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建筑群在夜里已经被攻占了，人员伤亡惨重。虽然报告只是片断不完整的，但是显然有许多平民被打死了，数百人受了伤。而且有迹象显示，对议会大楼的进攻可能已迫在眉睫。绝大部分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坚持留在大楼里面，数千平民聚集在外面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如果大楼遭到攻击，其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整个上午不断传来各种报告。除了外国记者的报道之外，通过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从1990 年3 月起在该地区实行的外交人员禁令几个星期前已经取消了），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目击报告。中午时分，我为自己匆匆写下了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联邦委员会获得对这种做法的牢靠的支持。不等调查委员会到达⑥就开始这类军事行动，粉碎了两个一本正经的谎言，即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下达命令（这能让人相信吗）以及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难道说这一切大部分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谢瓦尔德纳〔455 〕泽辞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些计划了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事情发生时他仍然担任外长一职呢？事实上，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维尔纽斯的最高委员会大楼有没有受到攻击。当我了解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俄罗斯备派力量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反应，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一事件了。我不能想象所有力量都会袖手旁观，但是我也怀疑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行动。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请柬，邀请我去同第一副外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会谈。我的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其他几国的大使同行们也被邀请参加。集体召见我们，又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这暗示着问题既重要又紧急。我们集中在一个中等大小的会议室里，过去谢瓦尔德纳泽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议员代表团。科瓦廖夫是葛罗米柯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又高又瘦、态度和善，被公认为是一个西欧专家和严肃的诗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是代理外交部长了，因为他没有提到是奉谢瓦尔德纳泽之命。我怀疑是否谢瓦尔德纳泽本人拒绝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得不为戈尔巴乔夫做些辩解。科瓦廖夫告诉我们他刚从总统办公室来，希望把总统的信息带给我们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当他翻阅笔记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而且他嗓音也在异常地发颤。他接着说道，总统希望让他的外国同行们知道，他对攻击电视台的行为不负责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全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国内纷争进一步扩大。他希望他的外国朋友们放心，他仍然决心继续进行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决心要避免流血冲突。我有些吃惊，不是因为否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此前，除了接到过一个电话提醒我布什总统将会强烈谴责维尔纽斯的暴行之外（此时在华盛顿还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没有收〔456 〕到其他指示。但是，我认为对科瓦廖夫的声明不作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公众都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总统不久可能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从我个人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授权采取暴力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既然事情是这样，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总统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指出那些有罪的人将会受到相应法律的惩处。科瓦廖夫向我们保证说，一定把我的意见带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另一个大使问道，不知道他理解得是否正确，即总统不知道使用暴力的罪犯是谁。科瓦廖夫看着他的笔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念过的声明。当我们离开大楼的时候，我的一个同行问我是否相信戈尔巴乔夫未曾参与此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最难使人相信的就是他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个信息是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呢？对此我也难以理解。他不太可能希望加深人们的怀疑，即认为他已不再能控制他自己的政府了。 “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糟呢？”我的这位同行问道，“是戈尔巴乔夫策划了这次行动还是他失去了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我不清楚，”我告诉他，“两种可能性我都不喜欢。”当天，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苏联高级官员都没有对这场悲剧发表声明。然而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国防部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格内基·卡舒宾少将进行采访时，后者把所有罪责都推给了立陶宛人。据他说，民族拯救委员会反复要求立陶宛当局停止在他们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当这些请求无人理睬的时候，该组织就作出了志愿军事人员应该去控制电台、电视台的决定。然而，当这些人员接近这些建筑的时候，立陶宛非正规军朝他们开了火，于是他们就向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求援。〔457 〕接着，他发表了针对立陶宛民选政府的长篇攻击性演说，指出该政府的做法违犯了宪法，特别是践踏了军人的权利。这是自1983 年否认苏联空军击落了一架韩国民航飞机以来，又一个愚蠢的妄图掩人耳目的故事。每一个目击者都同意是攻击部队——他们不是来自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而是来自克格勃——首先向人群和广播大楼控制室及制作室中的人开枪的。但是，谁首先开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谁企图通过装备精良的军队夺取属于立陶宛政府的设施。当戈尔巴乔夫保持沉默的时候，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他立即飞往爱沙尼亚的塔林，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缔约一方将“承认其他几个国家的国家主权”，禁止各自的公民参与“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武装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宣布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是作为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组成部分——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后一点，他们宣布这份声明将呈送给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的议会和政府。叶利钦走得甚至还要远些。他向俄罗斯的军事人员发出直接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听从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平民开火的命令。他还向军队中的俄罗斯族人发出呼吁，要他们“记住你们自己的家园，你们自己的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你们自己的人民。对合法机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犯下的暴行会给俄罗斯自身带来危机，并且伤害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⑦这比一天前他对我讲的话更加雄辩有力，他的话在整个国家上空回荡。叶利钦已经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戈尔巴乔夫发起了挑战；现在他又对戈尔巴乔夫在违背加盟共和国政府意愿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控制军队发出了挑战。军事指挥官们都痛恨叶利钦，因为叶利钦曾对他们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提出过削减军事预算的计划，他们当然不会理睬他的呼吁。但是，在1 月12日和13 日发表的声明中，叶利钦开始提出来自俄罗斯的军人应该把最高忠诚献给〔458 〕他——俄罗斯的领袖，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双重权力的成分正在增长。与此同时，更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由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保卫其民选领导人的人盾行列，维尔纽斯议会大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公然违抗保卫该地区的坦克车手的命令，后者使用麦克风命令人们下午5 点以前离开，否则就会面临攻击。在立陶宛其他大部分城市里，甚至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举行了群众集会。里加的局势几乎和维尔纽斯一样严峻，示威者们开始在那里的议会周围修筑栅栏。声援立陶宛的示威游行席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帝国的其他许多城市。戈尔巴乔夫于次日即1 月1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对维尔纽斯悲剧公开发表评论。令我沮丧的是，他的评论似乎是在为攻击者们开脱。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也就立陶宛最近的事件向最高苏维埃做了报告。他们发现的唯一问题是，顽固的立陶宛领导层对无法无天的行为听之任之。他们声称军队由于激怒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受到指责。我看着他们在电视上的讲话，心里一阵阵恶心。于是，我写下了下面的笔记：普戈、亚佐夫、甚至戈尔巴乔夫对昨天事件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命令似乎是一个下级指挥官根据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救援请求而下达的。戈尔巴乔夫说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凌晨3 点被叫醒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可以相信的。但究竟是谁创造了条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呢？谁向当地军事指挥官签发了空头支票呢？而且为什么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呢？况且，民族拯救委员会没有任何合法地位。它的成员状况还没有被公布，而且戈尔巴乔夫昨天也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由哪些人组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军事指挥官根据一个不为人知的非法机构的“请求”而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的行为又怎么能被容忍呢？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被容忍了；根据今天几个发言人的话来判断，这次〔459 〕行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当的。让我们把这次事件同阿塞拜疆发生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控制权的事件相比较。军队镇压了那次事件，其根据是那是一种非法的夺权行为。然而这一次，一个诡秘的集团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的企图似乎获得了联盟政府最高权威人士辩护！唯一的问题是谁向谁下了命令…… 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能逃避对当前形势的责任。他或者策划了这起事件，或者不负责任地创造了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或者被迫参与了整个行动。不管哪种可能性更准确，对于我们的政策的影响都是一样的：继续阐明进一步的冲突将会给苏联利益带来的严重后果。许多人担心电视中心被占领后将会对立陶宛议会发动进攻，但是这种情形在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晚上都没有发生。似乎有人下令维持现状，不要激发进一步的暴力——至少暂时要这样。然而，电视中心并没有归还给立陶宛政府，拉脱维亚的政治紧张也不断加剧。刚刚成立的拉脱维亚民族拯救委员会（其领导者是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的一名发言人要求解散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把权力转移给该组织。⑧其他人则要求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实行总统直接管辖。我想起了10 天前克留奇科夫对我发表的评论。整个事件似乎都是以民选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为由，为“中止”民选政府做好准备。我所不清楚的是，究竟戈尔巴乔夫是计划的后台老板呢，抑或这是一个迫使他采取行动的阴谋。星期二，戈尔巴乔夫就立陶宛的形势又一次发表了演说，但是对在维尔纽斯施暴的军队未做任何批评。与此相反，他继续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立陶宛人身上。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和军事机构继续呼吁他在该地区采取直接管辖。对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谴责星期天早上发生在维尔纽斯的暴行一事，我并不是唯一感到沮丧的人。六个星期前刚被解除内务部部长职务的瓦季姆·巴卡金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中第一个对〔460 〕这一事件公开表态的人。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首先，我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总统为什么不把他与维尔纽斯事件的关系做一明确的、毫无掩饰的澄清。他作为总统的所作所为，他要求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以及尊重人权，所有这一切与夜晚采取夺取权力的企图毫无关系…… 其次，我不能理解的是，议会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地抱怨缺乏信息…… 他们知道谁掌握着信息，应该去问谁。事实上，在作最后分析的时候，竟然缺少资料来证明是谁首先开的火……重要的是这一使许多人丧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违宪的。很明显，任何将领听从街头人群或者自封的委员会的命令都是违宪的，不管这些群体的呼声有多大。⑨这是我在公开刊物上看到的唯一一份由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员发表的准确的法律判断。巴卡金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要在法制的基础上立国，但是又不情愿或者无法去承认明显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开始作出更为广泛的结论。1 月15 日星期二，维塔利·波特尼科夫在刚刚创建的《独立报》上撰文写道，究竟是谁下令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的问题总是纠缠不清，它表明“苏联权力的瘫痪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瘫痪的权力”。他还把苏维埃制度比作垂死的章鱼，虽然还在蹦跳折腾，但是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触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煮熟。⑩波特尼科夫描绘的情景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能肯定有多少个触手已经被煮熟了。有一些也许只是麻木了，还可能会再次向外出击。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正在迅速地下降。他往往摆出一副恫吓和威胁的架势，然而还没有实施威胁就停止了行动。通常，他不去实施他的威胁是明智的，但是既然如此，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出威胁。他对南奥塞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区）日趋严重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些奥塞梯政治领导人开始谈论正〔461 〕式脱离格鲁吉亚、同他们的北奥塞梯（属于俄罗斯联邦）兄弟结成联盟的时候，新当选的格鲁吉亚领袖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逮捕了他们，未经审判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一开始双方的非正规武装人员在南奥塞梯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当奥塞梯人开始把格鲁吉亚人驱逐出本地区的时候，加姆萨胡尔季阿便派出了格鲁吉亚正规军。他们在隆冬封锁了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造成了该市市民的极度困苦，在格鲁吉亚的眼中，奥塞梯的政治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后者正试图以肢解相威胁迫使格鲁吉亚继续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没有尝试向双方施加压力，使其达成妥协以解除危机的办法，他的选择是发布自己不可能去实行的总统令。1 月7 日，他命令格鲁吉亚政府从南奥塞梯撤出军队，但是格鲁吉亚议会以压倒多数票拒绝了这个要求，加姆萨胡尔季阿宣布任何实施这一总统令的企图都将使格鲁吉亚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我并不同情格鲁吉亚对待奥塞梯的粗暴的做法。格鲁吉亚一方面反对苏联将其当作一个殖民地，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中间的少数民族要么接受附属地位，要么就走开。然而，戈尔巴乔夫武力干涉的威胁只会把事态搞得更糟：如果他不能实施命令，他的信用就会受损；但是如果他试图实施命令，他就可能给格鲁吉亚带来流血冲突甚至内战。从11 月中旬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断发布徒劳的、自拆台脚的命令。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前两天，我记录下了对戈尔巴乔夫威胁向南奥塞梯派兵的评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落入抵挡苏联军队的陷阱，而格鲁吉亚人则不同，他们很可能会与威胁针锋相对。虽然我理解莫斯科对离心趋势的失望，而且也不认为格鲁吉亚人在对待奥塞梯人方面做得恰当，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这样行事……目前的方案是一个愚蠢的方案——戈尔巴乔夫仿佛愚蠢至极，竟然看不到那些怂恿他以这种方式“施展权威”的人实际上希望取代他！既然他肯定不傻，那他本人一定欣赏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可能会奏效的幻想。可悲，可悲，可悲，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当我把这些输入到我在斯帕索别墅里的个人电脑的时候，我〔462 〕真希望克格勃的侦查装置能够窃取到我正在输入的东西，那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得到我的评论的副本了。然而，我根本不敢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所记录的信息正是克格勃主席不希望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东西。在1 月15 日的那个星期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紧张局势就像发高烧一样，爱沙尼亚的局势稍轻一点。苏联最高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团来往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首都之间“调查事实”，但是证据表明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真正的谈判。在维尔纽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仍然预计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军事进攻。当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理查德·迈尔斯星期三访问议会大楼的时候，他发现代表们都倔强地执意要留在大楼里，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牺牲在那里。兰茨贝吉斯就是下定决心的代表中的一员，但是他也出席了为星期天的死难者而举行的葬礼。想要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以至于必须在足球场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演讲，他说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感到羞耻，因为俄罗斯人进行了杀戮；他还说中央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歪曲的报道；最后，他用“立陶宛一定会独立！”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并不是所有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都同民族拯救委员会唱一个调子。 1 月20 日，星期天晚上，在里加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起初，它似乎反映出已决定要在那里使用武力。特种防暴部队的小分队（从他们佩带的缩写标志可以看出）袭击了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在整个过程中杀害了五个或者六个人。占领大楼之后，他们在午夜后两小时又撤走了。当战斗打响的时候，拉脱维亚总理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立即打电话给苏联内务部部长鲍里斯·普戈（他掌管着“黑色贝雷帽”部队），普戈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要派他的副手去里加进行调查。后来证明这次攻击实际上是“黑色贝雷帽”部队军官的一次越轨行为，并没有得到高层当局的批准。然而尽管这样，这次行动还是加深了大家的紧张感。〔463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命令不再进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大楼，但是他直到九天之后才间接地把袭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贴上非法的标签。然而，在1 月22 日的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继续批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坚持要它们废除“违宪的法律”，只不过又补充说，任何集团都只能通过宪法允许的途径而不是靠武力来获得权力，任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武力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11）鉴于违宪事件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谴责罢了，但总算是有所表示了。又一个愚蠢的任命当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辩论达到高潮的时候，雷日科夫总理心脏病突发，于12 月25 日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年里，他一直遭到人们的攻击，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我非常难过。虽然我喜欢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敬仰他的勇气和正直，但是我也知道他不理解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因而成了亟待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障碍。如果苏联除总统外还将保留总理职位的话，那么这一人选必须懂得主要工作应该是把中央的经济权力重新分配给企业、地方和加盟共和国。雷日科夫的疾病解放了戈尔巴乔夫的双手。尽管两人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迫使雷日科夫辞职，不愿意同他最初阵营里的又一个成员完全破裂。现在，他可以自己选择任命一个总理了。许多人预测他将利用这次机会改组部长会议，把它转变成类似美国总统内阁的机构，只有20 来个成员，而不是现在的60 多个。把经济部门的职能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将会满足加盟共和国领导们的基本要求，从而有助于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戈尔巴乔夫花了三个星期来挑选雷日科夫的接班人，然后他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的第二天即1 月14 日宣布自己选择了瓦连金·帕夫洛夫。由于刚刚发生的暴力事件所带来的混乱，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一任命。事实上，帕夫洛夫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理〔464 〕人选。戈尔巴乔夫任命他的想法早在几天前就传了出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助手都很难解释帕夫洛夫有什么资格担任总理。帕夫洛夫身材微胖，长着一张圆圆的猪脸。自从1989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部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货币供应增长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商品的增长。虽然价格仍然得到了控制，但是“卢布倒挂”加剧了商店里的货物短缺，并且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以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财政部长至少应该对这个局面负部分责任，因而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挑选他晋升，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混乱日益严重的时刻。我在一年前曾经见过他，当时我是为了安排他对美国的访问而去拜访他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古怪、不太严肃。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中还有一些傲慢自大的成分。我们正在试图为他选定访美的时间，与他同行的还有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维克多· 格拉什琴科。我曾经同格拉什琴科讨论过时间问题，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建议的所有时间对他都不合适。当我把这事告诉帕夫洛夫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找到了格拉什琴科，当着我的面命令他改变他的日程，必须在他曾经尽量避免的日子里出访。帕夫洛夫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向我显示他对国家银行行长拥有权威。有时候，他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古怪，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随后的发展往往证明他是认真的。例如，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前3 天，即1 月11 日，他应邀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我们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他嘲笑“卢布倒挂”的提法，估计市面上只有250 亿卢布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发行的卢布数量有1000 亿甚至更多。鉴于印钞机过度使用的问题出现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采取辩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企图引用明显虚假的数字来否认问题的做法，是不能说服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的。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他看上去很傻。当有人提到卢布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时，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这可能会让你吃惊，是我定下那个价格的。”他的话果然让我吃〔465 〕了一惊，以至于我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听对了，于是我让他重复了一遍。使我感到吃惊的并不是听说财政部长涉足于黑市——事实上，我对此早有耳闻——而是我没有料到部长本人竟然拿自已牵扯进这类活动来吹嘘。他高兴地向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解释说，在黑市上抛售美元是一种从投机商手中吸收卢布的好办法，因为他能够出到40 卢布兑换1 美元的比价。而当时官方汇率是5.6 。尽管人们对帕夫洛夫能否有效地对付日益增长的危机普遍存在怀疑，但是他的任命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确认了对他的提名。几个星期后，新的“总统内阁”宣告成立了，这时大多数观察家——也包括我自己——又吃了一惊。我们曾经预计戈尔巴乔夫为了削减中央官僚机构会减少目前行使权力的经济部委的数量；他也没必要顾及雷日科夫的感情。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把大部分经济决策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的有利时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当公布内阁各部和各“国家委员会”（事实上也是部，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的名单时，看上去部委的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这只会激怒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为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而大声疾呼，而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做过许诺。直到3 月份，戈尔巴乔夫才最终任命一个安全委员会来取代消亡的总统委员会。实际上，由于职务的原因，有些人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除了这些当然的人选以外，戈尔巴乔夫往整个名单里额外增加了三个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瓦季姆·巴卡金、以及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当对名单进行投票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其他人选，但是不同意普里马科夫和波尔金。戈尔巴乔夫坚持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于是这一次普里马科夫勉强获得了通过。而波尔金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到多数通过的。我问最高苏维埃的几名代表，为什么立法机关两次拒绝同意普遍认为非常接近戈尔巴乔夫的波尔金。他们都说不信任他的原因是他因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歪曲的信息而臭名昭著。其中一个代表指出：“他是个惹麻烦的人，经常给戈尔巴乔夫灌输些垃圾，增加他的疑心。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让他接近自己。”反对派的批评尖锐化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的信心越来越小，而改革者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日益增强。到了八九月，当戈尔巴乔夫同压制改革的力量结盟的时候，那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利用新的权力实施经济改革的想法便消失了。许多人似乎感到谢瓦尔德纳泽所说的“独裁统治”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施行的这种统治。 1 月份，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流血事件的那个周末，民主俄罗斯代表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席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这是11 月会议的第二阶段，它表明人们正逐渐丢掉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迅速发展。该组织声称拥有30—40 万积极成员。据说，它的基层组织在40 个城市里出版了大约500 种报纸，总发行量达50 万份（如果这些数子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许多这类报纸的发行量将非常小，因为平均数只有1000 左右）。而且它的非官方全国性报纸《民主俄罗斯》据称发行量达150 万份。在这次会议上，波波夫宣称同戈尔巴乔夫组成“中间派—左派联盟”（12）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此民主人士需要反对现政府，发展规模巨大的政党组织。早在 10 月份时，波波夫还很乐观地认为存可能形成他所说的“中间派—左派”联合— —这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形成联盟。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呼吁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控制的中央政府移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实行迅速激进的改革，包括把土地转交给私人所有者，把国家资产分配给公民，制定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其中应该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大会还通过了正在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条约，呼吁建立起同其他加盟共和国民主团体进行政治合作的框架。此外，会议还谴责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警告说〔467 〕由最反动、最保守的力量实行独裁统治的危险正在逼近，它认为这部分力量包括共产党特工、军队、克格勃的精英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他们都听命于一位“像独裁者那样行事的改革的倡导者”。会议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全面的谴责，而仅仅六个月前这个组织还把戈尔巴乔夫当成盟友。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戈尔巴乔夫前总统委员会中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开宣布同他决裂。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戈尔巴乔夫的阵营。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则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其中的一些段落是这样的：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在立陶宛发生的事件可以清楚地归类为犯罪行为…… （而戈尔巴乔夫）却为它辩护，也许正是他同意了整个行动…… 在反抗独裁统治和专制主义进攻的同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上。（13）通过这份宣言，绝大多数签署人表明了他们脱离戈尔巴乔夫、投奔叶利钦的决心。 1 月19 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公开声明刊登在星期三《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巴卡金的消息上面，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以前最亲密的助手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高潮。他能够开始用心接受这些批评吗？或者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视为个人对他不忠诚的证据（当然这更有可能），然后顽固地坚持他现在似乎已经选定的道路呢？如果事实证明出现了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我就必须赶快修正先前对他继续执政的估计了。第二天， 1 月20 日，莫斯科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民主俄罗斯组织这次游行以抗议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生的暴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反动保守分子的联合，共有30 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虽然在先前的游行中也曾出现过反戈尔巴乔夫的〔468 〕标语，但是在莫斯科出现大规模的纯粹反戈尔巴乔夫的游行，这还是第一次。在向人群宣读一项决议时引起阵阵欢呼，决议呼吁：· 戈尔巴乔夫、亚佐夫辞职·苏联军队撤出立陶宛·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审判对在立陶宛动武负有责任的人·只对加盟共和国，而不是联盟中央政府提供外来援助虽然叶利钦并没有参加，但是许多人都把他当成那一天的英雄，有人称他是“俄罗斯最后的伟大希望”。每当提到他的时候，人群都要一再高喊他的名字。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宣读了叶利钦的一封信，信中称谢瓦尔德纳泽和其他人所警告的独裁已经到来了。戈尔巴乔夫正在阻碍民主改革，有人以自封的国家拯救委员会的名义对合法的民选代表机构使用武力，而他竟为此辩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叶利钦认为反对必须是以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他指出：“我们不能给中央政府任何借口来对我们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曲折前进”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继续处于骚乱状态、而戈尔巴乔夫与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不断加剧的时候，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的军事行动也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对伊拉克目标的空中打击。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在该地区避免战争，但是萨达姆· 侯赛因的固执使得苏联作出的和平努力化为泡影。尽管由于中东政策的180 度转变而在国内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战争打响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同美国在安理会进行勉强的合作。同美国保持和睦关系已经成为了他国内权力的关键。许多观察家仍然怀疑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一个协议——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即只要戈尔巴乔夫支持布什在海湾的政策，布什就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自由行事，特别是在立陶宛。这些〔469 〕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即使是在海湾危机的高潮时刻，布什依旧密切关注着立陶宛事态。例如，他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夺取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在1 月13 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或是他们的新闻代表几乎每天都就此发布消息、警告或者公开声明。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引起暴力的军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布什总统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如果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他将被迫采取某些措施。信的全文是在1 月23 日午夜通过电传传到使馆来的。我次日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以递交这封信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10 点左右电话通知我说戈尔巴乔夫可以在1 点钟见我。当我12 点45 分上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发现一大群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使馆前面抗议美国解放科威特。通向使馆的大门被关闭了，但是我命令海军陆战队哨兵把大门稍微打开一点，以便我的车子能够通过。开车通过一大群敌对的示威者可能是有些鲁莽，但是大使是不可以耽误总统的指示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唯有这一次才发现国务院提供的卡迪拉克防弹车是那么的舒适。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是很平静，面带微笑。他在过去的部长会议办公楼、现在的总统办公楼接见了我。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信的内容很敏感，我觉得没有同事作记录谈起话来可能会更加坦率。我们在一个会议桌的两头面对面地坐下来，切尔尼亚耶夫坐在他的左边。在我们互致问候以后，我解释说上面命令我转交一封布什总统的信件。我递给他一封英文信，然后一行一行地把内容翻译成俄语。布什指出，在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发生混乱之后，他的行动一直十分克制，但是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有所行动。他曾经接受了戈尔巴乔夫1990年作出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所以在此基础上授权开展了支持苏联经济改革的项目。然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面临恫吓、压力和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继续这些项目的。除非那里的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暂停他开〔470 〕创的援助步骤。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惩罚，而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改革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制止日益增长的暴力浪潮，回到先前的和解政策上去。当我念完那封信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问我：“他是说已经采取了那些步骤还是即将采取那些步骤呢？”我回答说：“他说如果……那么他将那样做。”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没有对那封情发表意见，而是对我说道：“告诉我，杰克，你怎样看待目前这里的形势？”他的提问使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原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途径来表达我对他最近一些决定的疑问，但是没想到他会主动问我。我现在还没有就如何表达做好准备，而且除了信本身以外我没有接到其他指示，但是我经常考虑一些他似乎做错了的事情。能够直接听他的解释实在太诱人了，决不能错过机会。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作记录，但是会谈结束之后我马上匆匆忙忙地写下了谈话要点。当我写会谈记录时这些要点足以唤起我的记忆。首先，我说很难解释他近几个月政策的根据。长期以来，我始终坚信他真心寻求在苏联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我也一直是这样向政府报告的。然而后来，我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虽然我知道他仍然坚持说改革在向前发展，我也知道这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但是我看见发生的一切并不符合我的假设。事实似乎表明他的政策已经变了，然而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也就不愿得出他确实发生了变化的结论。但是，我又觉得他对民主人士及叶利钦一再进行口头攻击与他自称的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符的。至于立陶宛和它的邻国，我指出，军事压力使局势尖锐对立，破坏了谈判，产生了暴力的潜在危险。那里的事态使布什总统蒙受了巨大的压力——来自国会、报界和整个公众舆论的压力。虽然我不相信他曾下令军队向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开火，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做的许多事情或者他同意其他人去做的许多事情：派驻军〔471 〕队、夺取建筑、发出毫不妥协的最后通牒，等等。如果他的目的是和平，那么这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我还补充说道，我非常了解他所受到的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但是我似乎看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改革派，所以我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屈服于这些压力，尤其解释不了的是他所采取的步骤会被那些坚持使用暴力的人所利用。我还指出，他常常强调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人会反对这一抽象的概念，但是他应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即如果他们是被迫加入联盟的，那么联盟宪法对他们就没有约束力。即便如此，双方也还是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但是前提是立法机关必须做出关于退出联盟的条件的修正案。现行的法律否认有退出的权利，更谈不上实施退出行动了。我最后指出，在像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是威胁使用暴力的人。他们似乎懂得只有通过非暴力手段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显示出了极大的克制。我们看到的暴力是由莫斯科控制下的苏联军队犯下的——这些军队最终是由他本人控制的。虽然我并不怀疑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法向我的政府解释他最近的行为怎么能与他的这个目标相一致。我谈了大约15 分钟，然后便停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独白，感谢我不带嘲讽的坦诚。关于我难以理解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请我从问题的“整体严重性”考虑。 “请帮助你们的总统理解，”他接着说，“我们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作为总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战争。”所以有时候他将不得不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段“曲折前进”的时期。他评论说，我们正处在高度紧张和情绪极度波动的状态下。许多问题都是爆炸性的，武装力量很难控制。我们为政治文化落后所困扰；过去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的传统。但是，他必须坚持在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他本人不会受制于任何人。他声称他愿意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过去：〔472 〕同拉脱维亚的对话就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曾经同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戈尔布诺夫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并且得到了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卢比克斯的同意。然而，立陶宛的事情有些不同。如果兰茨贝吉斯继续当权，他怀疑是否还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普隆斯基涅比较理智，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取得一些进展，然而立陶宛政府提高价格的计划给兰茨贝吉斯提供了一个搞垮普隆斯基涅的机会。至于叶利钦，他很难与之打交道。因为叶利钦往往先与别人达成协议，然后违约，而且他经常作出些不能履行的许诺。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还是要试一试。在他结束谈话以前，他要我转告“我的朋友乔治”，不管在海湾战争、德国问题、批准常规武器协议等方面面临多大的压力，他都将继续按照他的承诺行事。他在国内的主要愿望是确保根本性变革不要伴随着暴力事件，而且他决不会放弃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4）我后来回想这次谈话的时候，深深感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态度和私下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许多私下里容易动怒的领导人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公共形象：平静、周到、富有同情心。而戈尔巴乔夫似乎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在公共场合里，他变得极其容易发怒，他的讲话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但是私下里，我却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于明断是非。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人都是那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对布什总统的信件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策略的。他没有抗议说我们是在以停止经济合作的威胁来干涉和破坏改革，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给我们表达的机会，使得双方都有机会提出观点。他保证遵守自己在海湾、德国、常规武器协议方面所作出的承诺，这样做既提醒了布什去注意同他合作的重要性，又避免了对美国发出威胁，即一旦美国由于立陶宛所受到的镇压而不再进行合作，他就可能改变这些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他是在提供一种保证，即无论如何都将继续这些政策。如果布什在这种保证面前还要进行制裁，那么他的做法看上去就过于粗暴，甚至有些卑鄙了。其次，他辩解说自己最近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而采取的策略，不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473 〕我并不相信他的第二种说法，尽管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头脑里为自己“向右转”的做法寻找理由。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只是因为他看不到鼓励强硬派并与其合作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公开地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总统治理”，因为这样将使他们作为执法者而占有优势。一旦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或者继续加以拒绝，他们就会把他撇到一旁。然而，我觉得没有理由用制裁来打击他，除非事实表明他确实在蓄意利用军队压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华盛顿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军队，所以布什威胁要进行的制裁从来没有实施过。在我转交总统信件的时候，根据情况判断，在2 月份安排莫斯科首脑会谈显然已不可能。除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形势得到明确，否则布什访问莫斯科在政治上将是困难的。而且海湾战争刚刚开始，对他来说，在战争进行期间离开美国也是不合适的。当我们讨论布什的信件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计划中的首脑会谈推迟的话，他希望布什和他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很明显，他不希望这次延期加剧立陶宛的局势。最后，当我们正式宣布延期的时候，我们的理由是总统必须留在华盛顿，全力关注海湾战争。帕夫洛夫的烟雾瓦连金·帕夫洛夫担任总理后不久，就宣布了自1985 年禁酒运动以来最不得人心、极其失策的行动：政府宣布面值50 卢布和100 卢布的两种钞票作废——这两种面值的钞票在当时发行量是最大的。公众只能在几天内兑换所有这两种钞票，而且个人能够兑换的数量也有限制。这似乎是减少“卢布倒挂”的策略——虽然帕夫洛夫曾经告诉我他不担心“卢布倒挂”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政府的解释。帕夫洛夫解释说，这次兑换针对的是那些从非法生意中获得了大量肮脏收入的“投机商和诈骗犯”。事实上，普〔474 〕通人民受害最深，特别是那些把积蓄藏在床垫下面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官方储蓄银行的利息只有2.5 ％，而且常常很难提取大宗款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当人们在仅有的几家银行分支机构花几个小时排长队的时候，他们的愤怒被激发起来了。没人相信官方的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投机商和诈骗犯”能轻而易举找到兑换手中钞票的方法。管理兑换的政府雇员很容易被贿赂。帕夫洛夫显然已感到公众舆论开始对他不利，于是就做出了一个更加不合理的解释。他显然希望苏联公众——习惯于相信关于阴谋的传言，但不信任外国人—— 能够更容易地接受这个新的解释。他在《劳动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说，兑换行动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它们掌握了80 亿卢布，并计划把这些钱突然投入苏联，以此搞垮苏联政府。（15）苏联国内外的公众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愚蠢的指责上，但我却发现他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意见同样令人不安。他拒绝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声称只有犯罪分子和黑市交易者才会提出这类问题。他暗示俄罗斯的立法将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只允许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和在土地上建筑房屋者；只能把土地卖还给当地政府，而不能卖给第三方。他呼吁从大量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只能通过保留指令性经济才能实现。同时，他把苏联经济描绘为正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事实上，他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某些措施，那么六个月后经济就会遭到类似于1918—1920 年内战期间那样的破坏。当我看到这一则采访消息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这种大杂烩式的评论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其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在于其对外国银行的荒唐指控上，而且在其他段落之中也有。第二个个人不齿的地方在于他以歪曲的事实来支持自己论点的习惯。例如，有关俄罗斯土地法的指控就完全是一种错误引导。他最后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犯罪分子、贪婪的外国人和武断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经济在几个月内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政府还会允许这些力量削弱本来可能健康发展的经济：〔475 〕呢？换句话说，如果问题只是在执法方面，为什么还要在经济方面首先进行改革呢？而且这些互相矛盾的陈述明显没有提到苏联有必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事实上，按照帕夫洛夫的逻辑，人们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世界经济，因为那些鬼鬼祟祟的外国人正在那里伺机强奸俄罗斯母亲。结论：要么就是他对市场体制如何运转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他过于见风使舵，以至于根本没有信心迈向市场体制。无知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吓走认真的投资者，而只给他留下他声称极其蔑视的小偷和囚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戈尔巴乔夫不马上另找一个总理的话，不仅销售合同不会迅速稳步增长，反而会出现商业兴趣锐减的状况。帕夫洛夫对西方银行密谋搞垮戈尔巴乔夫的指控只不过引来了苏联国内外报界的嘲笑，美国国务院也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指出作为财政部长，帕夫洛夫印发的钱远比西方银行里的钱多得多。（16）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维塔利·伊格纳坚科来修复这种损害，后者指出：“我们的货币无法改变一种政治制度。” 克留奇科夫的主要副手维克多·克留申科也宣布克格勃对类似的阴谋一无所知。《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反映了典型的国外反应：帕夫洛夫总理的政策是明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错误的。在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市场上他已经止步不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排外主义攻击的混乱之中。这使得外来援助的一个来源被破坏了。最终，苏联将被迫去敲响西方的大门，乞求投资、专家和援助。如果那时没人答应的话，苏联应该回忆一下这个星期，回忆一下帕夫洛夫释放的烟雾。（17）这决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总理最后一次使他感到难堪。自作自受的全民公决12 月，戈尔巴乔夫劝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保持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似乎自认为打了一张好牌。他原本期望利用共产党来推动这次投票，赢得公民对联盟的广泛支持。这样就会给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顽抗的领导人们带来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他的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在他11 月17 日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公决，但是这个建议却令人奇怪地也被交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手中，其中包括那些与他的分歧日益加深的领导人。虽然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最强烈拥护保留联盟的人之一，但是在审议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之后，他提议除非确有共和国希望退出联盟或者共和国的议会拒绝遵守联盟条约，否则用不着进行全民公决。他警告说，要求在所有共和国里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只会造成与加盟共和国的进一步冲突。（18）然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他向大会抱怨说，自己的建议被忽视了，坚持要求进行单独的投票表决。如同过去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戈尔巴乔夫以这种方法得到了他想要的全民公决，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全民公决的建议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它进行的修饰，它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问题。它最终出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在这个新的联盟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的保障。虽然促成全民公决的人把它描述为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投票，表明是否赞成保留一个自愿的联盟，但是回答“是”既可以被认为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又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国家的现行名称，也可被认为是赞成重新谈判组建的联盟和个人的权利。然而“新的联盟”还没有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也没有设计出来。这就〔477 〕使得全民公决无法同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因为对“新的联盟”的含义以及各种规划是否真正尊重了各共和国的“主权”仍然存在着争议。此外，虽然全民公决应该在苏联全境举行，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拒绝进行这一活动，而且还有些政府对建议的措辞做了修改或者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认为能够表现团结的这次公决在举行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不团结的例子。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拒绝进行全联盟全民公决，经过辩论后，它们决定在3 月17 日之前先举行自己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全民公决，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计划稍晚将通过投票要求独立。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戈尔巴乔夫1 月提出全民公决的时候就反对这个建议，他坚持在哈萨克斯坦对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征求意见。这个问题是：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联里加以保留吗？这里没有谈论“新的联盟”和个人权利，而是用“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代替了“主权共和国”。纳扎尔巴耶夫的措辞暗示联盟是由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戈尔巴乔夫暗示的是对现存的苏联进行重组。乌克兰也提出了一个补充问题，即乌克兰是否应该根据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投票者们甚至有机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乌克兰独立。而叶利钦则把这次全民公决转变成为自己的巨大政治优势。12 月时，他坚决反对在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但后来他又同意了，条件是俄罗斯同时进行自己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投票者将被问及，他们是否赞成设立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职位。（19）直到那时，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一直拒绝修改宪法、设立总统。〔478 〕而赞成总统职位的多数票将会有利于叶利钦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俄罗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预计在总统职位问题上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赞成票。戈尔巴乔夫施展出浑身解术，争取他的全民公决能够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他发动共产党的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赞成票。对他的这一策略进行分析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就算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他的建议，我也想象不出他能从中得到什么。这种投票的意义过于含糊，以至于不能把它看作是明显的授权。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的职位问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次全民公决导致修改俄罗斯宪法和赞成投票产生总统的话，叶利钦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总统一职。相比之下，叶利钦的权力将显著上升，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将显著下降，他现在只是一部残破的国家机器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此外，如果乌克兰也投票反对联盟——哪怕只是表现出对联盟的冷漠，戈尔巴乔夫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同克拉夫丘克及乌克兰中央议会打交道时将更加困难。由于错误地建议举行全民公决，戈尔巴乔夫愚蠢地为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2 月7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在进行全联盟投票的同时进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叶利钦开始收网了。叶利钦的直接挑战立陶宛暴行发生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已经出现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但是叶利钦本人在一个月之后才提出了这个要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将俄罗斯总统职位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上，他已经确保能得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的批准。他还组建了新的顾问委员会，招纳了许多一年前还在戈尔巴乔夫麾下的改革者。（20）叶利钦赢得了在立法和公共关系两方面的胜利，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由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出现的暴力听之任之，未能挑选强有力的副手，未能采取可行的改革计划，对迅速衰退的经济束手无策，正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2 月19 日晚出现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在回答了半个小时的问题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开始宣读起来。〔479 〕叶利钦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执行一种维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与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可以从他 “操纵”货币和价格改革中看出。他的政策已经导致了民族间的流血事件和经济崩溃，改革已经变成了加强过去的指令性行政体制的努力。叶利钦还指出，中央不允许加盟共和国朝自治方向迈进。叶利钦宣称，他曾真诚地努力以便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合作，但是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正在把国家引向独裁。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应该辞去总统职务，把权力交还给联邦委员会。叶利钦的结论是：“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不反悔。”以前叶利钦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要么继续改革，要么就辞职，让其他人当总统。但是，现在他已经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了。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反对派偶尔提出要求政府首脑下台，这在政治进程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苏联不是民主制度，更谈不上成熟的民主制度了。总统被认为拥有固定任期，不受立法机构信任投票的制约。在这种状况下，叶利钦的要求被理解为——毫无疑问，他本意也是如此——宣布了一场政治战争。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一场没有约束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双方随即摊牌。在叶利钦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要求之后，俄罗斯议会中的共产党立即展开了一场闹哄哄企图谈劾并罢免叶利钦的运动。在一次有计划的、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指挥的演习中，俄罗斯立法机关里的共产党忠实信徒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要求叶利钦辞职。这次运用的战术与1987 年把叶利钦从政治局驱赶出去时所采用的战术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发言者来谴责他的行为，提出驱逐他的要求。斯维特拉娜·戈里亚乔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地区的代表，也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之一。她宣读了一份由她自己和其他五〔480 〕位副主席联名签署的声明，发动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声明指责叶利钦没有采取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直接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谈判从而破坏了联盟条约；未经授权即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订协议；仅仅依靠亲密圈子里的私人顾问而无视立法机关；盗用最高苏维埃的名义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21）然而，俄罗斯议会并非1987 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再说，撤换叶利钦的运动完全是在电视镜头下进行的，他的反对者们如同邪恶的共产党特工那样出现在屏幕上，恢复了过去那些令人鄙视的习惯。大部分公民非但没有背弃叶利钦，反而批评戈尔巴乔夫违背民意、再次企图撤换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叶利钦的反对者们建议在3 月4 日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有权罢免叶利钦）——这个时间早于3 月17 日全民公决的时间。叶利钦的支持者们进行了反击，第二天经过吵吵嚷嚷的辩论后，立法机关决定在全民公决投票之后的3 月28 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辩论之后，我作了如下记录：双方的做法都不那么精明，但是如果我不得不赌博的话，我将把注下在叶利钦这一边。戈尔巴乔夫最有效的战术是“以仁慈将其置于死地”，一直敞开谈判的大门，并且确保共产党不会跟着叶利钦走。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施加报复的企图只会给叶利钦的殉道者形象增添光彩。如果叶利钦能够使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将全盘扭转劣势。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的时候，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海湾问题表决时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边（有时候也是在经过大量劝说后才这样做的），但是他始终试图避免地面进攻，直到攻击开始之前仍在拼命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在谴〔481 〕责伊拉克的问题上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劝说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撤。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打败一个主要由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打击苏联的威信和自尊。在1 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美国的批评显著增多了。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证明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向他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侯赛因和卡扎菲这样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影响苏联政策是一个错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协助下，他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战争对阵双方一个是以前的敌人，一个是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苏联盟友的国家，称赞以前的敌人发动的进攻在政治是困难的。甚至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苏联官员就已经开始质问，难道空中打击还不够过分吗。例如，在2 月12 日，我拜访了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敦促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投票中提供支持。而他则抱怨美国的空中打击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我向他保证，我们的军事指挥员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他却提出不应超越解放科威特和摧毁伊拉克之间的界限，如果出现这种超越行为，苏联将不得不在安理会提出异议。这种意见必须予以驳斥，不然它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频繁，还可能导致安理会对战术上的军事决策进行辩论。因此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告诉他我不理解他的评论。虽然美国担负起了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主要责任，但是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在这次行动之中，我们承受了牺牲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危险，从中我们别无所获，只是为了使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尊重而已。我们的公众决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对我们的挑剔，这种挑剔暗示我们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我感到美苏对伊拉克侵略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他刚才提出的威胁是不可原谅的。别洛诺哥夫赶快做出了让步，他请我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他也没有指责美国方面有任何不恰〔482 〕当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他所作的澄清，通过他的解释，我认为今后苏联官员担心我们可能超出安理会授权的言论将会少一些。总的说来，苏联外交部确实没有在联合国破坏我们的外交立场。但是，军方发言人和一些记者继续对我们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在该地区的永久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解放科威特。因此，当我接到邀请要我去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一次电视圆桌座谈会时，我意识到这是向广大公众介绍我们立场的有效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座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善的，一位苏联与会者突然提出，美国可能在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使用了过分的武力。这正是我期待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向苏联观众发泄了我的不满。“我不能理解这种对侵略者的好心，”我回答说，“当你们的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你们对德国的毁灭并不担心。事实上，你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到法西斯野兽的巢穴中去消灭他们！’我们还没有达到‘消灭侵略者’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的土地上。你们是不是准备争论说二战期间我们不应该轰炸德国呢？盟军是不是应该打到德国边境时就停下来呢？”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抗议声，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当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瓦连金·佐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会有人胆敢再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一个人不理解你的观点。”他说。实际上，苏联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中东事件的深刻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受到了比较反动的苏联军官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即使不是一个敌手，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投入了大量金钱的盟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但是苏联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贴近他们的国内问题：商店里的货物短缺，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混乱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地面战斗一打响，几个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的大部分影响力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在联合国仍然需要苏联的〔483 〕支持，但是一旦海湾战火停息，苏联的支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戈尔巴乔夫与那些在改革初期曾经成为他的宠儿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关系在1991 年1 月终于完全破裂了。一年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最大希望，叶利钦不过是取悦大众的政治家，不足以领导正确的道路。他们早先同叶利钦形成的联盟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但是到了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压制举动使他们感到失望，再加上受到谢瓦尔德纳泽脱离这一阵营的鼓舞，他们便开始成批地离开戈尔巴乔夫，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戈尔巴乔夫似乎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虽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明显不过了。相反，戈尔巴乔夫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和一阵阵的恼怒。我2 月11日拜会了切尔尼亚耶夫，向他递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协定时出现的问题。这一次，我间接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愤恨。我指出苏联在削减某些武器上的立场不符合条约文本，切尔尼亚耶夫却笑着说：“不是苏联的立场，而是苏联某些将军的立场。”他向我保证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处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任命了一个有文职顾问参加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其中也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本人。然而，当我转到谈论国内形势的时候，他那可爱的幽默便消失了。他说戈尔巴乔夫被国外的某些批评深深地激怒了（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来，但估计是对立陶宛的镇压和“向右转”的批评）。他接着指出，戈尔已乔夫曾经认为自己与西方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似乎突然就不见了。既然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西方对他的敌意就是没有道理的。 “他似乎容忍了那些违反了他所签署的正式协议的苏联将军，而且当他的谈判伙伴们指出这种情况时他还为他们辩解。”我心想，但是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去罗嗦那些明显的事实，而是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夸大其辞了。美苏之间在包括海湾问题的许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相互理解与合作。但是，我们也确实存有焦虑，〔484 〕尤其是对于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的行动。我们曾经得到了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是苏联军队在维尔纽斯打死了人，而莫斯科对此进行的谴责既不及时也不是无条件的。非法夺取电视台的流血事件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为此被逮捕，建筑物也还没有归还到立陶宛人手中。戈尔巴乔夫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会给外界留下什么印象吗？我明知故问道。我接着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偏离其曾经捍卫过的改革政策，对立陶宛的态度只不过是这一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他现在似乎有了一个不同的工作班子。 “你说不同是什么意思？除了谢瓦尔德纳泽还有谁？绝大部分人，包括切尔尼亚耶夫仍然同他在一起。”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第三者来举例，反驳我的说法。我一方面承认他后来所举的例子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指出，除了谢瓦尔德纳泽以外，脱离这一阵营的还包括瓦季姆·巴卡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实际上，在1987 年和1988 年陪同戈尔巴乔夫访美的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的人还在同他一起工作。他回答说，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并没有离开戈尔巴乔夫的阵营——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定期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得到有影响的职位。至于我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他们的离去算不上什么损失。事实证明了彼得拉科夫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叛徒，沙塔林精神失衡，阿尔巴托夫（我并没有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就投奔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怎么能把政府建立在这些背叛他的人之上呢？”他问道，接着他又补充说，戈尔巴乔夫不理解为什么布什总统下定决心要惩罚他。切尔尼亚耶夫平常很少发表这样激烈的长篇大论，这暗示出他现在更多地是表达戈尔巴乔夫的感受，而不是表达他本人的感受。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受到国外的批评——当然也受到了国内改革者的批评。同他辩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布什总统的态度。于是我告诉他，他错误理解了美国总统的政策。布什总统无意惩罚苏联。但是，他也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执政，因而他知道如果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继续出现暴力或者苏联国内出现一种压制而不是改革的趋势的话，他是不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在指出这些限制〔485 〕条件的同时，他正尽力对戈尔巴乔夫坦诚相待，他钦佩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朋友和伙伴。至于我们的看法，我指出，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自从上个秋天以来，我们正在目睹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越来越相信压制的手段，对那些掌握着镇压工具的人所作的让步也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苏联在军控谈判问题上已经开始倒退，甚至在军控条约正式签署时也是这样。我们还看到对国内批评采取了日渐严厉的措施，政府任命的模式也暗示出一种强硬路线。在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一些承诺过的改革并来实现。例如，我们曾经得到许诺说，保障移民自由的立法将在1989 年通过，但是目前这个立法仍然受到最高苏维埃的阻挠，而且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在乎。去年6 月，布什总统曾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在移民法生效之前，他们签订的贸易协定不会得到实施。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去更加积极他说服最高苏维埃通过这个法律。切尔尼亚耶夫避开了我谈话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单单挑出了我最后谈到的那个问题。他很不耐烦地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至今仍未使移民法生效的原因：美国显然连目前允许离境的人都应付不过来。确实，我们使馆当时有一份多达30 余万人的申请移民名单，而我们一年只有能力颁发不到五万份证明文件。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此，苏联公民应该有权离开苏联，如果他愿意的话。在我离开之前，我要求切尔尼亚耶夫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总统，他为建立信任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不应该认为他所听到的批评抹杀了他的成就。他应该把这种批评视为友善的警告。事实是，我们西方人士对他的政策似乎要走的方向感到担忧，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他从前所确立的路线上来。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些曾经触怒他的批评一定会平息下去。不到三个星期前，我曾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相比，切尔尼亚耶夫的反应要激动得多。然而，我感到切尔尼亚耶夫理解而且可能赞同我们的观点。出于忠诚，他不得不为自己明知是错误的立场进行辩解，由此而〔486 〕产生的失望情绪犹如利刃搅动着他的感情。他在此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间接地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在攻打电视塔之后，他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提出辞职，而且曾向戈尔巴乔夫写过一封信，其中包含的指责比起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我所作出的指责要严厉得多。但是，他最终决定不文这封信，继续留在“阵营”里。（22）当他内心有一种辞职的诱惑时，我对阵营的变化所作的评论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推迟已久的白俄罗斯之行。虽然从莫斯科到明斯克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但是自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戈尔巴乔夫从未访问过这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早就察觉到了他明显的冷漠——他访问外国时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从来没有遇到麻烦——但是他们相信，他最终一定会为清理工作说点什么，并且会呼吁为这一工作提供财政援助。虽然那个核电站坐落在乌克兰，但是那次事故给白俄罗斯人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共和国更大。掌管核电站的联盟中央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负有为消除危害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然而，戈尔巴乔夫满脑子装的都是与叶利钦之间的争斗以及同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疏远，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他只不过草草提了一下切尔诺贝利，然后便集中火力攻击改革派知识分子，严厉地指责他们不但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而且还充当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急先锋。他重复了克留奇科夫在11 月所作的无根据的指责，说改革者正在利用虚假的口号来“掩盖影响深远的阴谋，这些阴谋都是从外国思想库和外国人的头脑里诞生的”。（23）接着，他又攻击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把苏联分裂成40 或50 个小国家（事实上，波波夫只是认为在当时民族主义狂热席卷苏联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进行描述）。但是，戈尔巴乔夫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讲得越来越起劲，他的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粗鲁。“民主人士”被指控利用“新布尔什维克”策略——即利用游行示威和罢工——来破坏政府机构的稳〔487 〕定，为暴力夺权作准备（使共产党人最紧张的就是想到其他人也可能运用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反对他们）。戈尔巴乔夫没有点名指控民主人士正在密谋进行一场政变，但是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所以我要问：谁正在准备一场政变？谁在呼吁违宪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暴力再次夺权权力的企图，这种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内战。我明确宣布这一点，而且我希望你们懂得我们正在谈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有这方面的教训，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4）这种描述很适合用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行为，也适合用于其他地方的特工和军警官员暗中策划的阴谋，但是戈尔巴乔夫谴责的却不是这些集团。他似乎不能分辨合法的政治斗争形式和非法的政治斗争形式。他的唯一标准似乎是一个集团是否公开批评他。他的语言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正在准备抛弃其反对用武力对付政治反对派的一贯立场。自12 月以来，我发现人们——主要是改革者，也有一些独立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掌握实际情况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在私下谈话中小声说出来的。当我读到明斯克演讲的内容时，我不禁想道也许他们是对的。他对事情的错误解释看来要么出自于顽固的刚愎自用，要么来自可悲的错误信息。他的演讲并不仅仅是损害了他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关系。白俄罗斯人关注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戈尔巴乔夫却利用他们的讲坛来进行个人的政治斗争，白俄罗斯人将此视为天大的侮辱。他对明斯克的访问使苏联最忠诚的共和国迅速地背离了他。这种背离在12 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所狩猎小屋举行了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国务卿贝克3 月中旬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尽力为他寻找一种既不冒犯戈尔巴乔夫又能与叶利钦见面的方式，并使他认识到加〔488 〕盟共和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同叶利钦的接触十分敏感，华盛顿的白宫官员（可能包括布什总统自己）觉得贝克不应该在叶利钦的办公室会见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提供一个见面的机会，我们决定邀请所有12 个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来斯帕索的住所吃晚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另一个会谈）。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几个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几个接近戈尔巴乔夫的官员，例如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伊万·拉普季夫、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我们知道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可能不能来莫斯科吃这顿晚餐，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能够出席。而且我们也知道叶利钦可能会婉言拒绝前来，除非他得到保证能够同贝克国务卿举行私人会谈。贝克也愿意饭后同他私下见面，我们希望这样能够让他满意。起初，我们从叶利钦的人那里得到了接受邀请的回答，但是接着难题出现了。叶利钦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通知我们，要求贝克晚餐前先去叶利钦的办公室拜访他。科济列夫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在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之前曾经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级官员。我们解释说，贝克的日程不允许他这样做。然后，他又询问贝克能否在位于列宁山的俄罗斯外交部“宾馆”简短地会见叶利钦。贝克的日程决定了这样做也不可能。于是，叶利钦拒绝前来参加晚餐，而委派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代替他出席。我对这些花招感到有些生气，因为我认为会见贝克对叶利钦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他施展这些手段是期望得到与国家元首等同的待遇，这无疑是自毁前程，而且显得他很没有气量。然而，他的花招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戈尔巴乔夫1987 年使他遭到政治流放，他在拯救自己所进行的斗争中，已经习惯利用他手中的各级权力来争取自己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为了同样的目的避免同我们的接触。然而，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有小孩子气的政治家。当这群人最终到齐参加晚餐的时候，我们发现出席的代表只是来自其中几个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当天正在阿拉木囹接待一个外国来访者，所以安排晚餐后再与贝克见面。改革派〔489 〕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沙塔林、《文学报》的主编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加夫里尔· 波波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来了，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基里尔。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阵营里的人一个也没来。有些表示了歉意，其他人干脆就没有露面。很明显，他们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指令，抵制这个聚会。尽管这么多人缺席，但是这次晚餐还是非常成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先是通知说很抱歉来不了，但是最终还是同他的总理一道出席了晚宴。他明确表示格鲁吉亚将会离开联盟，甚至不会参加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亚美尼亚总理瓦兹根·马纽基昂也讲述了亚美尼亚脱离联盟的计划，该计划将从9 月份的全民公决开始。沙塔林嘲笑了联盟条约草案，讽刺地评论说，联邦委员会甚至在国家的名称上都无法取得一致，他预计帕夫洛夫政府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灾难。其他客人对于能否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联盟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对苏联当前领导层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贝克都在为戈尔巴乔夫说话：他提醒客人们注意，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开创了改革，这次晚餐就不可能举行了。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认为禁止他的助手同叶利钦同时出席社交聚会能使他收益。他常常私下抱怨苏联“缺乏政治文化”，但是他自己的行动却显示出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而且盛行于政府的高层。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没有在1991 年3 月中旬的这个对各自都有利的场合里露面。当贝克在他的莫斯科之行中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发现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敏感的一个原因。在一次私人会谈之后，贝克告诉我，戈尔巴乔夫说他从叶利钦的一个助手那里得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叶利钦曾经询问我如果他通过非宪法手段获取权力，美国将作何反应。贝克提出立即让我加入他们的会谈，对此作出评论，但是戈尔巴乔夫说没这个必要——他完全相信我的诚实与正直，不希望暗示我的行为不当。我告诉贝克这份所谓的报告完全是谎言。叶利钦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他可能会考虑以违宪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取权力。如〔490 〕果他这样说过，我一定会立刻断绝与他的所有接触。此外，整个想法是荒谬的：在军队、克格勃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都反对叶利钦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呢？贝克建议我想个办法来说服戈尔巴乔夫。首先，我拜见了切尔尼亚耶夫，并向他解释了整个事情。切尔尼亚耶夫向我证实，戈尔巴乔夫确实得到了他向贝克提及的那份报告。我解释说那完全是捏造的，切尔尼亚耶夫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他保证会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那个报告是假的，但是他又建议我下次有机会直接向他本人提出来。我十分幸运，两天之后我接到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美苏在如何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误解，布什针对这种情况在信里提出了解决这些误解的建议。通常，我是通过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转交这种信件，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力争解决提交的问题，信件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如果附上了他的意见，会更有帮助。然而，这一次更重要的似乎是抓住机会同戈尔巴乔夫直接交谈，以驳斥关于叶利钦的报告的慌言。切尔尼亚耶夫迅速安排了约见，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在此接见一个以政党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身份来访的日本客人。我将布什总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又叙述了一遍，戈尔巴乔夫允诺他将尽快答复。然后，我提到了他同贝克谈论的那份报告，告诉他那都是假的：叶利钦甚至从来没有暗示过有可能通过违宪手段夺取权力。我还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炮制这样一份报告，但我知道没有那回事。因此，他的情报来源要么是信息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我的话提出疑问，而是闲谈了大约15 分钟。他说丽贝卡和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形象，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很好，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带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方面有必要谨慎行事。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这种旁敲侧击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同叶利钦身边的人太亲近了，而应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身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出判断就困〔491 〕难了，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亲密顾问在第二天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在处理各种社交邀请以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会见时，我一直十分谨慎，力求在负责的政治派别间做到平衡；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们更多接见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强硬派，而且很少同极端反动分子打交道，但我还是觉得暗示我们在打交道时有所偏向是不公正的。站在改革一边的知识分子当然更加容易受到我们的邀请，他们也比那些特工更容易接近。许多共产党官员似乎仍然不愿意保持频繁的社交接触。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意识到了表面看上去有所偏爱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同各种职业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干涉或者搞阴谋活动，而是为了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不能拒绝或者减少同某些重要集团的接触，尽管这势必发出一些我们不希望发出的政治信号。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称赞丽贝卡和我所取得的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切尔尼亚耶夫同我一起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我们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次会谈十分重要，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当天下午，塔斯社的一则短讯体现了他的评价： 3 月25 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美国大使转交了乔治·布什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在信中本着一贯的友好精神，继续讨论了苏美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紧急事宜。随后，他们进行了简短、重要的会谈。（25）我猜测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和塔斯社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我传达的信息被接受了，但是对于这次交谈，我越想越觉得有些方面很奇怪。首先，戈尔巴乔夫根据一份捏造的谈话报告就得出叶利钦正在密谋政变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叶利钦如果得不到憎恨他的那些集团的支持，决不可能夺取权力。而且，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阴谋，克格勃应该发现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仅仅只有同我谈话的报告。不仅如此，看来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492 〕夫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份报告。如果他确实相信叶利钦正在试图通过武力推翻他的话（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2 月份在明斯克发表那样尖刻的讲话了。第二个奇怪的方面在于，已经相信先前报告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驳斥。既然如此，为什么切尔尼亚耶夫要称这次会谈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呢？而且为什么塔斯社——毫无疑问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要加上 “简短、重要的会谈”这一句呢？最后，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不无理由的推断：克格勃正在极力散布关于叶利钦、也许还有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假情报。（26）如果确实存在克格勃有计划地制造假情报的活动，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没有掌握真实情况的原因。如果他仍然相信兰茨贝吉斯只代表着立陶宛少数人的意见，那么他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情。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从1990 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显然在竭力争取时间，以便尽早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联盟条约。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中央 ——从理论上讲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这种做法导致了持续的拖延。1990 年11 月发表的条约草案已经被证明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国的领导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它使人想到如果非要有一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应该强加给戈尔巴乔夫，而无需同他谈判。随着3 月17 日保留联盟问题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要求制订一个更加容易被接受的草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大家对一个“新的联盟”进行投票，却不告诉大家这个新联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在全民公决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合逻辑的成分，在任何社会里可以允许的混乱都是有限的。 11 月草案遇到的反对意见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他不可能简单地把一个条约强加给加盟共和国。因此，他邀请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以便推敲出一个一致赞同的文本。多数——但是仅仅是勉强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作出了反应。三个波罗的海〔493 〕沿岸国家、摩尔多瓦（摩尔达维亚现在希望人家这样称呼它）、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拒绝参加，而阿塞拜疆派出了一名只具有观察员身份的代表。虽然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正在讨论一个没有中央政府参加的条约，但是他们都委派了代表。因此，这次会议包括了后来被称为“核心”共和国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所有的中亚共和国。在计划中的全民公决举行之前的一周，中央报纸刊登了修改后的文本。（27）正如人们所预测的，与先前的草案相比，它赋予了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力。虽然在联邦司法管辖范围内联邦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新草案实实在在地削减了中央拥有的权力。例如，加盟共和国将可以制定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它们将拥有更广泛的财产权和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及其他联系的权利。如同前一个草案那样，这个草案规定许多职能将由联盟权力机构和加盟共和国共同决定，但是还是没有写清楚这种联合权力如何运作。它同样没能解决一个基本争议，即自治共和国如何行使代表权。其中一个变通办法是，在上院中只赋予加盟共和国平等的代表权。另一个变通办法是，把从前的自治共和国（它们现在都将自己称为“共和国”）视为构成联盟的平等成员，从而在联盟共和国委员会——相当于美国参议院的机构——中赋予它们同样的代表权。戈尔巴乔夫决定邀请前自治共和国直接参加联盟条约的起草，第二种变通办法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削减叶利钦权威的一种策略，因为大部分自治共和国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样做将加强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是除了它们以外，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除了俄罗斯以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坚持反对给予“自治地区”平等的代表权，因为这样一来将会削弱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在投票时拥有多数。而俄罗斯政府则疑虑重重，因为这势必分裂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在3 月6 日讨论了这个文本，据戈尔已乔夫讲，除了前自治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以外，已解决了所有其他争议。（28）然〔494 〕而，其他参加者没有他那么乐观，由于新草案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叶利钦当即表示拒绝。戈尔巴乔夫把3 月17 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而且更加不祥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联盟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州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又一次徒劳的武力炫耀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1990 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瓦季姆·巴卡金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结果在1990 年11 月被解除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然而，苏维埃法律赋予了地方和市当局同意举行示威游行的权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许多西部共和国里，这些权力机关掌握在受到广泛欢迎的民选官员手中，他们不仅原则上支持民主进程，而且也是大部分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当戈尔巴乔夫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同压制力量的联盟越来越深的时候，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此发生的冲突也开始了。新年前不久，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联合发表的一个声明令改革者们感到震惊，联合声明指出，为了确保大城市的秩序，将从1991 年2 月1 日起组织军队和民兵的联合巡逻队。因为加盟共和国当局和市当局都没有要求在执法方面提供这种帮助，所以这个命令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在内〔495 〕的好几个加盟共和国都一致反对这个命令。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无视他的文人参谋所提出的撤销这个命令的建议，在1991 年1 月29 日颁布了一个总统令，使这个命令合法化。（29）实际上，这个总统令的效果很小；由于各个地方的当局都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只进行了为数很少的联合巡逻。随后，宪法监督委员会批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不健全。（30）虽然这个特殊的总统令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是它表现出了长期以来在权力划分方面存在着争端。中央当局能够无视市当局和加盟共和国当局而禁止和平示威游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将其同修正后的宪法所保证的集会自由统一起来呢？戈尔巴乔夫签署的1 月29 日总统令清楚地表明，他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地维护法制了——不过，对此他口头上还是支持的。（31）3 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到了摊牌的时刻，这一次莫斯科走到了流血冲突的边缘。共产党企图撤销叶利钦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号召3 月28 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看起来，克格勃又一次捏造了示威者准备“突袭克里姆林宫”的报告。俄罗斯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都强烈反对这个命令：他们争辩说，并不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况且，派兵进入城市不仅将创下一个与改革发誓要加以保卫的民主进程不相符合的先例，而且会产生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气氛。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固执己见。随着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华盛顿的关注也不断增长。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8 日早晨，我在使馆接到了紧急通知，要求我找到所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向他提出警告：任何流血事件都会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虽然我认〔496 〕为这个信息是不必要的——除了考虑美苏两国的关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去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我仍然很负责地同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联系，要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保证说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发生伤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叶利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被戈尔巴乔夫篡夺该共和国的权力的企图激怒了，它以压倒性的投票宣布暂停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并且要求撤走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坚持军队至少要呆到第二天的时候，俄罗斯议会便宣布休会，要等到军队撤走才恢复工作。共有10 万多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军队于3 月29 日撤走了，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大再一次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违反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企图去阻止人民以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的对手下台，而不是维护秩序，但是他的行为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为困难。在全民公决（大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投叶利钦的票）以压倒多数票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后，俄罗斯议会投票反对叶利钦的机会本已十分渺茫，现在议会又不得不在不请自到的苏联军队的包围下开会，于是连这种微乎其微的机会也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放弃和解的希望。军队进驻莫斯科面对示威者的当天，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创始入之一亚当·米奇尼科在莫斯科采访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于戈尔巴乔夫似乎正朝着与民主相反的方向前进，谢瓦尔德纳泽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预言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带来灾难。他接着又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必要在目前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既然他能够同罗纳德·里根达成协议，为什么就不可能同叶利钦打交道呢？我们的社会正在被严重的矛盾所撕裂，这些矛盾还使得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更加复杂。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对话消失了。没有了对话，就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冲突形势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一个独裁者。 ……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重开对话还不算太晚。我们与美国实现了相互理解。我们与里根开始了对话……为什么来自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不能达成某种形式的理解呢？（32）感到茫然的并非谢瓦尔德纳泽一个人。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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