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行动 新的最高苏维埃还在开会的时候，我应邀去会见一个立陶宛代表团，他们代表 着萨尤季斯这个威震3 月份大选的政治运动。作为驻苏大使，我总是拒绝会见波罗 的海沿岸三国官员，因为这种会见有可能被理解为美国接受了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 三国的强行吞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会见作为个人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事实上， 我们渴望与他们接触，以表明我们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并跟上那里的事态发展步伐。 与私人公民会见并不违反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因为他们并未在苏联认可的加盟共和 国政府里任职，与这些人见面也就不具官方性质。 萨尤季斯明确要求举行官方会谈，我在同意之前考虑了它的影响。虽然该组织 成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以此种身份举行会谈。他们以萨 尤季斯代表的身份而来，而且我〔228 〕知道该组织在立陶宛的确深孚众望。更重 要的是，即将来访的代表已经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因此做出见与不见的决定并不困 难。与他们举行正式会谈，将显示出我们对其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对他们作为被占 领国家的合法代表的尊重。 我邀请他们到我的寓所，斯巴索别墅，而不到我的办公室，是因为我要保证苏 联当局看到我们的会谈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活动——一旦局势有变，这可能 对我的客人不利。 萨尤季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共产党以外的党仍遭禁止），而是一个包括 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支持改革的运动。它组建不到1 年，在3 月的大选中大获 全胜，竟选36 个席位，获得了其中的33 席，而且大都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当 时，我也渴望会见一些新当选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 六位代表结伴而来，鱼贯进入我取名为音乐室的斯巴索客厅。他们作自我介绍 时，一个个表情庄重，甚至有点严肃。瓦伊多塔斯·安塔纳伊捷斯教授，以其密集 整洁的白胡须而独具特色，他是一位森林生态学专家，还是立陶宛“绿色运动”的 创始人之一。卡兹米拉斯·安塔纳维丘斯，50 刚出头，但显得更年轻，经济学博 士，是维尔纽斯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布罗尼斯拉夫斯·根泽利斯教授，虽然 不到60，已经谢顶，只剩下一绺灰色的头发，在立陶宛国立大学教哲学。该小组中 唯一的律师卡兹米拉斯·莫季耶夫是立陶宛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在维尔纽斯开展业 务。罗姆阿尔达斯·奥佐拉斯，参选时为维尔纽斯出版社的编辑，是萨尤季斯的副 主席，他那满头黑发和杂草一般的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萨尤季斯的总书记维尔吉 利尤斯·休帕提斯没有到场。 奥佐拉斯首先讲话，解释说萨尤季斯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要求举行这次 会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向美国政府通报他们的计划。但他有事外出，故让小组代表 他及整个运动转达这层意思。 〔229 〕经过一番介绍，成员们轮流阐述该组织现行战略的方方面面，看得出， 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取得经济自治，使立陶宛文化免遭俄罗斯化的灭绝，而是到1990 年中期取得彻底独立。 这些计划将分阶段付诸实施，同步处理有关法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他 们将宣布1939 年纳粹一苏联条约的秘密协定无效，并推翻1940 年以武力强迫立 陶宛议会通过的“进入法案”，从而消除并入苏联的法律依据；自1990 年1 月1 日起把立陶宛的企业置于维尔纽斯或地方当局的控制之下。 如果可能的话，在1989 年底之前，但无论如何不迟于1990 年初，选出新的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如果萨尤季斯赢得多数——这似乎不成问题——最高苏维埃将 按照立陶宛独立的模式建议起草新的宪法，并不迟于1990 年6 月交由全民公决通 过，此后将选出一个全新的被称为塞马斯的议会，其名称系沿用20、30 年代旧称。 在独立国家里，苏联操纵的选举全部无效。 听着这一大胆的计划，首先想到的就是事态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 敢相信立陶宛会在一年内取得独立。甚至两三年也算是一个奇迹。 但是，关键不在于客人们的时间表是否现实，而是他们都严谨而有经验，不受 传统说教的束缚，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场就有效地组织了政治竞选。在苏联统治下所 受的苦楚和经历使他们对现行制度失去了幻想。这时，他们明确期望获得成功。 让我感到变化之大的并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求独 立。那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之处在于他们在谈论这一目标时毫不畏惧。仅在三四 年前，公开号召分离的人都会受到要么投入拘禁营，要么送入精神病院的处罚。40 年前，则要被处决。 如今，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领袖，不仅敢于谈论和〔230 〕撰文呐喊 独立，而且更以其事业和生命作赌注专注于这一目标。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自 己找上门来，与一名美国大使恳谈，把心里话告诉外国势力，而不怕被指责为叛徒。 这些行动来自心理自由的人们。自1989 年的那一天起，我再也不怀疑他们终 将胜利，这一天不会等到下一世纪遥遥无期的年代，本世纪结束之前就会实现。 他们必胜，但代价多大？会不会激起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克格勃和军界的武力 镇压？几周前，中国已经表明血腥镇压至少暂时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企图弹压立 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就可能触发内战，并在国际上导致冷战的恢复。这将增 加对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你们认为苏联将作何反应？”我问。 “噢，他们会尽力阻止我们。但我们相信，只要不屈服于挑衅，我们就会成功。 他们要阻止我们，就得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而如果他们那样做，改革就会终结，戈 尔巴乔夫也会下台。我们认为他们清楚这样的后果。”“你所说的屈从挑衅是什么 意思？”“以武力对武力。他们试图挑起我们动武，然后以我们的反应为借口动用 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人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明白，只有采取和平方式， 我们才能打赢。忍受愚弄、侮辱、甚至暴力，比持枪对准眼前的士兵射击需要更大 的勇气。”“你们真的以为这样行吗？”“是的。每走一步，戈巴乔夫就将面临如 下的选择，是允许我们逼近我们的目标，还是破坏他的整个政策，抑或葬送他的统 治地位。一旦我们开创了事业，就不想失去它。”客人们接着问我，如果立陶宛宣 布独立，美国将作何反应，如果苏联实行经济封锁，他们能否得到美国的援助。 我解释说，对他们的问题，我不可能给予官方答复，我估计〔231 〕华盛顿也 只会给一个抽象的回答。政府不喜欢假设的问题。我只能作出个人的评估。 关于第一点，如果立陶宛宣布独立，美国政府，事实上所有美国人都会予以同 情。不过，不可能立即承认，因为这牵扯到该政府是否实际上控制了宣布拥有的领 土。如果立陶宛仍然在苏联有效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多么地同情，美国政府很可能 不会承认新政府的独立。 我还告诉他们，美国的立即承认可能会鼓励苏联强硬派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直接挑战，而且莫斯科知道，无论出于什么感情，美国都不会为立陶 宛提供军事保护而冒核战争的危险。过早的承认，苏联温和派就不可能就独立问题 进行谈判，因为政敌会攻击他们屈从于冷战的“敌人”。 关于经济援助，我只能说，一旦苏联封锁，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德国、瑞 典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苏联控制着他们自称是苏联领土的边 界，如果他们禁止物资进入，外国强行投放无异于发动战争。 一旦立陶宛的行动激起莫斯科的军事或经济制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 幸，指望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提供直接帮助。 有一位客人（我忘了名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孤军 奋战。你们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但我们只能靠自己。”话中带刺。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你们完全不是孤立的，”我换一个角度说，“我 们并不承认你们在法律上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今后也决不会，除非立陶宛人 民出于自愿做出那样的选择。只要有任何对你们动武或经济抵制的企图，我们将作 出强烈的、尽管是非暴力的反应。 “我不敢对今后怎样事先打保票，因为那将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 肯定，那样的行动将打断刚刚开始的美苏合作。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对 改革至关重要。如果在立陶宛——或波罗的海其他地方出现镇压行动，一切都将化 为乌有。因〔232 〕此我并不是说我们会无动于衷，不支持你们。如果你们的计划 实施得很成功，分量就会加重。因为莫斯科知道，如果动用武力，必将面临西方的 真正报复性反应。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办糟了，并且苏联动用了武力，我们也无法提供保护。 你们将像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学生一样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又的确是 在孤军奋战。我希望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光拣好的说，就不是讲真话。”沉默。 10 秒钟。也许20 秒。似乎更长。接着有人开口了：“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不 得不同意。我们也未曾指望他人为我们做好一切。”接着，我们转向了轻松的话题。 我们需要相互了解，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在今后几个月还要与今天来到这里以及没有 来这里的萨尤季斯领导人经常打交道。 民族主义者走向前台早在1987 年，爱沙尼亚就试图争取主权，虽然让戈尔巴 乔夫压制了下去，但是仍坚持不懈，而且近邻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行动了起来。 到1988 年2 月，这3 国都将自己的语言定为“国语”。以前俄语和各共和国 的语言同为官方语言，但是俄罗斯居民很少学当地的语言，因此他们与爱沙尼亚人、 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交往时只用俄语。而今，经过一段过渡时期，所有人和公共 机构都必须根据要求使用当地语言。 紧接着，一环扣一环，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经济自治，并开始限制移民。5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了一个主权宣言，几乎与莫斯科6 个月前断然否定的爱沙尼亚 宣言相同。7 月，拉脱维亚如法炮制。 对纳粹—苏联秘密协定的怒火继续燃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 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苏联高级官员不再矢口否认有这个秘密协定，但声称 原件找不到，因此无法证明〔233 〕确有其事。8 月份协定周年纪念日之前该委员 会没有拿出报告，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自行宣布秘密协定为非法，因此从即日起无效。 到1989 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新领导人 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与人民阵线合作。2 月份，爱沙尼亚举行独立周年庆典，独立的 爱沙尼亚国旗在塔林古老的塔尔赫尔曼塔顶上高高升起，新党魁瓦伊诺·瓦利亚斯 参加了庆典仪式。 在立陶宛，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更为激进。1988 年末，他成为共产 党的领导人后向天主教会做了很大让步，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但他却不能阻止 立陶宛党委的强硬派翌年2 月份对萨尤季斯加强反攻的企图。不过，这些强硬派人 物在3 月的大选中节节败退。6 月份党的另一次全会上将忠于莫斯科的亲信从立陶 宛中央委员会里驱逐了出去。到7 月份，立陶宛共产党讨论了一个新计划，旨在从 法律上减少对权力的垄断，将立法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大会，创造一个独立的、民 主的、法治的立陶宛国家。计划已经拟就，单等年底交党代会通过。这些议案即使 按修正后的改革标准看也是异端邪说。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更是走到了党的前面。6 月，立陶宛共青团正式与 全苏共青团脱钩。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共青团组织控制的报纸成为传播 人民阵线观点的喉舌。 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共产党掌管的议会和部长会议从未来的新选举着眼，也 开始努力适应新的公共思潮。1985 年以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从没有进行过选举。 直到1989 年，这些机构都是按部就班地充当着傀儡，每年聚集两三天，一致通过 共产党起草的立法议案。 觉悟的选民对面临真正选举的政客正产生极大的影响。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观察 家们一定会为这种变化而吃惊。首先，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反对，立法者支持自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干脆转向直接要求独立。到1989 年秋，3 个从前的傀儡议 会都已背弃〔234 〕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兄弟。 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带头为爱沙尼亚的事业奔忙。 在拉脱维亚，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也是如此。 人民阵线的活动家获提名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职务。特别是在3 月大选显示 出民族情绪在广大公众中的强大力量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开始拥护民族事业。例如， 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是萨尤季斯委员会的成员，曾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 会的一个席位，7 月被任命为立陶宛副总理。民众要求分离的呼声在1988 年还微 乎其微，而今已不绝于耳。 帝国反击赢得大多数波罗的海民族支持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引起了莫斯科当局 的警觉，而且震动了初来乍到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莫斯科国营企业的职工，或 者是苏联军人及其家属。 波罗的海，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生活水平，要比苏联其他地方高，而 且工业企业很容易招到俄罗斯人。驻扎在波罗的海的军人经常就地转业而不是回到 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共和国。 这样的移民，加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口出生率较低（二战时波罗的海人口损 失惨重，使外来移民大批涌入，后又历经政治清洗），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 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例如，拉脱维亚人曾经占这个独立国家人口的77％，到1989 年只占52％的微弱多数。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将成 为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情况虽不那么严重，但势头也十分凶猛：38％的人口为 非爱沙尼亚人，而在30 年代还不到20％。 另外，在爱沙尼亚东部，俄罗斯已成为主要居民。立陶宛人在他们共和国里仍 占多数，达80％，但是他们也为外来户日益增多而不安。〔235 〕在该地区的许多 （但绝非全部）非波罗的海人为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如果波罗的海 人掌管他们的国家，限制移民，他们还会允许俄罗斯人呆下去吗？即使允许，他们 会不会被视为二等公民？会不会被迫学习迄今为止可以忽略的当地语言？ 莫斯科的要员们利用了这些担忧。经济部的官僚们认为在波罗的海建立起的工 业基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在克格勃、共产党保守派和军官们的积极支持下大 力煽动反波罗的海情绪，并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组建受他们操纵的反对组织，以期 阻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 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创立组织——其构成大都为俄罗斯族，一般称为“国际阵 线”或者“国阵”，组织罢工、游行来抗议民族组织的行动。这些活动由中央新闻 媒介予以报道，以便使波罗的海以外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相信波罗的海民族主义 者是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不能得到整个人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宗派活动仅仅使当 地人口两极化，加剧了波罗的海人和外裔社区间的紧张。 1989 年夏，莫斯科知识分子互开玩笑说：“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两种语言即母 语和俄语的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呢？“咳，只说俄语的呗。”分而治之在 俄罗斯帝国传统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任何未得到莫斯科赞成的区域合作都被认为是 可疑之举。随着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从莫斯科争得更多的自治，它们之间也 开始开辟更好的合作途径。这些共和国在根本利益上生死与共，而且对于大多数爱 国者来说，如果单枪匹马的行动，谁也不可能实现独立。 5 月，立陶宛萨尤季斯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代表〔236 〕组建波 罗的海沿岸三国理事会，并因三方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中的人民阵线代表的 大力参与而得到进一步推进。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走出人代会，抵制建 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担心，这个委员会由于权限不明，可能推翻波 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立法，限制分离的宪法权力。为了避免公开分裂，戈尔巴乔夫在 这一问题上做了让步。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8 月。值此纳粹—苏联协定签署周年之际，人民阵线 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1989 年8 月29 日发起并组织了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 200 万多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 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 人差不多有500 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 ③这天，暖风拂面、阳光灿烂（这在波罗的海沿岸夏季并不多见），一片喜气洋洋 的气氛。游行者拿着鲜花、一路高歌，走到指定地点。我没有机会直接看到这壮观 景象，因为作为驻苏大使，组织纪律不允许访问被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免 我们的不承认政策打了折扣。不过参加者和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气氛祥和、良好。 一对当时正好在立陶宛度假的俄罗斯夫妇向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当时的激情 所感染，并与立陶宛朋友结伴而行参加了游行。他们感到没有任何敌意；立陶宛人 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甚至在他们身上撒遍了鲜花。回到莫斯科后，他们已深信波罗 的海沿岸三国的事业是正义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独立，民主就不会光临俄罗斯。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当局来说，夏天的事态，尤其是“人链”显得目 中无人。共产党总部对“波罗的海之路”做出迅速反应。8 月26 日，莫斯科以中 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强硬警告。④我看到新闻报道的声明时，正远在萨哈林岛旅行。 官方的感〔237 〕情用事、前后不一让我吃惊。声明中提到“民族主义、极端主义 组织”利用“民主和开放”蛊惑群众。指责人民阵线建立类似“法西斯占领时期” 的组织，利用它们进行“恐吓、欺骗和造谣”。还说“民族主义领导人”“滥用国 际关系自由，与外国组织和中心接触”（如美国大使馆？），“把他们奉为高参和 导师”。 “8.23”运动组织者的罪名是煽动“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强迫人们接受仇视 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军队的口号。声明接着老调重弹：“如果 民族主义分子达到目的，波罗的海人民的命运将处在危险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本身的生存就可能打上问号。”⑤换言之，如不悬崖勒马，将予 以严惩。 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是在行使宪 法保障的正当权力。在法制社会——这也正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 不得犯罪。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与外国组织接触就受到怀疑的话，还有什么“国际关 系自由”（这也在宪法保护之列）可言。 苏共中央所述的“事实”与其逻辑一样难以令人信服：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人 民阵线在使用威吓、欺骗、或者造谣等手段——事实上，这是“莫斯科中央”、克 格勃和军方惯用的手段，这也不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运动的特点。他们的策略 不是欺骗，而是直截了当。 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威吓和造谣，即使抛开声明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 慌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 伍面前发抖了。 令人费解的是，声明的发表未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批准。即使该声明交到新闻界 时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发生这种情况也难以想象。 〔238 〕格鲁吉亚创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挑战是和平的，但1989 年在苏联 帝国南部边疆却爆发了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 区的对抗持续了整整一年，但是杀伤性的冲突只是时断时续，而且规模很小。在格 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有大批人死于非命，在其他方面，这三个 共和国鲜有共同之处。 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首当其冲。4 月9 日，军方野蛮地镇压了一次和平示 威，打死或伤残至少19 人。正值全苏联的改革派争取和平示威权的时候，却有人 做出了弹压的决定。因此即使官方避免伤亡，任何以武力驱散和平示威者的行为也 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镇压第比利斯游行算是提交人代会的第一桩公案。它是由拉脱维亚代表而非格 鲁吉亚代表提出来的。 1988 年入夏以来，第比利斯的游行从未间断过，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女学生 在秋季宣布绝食。他们要求采取更迅速的步骤迈向格鲁吉亚自治，同时也抵制格鲁 吉亚的少数民族获得更多自由的要求。一连几个月，地方当局虽敌视他们，但并没 有认真干预。4 月8 日，星期六，天气温暖，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上助威。 午夜过后，军队挥舞着挖战壕的铁锹和气枪袭击集会群众。目击者描述了他们 的野蛮行径。倒在地上的人被打死，毒气直接喷向手无寸铁趴在地上的人们脸上。 几十人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中毒。 令人不解的是，负责这项行动的军方当局拒绝承认曾用毒气来对付示威群众。 他们或否认用过毒气，或者说只是用了催泪瓦斯。但是受害人的症状表明用了大量 的有毒气体。格鲁吉亚医生〔239 〕无法鉴别所用的化学物质，故不能对症下药。 事件发生后，安·萨哈罗夫立即飞抵第比利斯，察看情况，并提供帮助。 当他和其他人在当地查不出用的是什么气体时，打电话向我求助，问美国医生 是否能帮忙。我立即与国务院的苏联处联系，他们又向美国的毒气专家请教，然后 分析出哪种毒气会造成所表现的症候，并答应派专家到第比利斯现场咨询。 华盛顿对萨哈罗大的请求做出迅速和有益的答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军方以恢复秩序为幌子采取的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而莫斯科当局对此事的 处理着实令我吃惊。他们首先作出的反应不是去追查罪犯，而是隐瞒真相；此举未 成，就栽赃于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朱姆贝尔·帕提亚舍维利身上。屠杀过后不几 天，他就被解职了。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 当局作出解释。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否认他们事先知道要动 用军队。帕提亚舍维利承认是他请求调军队来驱赶示威群众，但是一口咬定地方军 队总指挥伊戈尔·罗基昂诺夫将军向他保证会和平解决，不会伤害任何人。伊戈尔 声称伤亡的起因是游行者自己先动武，然而目击者和当时的电视录相都反驳了这种 说法。 现行“体制”决心保护那些本应对发布动武命令负责的人，这最终成为关键的 问题。全苏联的改革分子加大了行动力度，为集会自由谋取更有效的法律保障。在 格鲁吉亚，此事件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谁也不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指示，地方官 员会采取行动。他们谁都知道，当时的总司令正如大多数军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 从1989 年4 月起，格鲁吉亚的政治气氛从期望在苏联内部加强共和国的自治 地位转向全面的独立运动。过去在格鲁吉亚人和〔240 〕俄罗斯人之间总有一些紧 张，但是相对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还算比较和睦。但现在它们的关系迅 速恶化。到秋天，格鲁吉亚似乎与波罗的海在朝同一方向迈进。不过，格鲁吉亚的 反对派不是团结在一个人民阵线的周围，是分散于几十个互相竞争的政治团体之间。 中亚的暴力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力冲突更为血腥，但渊源不同。 6 月，乌兹别克人与一个名为麦斯凯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发生暴力冲突，100 多人 死于乌兹别克的福加纳山谷。几天后，在里海北岸发生了同样的骚乱。哈萨克斯坦 人车臣和住在诺维乌赞这个仓促修建的油城里的其他北高加索人发起进攻。 麦斯凯特土耳其人是斯大林民族迁徒政策的牺牲品。直到二战前，他们还生活 在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里。他们说土耳其语，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远离 山下的格鲁吉亚基督徒。战争时期，斯大林把他们迁到乌兹别克，因为他们有不忠 的嫌疑。起初，乌兹别克人对他们很友善，在战时艰难岁月里甚至同吃同住。但是 土耳其人与他们的民族近邻始终不冷不热，忘不了自己是寄人篱下——当然他们本 来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允许部分背井离乡的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但麦斯凯特土 耳其人仍不得不留在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人早已占据了他们曾生活的地方，并拒绝 让他们返回。 当局把仍与乌兹别克人居住在一起的麦斯凯特土耳其人疏散到军事营地，然后 又疏散到俄罗斯农庄，此时骚乱才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土耳其人对此并不满足，坚 决要回到世代相传的家园。1990 年和1991 年，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无数 次游行，但都无济于事。 官方对骚乱缘何而起，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从未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谣言也 从未予以澄清。地方党政官员和克格勃煽风点〔241 〕火，借此显示民主化的风险， 以迫使莫斯科武力镇压。不管这些谣言是否属实，很明显的是，在导致出现流血事 件之前，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冲突。 第比利斯和福加纳事件的对比说明：首先，当局不顾血的代价镇压和平示威； 其次，他们未能或拒绝阻止疯狂的暴徒滥杀无辜。 诺维乌赞的骚乱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显示出苏联对民族和经济问题的政策 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工业设施仓促上马，不顾它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正常生活的 侵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生率很高，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谋 生。到城市后，他们只有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很难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许多不 同的民族争夺有限的资源，小事也会突然引发大骚乱。 人民阵线集聚力量西南部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此时 也开始效仿一年前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 5 月，谢尔比茨基的强硬派乌克兰政权攻击“鲁克”和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为 “反苏集团”。然而，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在利沃夫，示威愈演愈烈。 联合教会各派咄咄逼人，并得到梵蒂冈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如果不废 除对乌克兰天主教的官方禁令，与教皇保罗二世的会谈就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鲁克”在概念上，相当于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两个词都是运动的意思，都打 着改革的旗号，联合—些非正式团体）。该组织于9 月初在基辅召开首届大会，推 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负责人伊万·德拉奇为主席。德拉奇50多岁，身材矮胖， 不仅以诗闻名，而且是乌克兰语的积极鼓吹者。有一次我在基辅发表演说之〔242 〕后，他曾写道，令人费解的是，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官员没有尝试说乌克兰语， 而仅仅是来此访问的美国大使却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鲁克”在基辅有了根据地，但其主要支持力量仍在乌克兰西部，特别是 利沃夫城和附近地区。在那里，从前的两位政治犯维亚切拉夫·乔尔诺维夫和米哈 伊·霍尼正领导着方兴未艾的乌克兰自治运动。 9 月底，谢尔比茨基被迫辞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是来自卡吉 大的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在卡吉夫，乌克兰的民族情绪比西部弱。伊 瓦什科的观点似乎接近于戈尔巴乔夫，虽在政策上比谢尔比茨基更能兼收并蓄，但 他决心使基辅的政策与莫斯科保持一致。 不过，民族情绪正在滋长。年底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90 年1 月1 日起乌克兰语成为国语，新议会选举定于1990 年春。鲁克及其同盟运动蓬勃发展。 11 月底，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前，解除了对乌克兰天主教的禁令。 联合教大会开始接管1946 年划归俄罗斯东正教的各教堂。 乌克兰共产党受到两面夹击。切尔诺贝利事件三年后，媒体最后揭露出事故引 发的辐射量比公布的要大得多，更多的地区居民不得不疏散。显然共和国的共产党 领导参与了掩盖真相的活动，对核事故未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紧接着，在主要产煤区多耐盆地，矿工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甩掉当地党政领导 和党支持的工联，组织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比官方当局更有效地管理着这一 地区，从而打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神话。戈尔巴乔夫许诺不久将进行地方选 举和经济协调。 但西部的民族主义与东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盟。 西部要求政治改革和乌克兰化；东部要求改善工作条〔243 〕件，提高生活水 平，对该地区逐渐俄罗斯化并不太在意。 虽然白俄罗斯活动家在1989 年的大部分时间受到了更大的压制，但切尔诺贝 利真相的揭露在那里产生了甚至更强烈的影响。其原因是它地处核电站的迎风带， 受辐射面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也比乌克兰严重得多。 明斯克的知识分子继续揭发斯大林的暴行，复兴白俄罗斯语言文化，抵制破坏 环境的政策，但是共产党当局不断阻挠他们，禁止党员参加相当于萨尤季斯和鲁克 的白俄罗斯组织，即阿德拉真尼运动，拒不审批阿德拉真尼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成 立大会的场所。大会被迫在邻近的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对之表示同情的报纸编辑 们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报道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活动，就会丢掉饭碗。 在3 月的苏联人代会选举中，持不同政见者击败了几个党棍，其中有明斯克党 组织领导人。某些阿德拉真尼的领导人，如瓦西里·比科夫，与莫斯科改革派党政 官员交情甚好，在明斯克对强硬路线颇有微词，指责现行政策与改革宗旨背道而驰。 这些努力促使《真理报》7 月发表社论，批评白俄罗斯领导层“不着边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隐瞒切尔诺贝利真相的愤慨日益增强，一份发表的地图显 示出受辐射污染地区正在扩大，但没有采取疏散行动，也没有向许多当地居民发出 警讯。共和国20％的耕地受到影响。9 月，灾区居民聚集在明斯克举行群众示威， 在公众的强大压力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一个移民计划，将10 万人迁出 灾区。计划耗资几乎是整个白俄罗斯政府正常年预算的两倍。除非莫斯科一反常态， 慷慨解囊，否则根本不清楚钱从何来。〔244 〕官方的敌视使阿德拉真尼受惠。到 1989 年末，该组织已发展到10 万会员，其中60％是在该组织被迫在立陶宛召开 大会之后加入的。 摩尔多瓦的运气不错，在恢复文化遗产方面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得到了共产党 的更多支持，但他们也有难念的经：少数民族越来越反对他们的行动。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前后的一年中，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 夏末，人阵召集了30 万人的大游行，支持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恢复在罗马尼亚使 用的拉丁字母。在这种压力下，最高苏维埃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罗斯语 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 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了同声翻译耳机。 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声势激起俄罗斯族也建立了一个名为“统一”的反对组织， 类似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国际阵线”。加告兹（基督教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等 更小的民族也组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 有好几个月，当局不给这些组织办理正式登记手续，但它们最终还是于11 月 正式注册。同月，彼得卢·卢钦斯基被推举为共和国党组第一书记，接替保守派塞 米扬·格罗素。后者神出鬼没地出国了，到苏联驻墨西哥使馆填补了一个极不起眼 的农业代办的外交空缺。 卢钦斯基虽有斯拉夫的名字，却是摩尔多瓦人，曾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二书记。 他还不到50 岁，比格罗素年轻，更支持改革。像他的乌克兰同行弗拉基米尔·伊 瓦什科一样，他的大政方针与戈尔巴乔夫接近，这就意味着最终他除了能讨得戈氏 的欢心外，不会取悦任何人。比起前任，他给人阵一派以更多的自由，此举令主张 统一的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大失所望。但他反对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试图安 抚分离主义的要求，调停摩尔多瓦民族主〔245 〕义和实力雄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 间的矛盾，但他的努力最终却葬送于统一毫无妥协余地的争吵。后者连安慰摩尔多 瓦多数派的象征性妥协都不愿意做出。 1990 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反对派运动日趋强盛。戈尔巴乔夫将卢钦斯基 和伊瓦什科召至莫斯科，把他们拉进改组后的苏共政治局。 民主还是独立羽翼未丰的苏联反对派组织刚刚开始联合时，却呈现出相互矛盾 的趋势。一方面，各组织要求更民主、更开放，结束一党制，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 强调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人民阵线强调的则是其民族的自治和独立。 这种差异从1989 年夏天起日益明显，当时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和 其他跨区域集团的创始人，试图把有民族头脑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代表拉入他们的 组织里，有些人如爱沙尼亚的维克多·帕尔姆教授从一开始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 但大多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犹豫不决。他们支持跨地区代表团的目标，也愿在最 高苏维埃里投赞成票，但他们感到他们的议程已走在整个苏联民主进程的前面，因 此想尽快与苏联脱钩。他们虽然站在反对派中间，但又提防着不过多地卷入其中。 大多数俄罗斯改革派原则上赞成民族自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上一般投 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民族领导人。但是他们感到唯有苏联的民主进程才能开启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大门。将民族主义置于民主之上最终只能在分崩离析的各 共和国里产生苏联体制的翻版。另外，作为议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少数派，“民主派” 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另起炉灶的倾向却日益明显。 其他共和国的民阵虽处在发展初期，却也正显示出同样的倾向。4 月以后，格 鲁吉亚代表绞尽脑汁在其共和国与莫斯科之间保〔246 〕持距离。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的代表已习惯于将焦点集中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摩尔多瓦人也强调自我发展， 但在试图寻找回他们的罗马尼亚文化之根时，遇到了来自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强大阻 力。戈尔巴乔夫进退两难。尽管党内、军方和警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在增长，他仍然 打算使现行体制实现自由化。但是，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权欲熏心的民族主义者” ——他是这样来形容他们的——使他很难如期进行改革。 正是这种态度扩散到了8 月份的中央委员会上，使其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发出 了不祥的警告。 还有一个个人因素促使戈尔巴乔夫否定了跨区域集团推行的路线，并排除了与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达成妥协可能性，那就是叶利钦打下向他挑战基础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 1989 年夏，叶利钦和改革力量的联盟已经形成。他虽然没有成为跨区域集团 的唯一领袖（一些像萨哈罗夫那样的显赫人物仍怀疑他是打入内部的密探），却是 该组织主席团成员和最孚众望的人物。如果说1986 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地位如 日中天、而叶利钦还是一个忠实小伙伴的时候，就已对叶利钦博得的民心大发醋意 的话，那么，当他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而叶氏在选民中一呼百应之时，其反应不是 会更加强烈吗？ 不过，1989 年夏，谁也不能绝对肯定戈尔巴乔夫会做何反应。他已显示出非 凡的处变能力，他或许能继续把握自己。既然现在很难压服叶利钦，他可能会认识 到再次联袂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他在伙伴关系中仍能略胜一筹。 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最终和解是跨区域集团组织者的初 衷。他们自认为正在给他的目标提供关键的政治支持。大多数人明白，为了兔遭赫 鲁晓夫的厄运，他几乎不敢公开支持这一组织。但他们希望他能提供间接的保护， 以便集聚力量，一旦跟保守派摊牌，也〔247 〕好助他一臂之力。 就叶利钦个人来说，这些希望不久就破灭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保持不冷不热。 到秋季，种种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对他新一轮的不信任又开始了。 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在叶利钦访美之行后接踵而至。 6 月间，叶利钦曾向我提到他想去美国考察。我已经就如何为他安排一次美国 之行提出了一些想法。他很少出国，更没去过美国。我相信，如果他能更好地了解 我们，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不过，既然他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席，外交礼节就 要求首先应邀请他的上司。我们在住房方面有官方的合作协议，包括人员互访。我 想，等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访美之后，就可立即邀请叶利钦。 他后来被选入最高苏维埃就改变了形势。这时，他是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的主席， 因而就扫除了程序上的障碍。我请求国务院促成一个国会拨款委员会来邀请他，但 夏季里没有付诸行动。劳动节后，我从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旅行归来，获悉他 已在加利福尼亚埃萨伦基金会的詹姆斯·加里森的协助下安排好了出访，将于9 月 9 日启程赴美作巡回演说。 此时，我对叶利钦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情况令我担忧。他无疑希望引起官方的 极大关注，但我没有把握访问的组织者是否有资格安排一些他想要的会谈。向国务 院快速查询后，我得知并没有安排什么约见。我立即去见他，看一看进展如何。 我们的会面是在莫斯科宾馆的接待厅，那里是供最高苏维埃代表接见来访者的 专用地点。他预定第二天飞往纽约，并给我看了美方资助人事先准备好的计划。按 此计划，他每天要做两场、三〔248 〕场——有时甚至四场演说，常常不在同一城 市。其中有一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中午要在迈阿密做一个演讲，而接下来 在晚餐之后还要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着把稿子还给他，“你精力过人，但这样的 日程非累死你不可。我看谁也坚持不下来。你必须告诉赞助方把日程安排得轻松一 些。”他说他自己也有点纳闷，更让他生气的是新闻报道说，他此次访美是想从演 讲中赚些钱。他强调说这绝非是他的目的。“演讲所得的款项将转交我们的组织用 于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他说，“我计划为我们的医院购买一次性消毒针（苏联医 院仍照常使用旧注射针头。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医院最近发生几名儿童感染上致命疾 病的事故）。不过，这也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去拜访你 们的领导人，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国家。”我向他保证将尽我所能在华盛顿安排一 些会面，但不容乐观的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有些政要可能正好不在。他接着问， 到达纽约时谁会到肯尼迪机场迎接。我说还不清楚，想必赞助方会安排好的。“不 过，国务卿贝克会来，是吧？”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接着我意识到他是认 真的。我解释说，高级官员到机场会见观光客，即使是最重要的客人，也不符合我 们的惯例，况且贝克正在华盛顿而不是在纽约。 “噢，要是那样，卡奥莫州长肯定会在那里吧。”他继续说。我不得不打消他 的这种奢望，指出州府在奥尔巴尼，而且纽约有那么多显贵的外宾。 州长哪怕只到机场迎接其中一小部分，也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哎，从奥尔 巴尼坐直升机不过一小时嘛。”他嘟囔着。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压轴戏的前奏：至少，他期望在华盛顿时要与布什总统见 上一面。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与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结论是叶利钦不 可能与总统会面，但是国务卿贝克和总统安全事〔249 〕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 夫特将军倒有可能接见他。 我尽量安抚他，表示他无疑会在白宫和国务院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别期望非 见总统不可。他坚持说，如果在最近的竟选之前他已经去过美国的话，就不会想要 见总统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总统不是接见过来自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了吗？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会见偶尔会有，但不是惯例或者必须如此。我不好直 说跨区域集团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反对派组织，苏联也不是一个民主国 家，他也不是反对派组织中的唯一主席，而只是几个主席之一。 他无疑已考虑过这些没有必然联系的技术问题，其逻辑有点像“如果你们想要 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为何不先把我们视为民主国家来帮助”？ 会谈后，我的心情反而比以前更为沉重了。叶利钦的期望如此之高，不让他失 望实在很难。而且，如果他试图按照我看到的这个计划行事的话，到最后肯定会累 垮，后果难以预料。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打电话与国内的人员联系，看形势能否有所改观。叶 利钦曾提到，奥伯林学院院长、美国最敏锐的苏联问题观察家弗雷德里克·斯达尔 参与了此行的赞助，他期望斯达尔至少陪同他部分行程。如果叶利钦没有搞错，我 也就稍微放心一些。我跟斯达尔很熟，知道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比他更在行的找不到 第二人。 弗雷德里克当时不在奥伯林。我的秘书从新奥尔良寻到了他的踪迹，总算与他 接上了话。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令我沮丧的是，几个月前虽然赞助单 位找过他，当时他也同意为叶利钦此行提供帮助，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起此 事了，因此目前的计划他并没有参与。 我们下一步是敦促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争取一些高规格〔250 〕的会晤。 我请他们重提与总统见面之事，这倒并非为了取悦叶利钦本人（我们能够应付他的 任何失望），而是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看到总统与他打交道，这将是对苏联民主进程 的支持。 与叶利钦的会谈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希望利用此次出访提高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这样，外界就会看到他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领袖正在加紧活动。 当然，我了解，白宫的扭扭捏捏事出有因：谁都不愿意做任何冒犯戈尔巴乔夫 的事。然而，我认为，白宫的态度是因为没有得到好的建议。苏联要想沿着民主的 方向前进，就必须允许反对党发展。其领导人必须明白，外国政府与反对派领袖接 触是完全正当的。我认为决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支持原则，而 非人情。 当然，如果叶利钦支持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避免采取助纣为虐的行动 也是明智之举。但事实并非如此，叶利钦赞成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削减军备预算， 加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民族自治进程。他的政策比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更接近于我 们的期望。我认为，引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民主同盟合作有益无害。从长远 看，这也符合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利益。 在叶利钦抵达华盛顿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不安排与布什总统的正式会 谈，但是总统和副总统丹·奎尔在叶利钦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顺便去看看他。这 种方式似乎合情合理，但令人吃惊的是，我接到通知让我通过外交部向戈尔巴乔夫 作出解释。我依命而行，但感到多此一举，而且有悖常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玛· 撒切尔首相解释总统为何会见了工党领袖内尔·金诺克；为什么没有注意戈尔巴乔 夫曾经说过，他希望创立一个民主政府体制？如果对我们的行动有何疑问，他可以 提出来，至于是否做出解释要看有无时间。 叶利钦的美国之行进展顺利，我心中总算石头落地。新闻报道似乎持肯定态度。 《今日美国》头版标题《鲍里斯·叶利钦：新〔251 〕《星升起》，其中这样写道 ：“独立的苏维埃立法者‘就叫我鲍里斯’叶利钦风靡美国——与乞丐、政治家和 管道工握手，拍肩，交谈。”⑥不幸的是，叶利钦抵达华府之时，他已开始显得疲 惫，在白宫留下的印象很不好。白宫负责欧洲事务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事后告诉 我说，叶利钦进入西厅准备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突然停下来，挥挥手，宣布如 果不是去见总统，他就不再向前跨出一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总统只是 在会谈期间过来一下，不过他的举止也的确不讨人喜欢。据报道，会谈本身进展顺 利，但在场人员感到他并没有讲出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他口若悬河，斯考克罗夫 特几乎睡了过去。列席会议的人谁也瞧不起他，把他视作夸夸其谈、无足轻重的政 客，认为他在政坛上只会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新闻界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活动一开始显得漫不经心。《真理报》发表了塔 斯社有关他与斯考克罗夫特以及与总统会谈的简短报道，并根据白宫的声明称：布 什总统在会谈中提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对改革的支持。同期还转载了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不透露姓名的“官方圈内人士”的话说，叶利 钦的计划非常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真理报》对叶利钦出访的兴趣猛增是在意大利报纸《共和国》上刊登了一篇 讽刺叶利钦的长文之后。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维多利来亚·朱可尼把叶利钦描写成一 个醉醺醺的小丑，闹出一个又一个恶作剧，不断让主人感到难堪。他的描述与我所 认识的那个人并不相符。据我了解，叶利钦有时，特别是在累了或者生气的时候， 很可能在社交场合显得失态。但我也注意到朱可尼所讲的并非一律准确。例如，他 把“杰克·丹尼尔酒的属性”说成是“肯塔基威士忌”，这足以在田纳西对立的各 派美食家之间挑起争端。 苏联报纸尤其是《真理报》转载外国报刊的整块文章是非常罕见的。具体来说， 此次例外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叶利钦的声望。通过引用非共产党 的报刊，《真理报》的编辑〔252 〕们希望增加有关这位苏联领导人窘态的真实性。 朱可尼讲述的故事出现在《真理报》上也可能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协助，是通过 驻罗马的塔斯社分社电传过来的。不过，随后的事件显然是出自克格勃之手。叶利 钦访美几周后，最高苏维埃委员们收到了美方组织人詹姆斯·加里森给其董事会写 的绝密信的复印件。它以平朴的笔调描述了叶利钦万般丑态的花边新闻，与朱可尼 描写的没有两样。 苏联政治家跟我提到，信的俄语译文神秘地出现在他们的信箱里。乌拉尔的一 位代表送给我一份，让我鉴定其真伪。我感到复制得很内行，可能是激光照排，俄 语翻译干净利落，从瑞士苏黎士邮出，却没有实际地址。 我给送复印件的代表回信说，无法确定一封私信译件的真伪，不过他可自己想 一想，谁能够而且有意去截获私人信件、译出、复制并从国外寄回。 自1989 年秋，发生了一系列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他开始收到恐吓信，有时是 匿名的，有时好像是代表克格勃。他对此采取藐视态度，因为他不相信克格勃甚至 会愚蠢到让他以身殉职的地步。他们的目标无非是想削弱他在公众中的威信，并吓 唬吓唬他本人。 1992 年，叶利钦能够接触到克格勃档案以后对我说，他自1987 年离开政治 局后，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仍然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本应免受这种对待， 但就连他的厨房（苏联家庭常在此拉家常）也遭窃听。按他所说，如果把窃听材料 的副本摞起来，准会堆起二三十英尺高！⑦难以置信的是，戈尔巴乔夫竟对克格勃 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253 〕经济上的灾难正当一个针对戈尔巴乔夫共产党机器的反对派形成之际， 经济方面的消息也完全令人沮丧。物资日益短缺，生产开始滑坡，犯罪率上升。改 革的初衷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糟。谁也不再完全相信 当局所说的变化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在大谈新政策、新思维的背后，官僚们仍然无视再也无法掩盖的缺点， 仍在抵制一切有益的改革。由于了解到了更多有关国外生活的准确信息，大众已敢 于直言不讳，而且传媒揭露出来的缺点越多，人民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 1987 年通过的“国营企业法”许诺给工厂经理松绑，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终 过渡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央计划的指标大大简化，工厂经理有权在中央指 令体制以外出售一部分产品，从而形成一种“国家订购”（政府机关完成认购合同） 与开放市场自由买卖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 与此同时，共产党官员停止瞎指挥，并减少主管经济的党政官员人数。 如果相应裁减政府计划和中央部委人员，经营者会有更大的独立性。但这点并 没有落实；相反，行政当局由于逃避党的已经很少的监督，变得更加专断了。 莫斯科围绕经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如果只听他们的发言，简直会断定正在 发生一场工业管理革命。不过到各州去走走，跟经理们聊一聊，却发现一切还是老 样子。 在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我向几位行政官员询问了国家订购任务与市场自 由买卖的比重。结果无一例外，国家订购占产量的90％以上。 萨哈林一个大渔场的主任说，如果让他自行处理，所有产品〔254 〕干脆由国 家订购一包到底。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供选购，他虽然在名义上有权在市场上出售10 ％的产品，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接到国家订单，才能得到打渔船队所需的燃 料供给。因此，他不得不将捕捞量削减了10％。 乌兰乌德羊毛场的经理骄傲地跟我说，她的厂子百分之百地靠政府订购。她坚 持认为必须这样，因为没有政府计划调拨，她就无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显然，在提法上将计划产量改为国家订购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企业经理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党政官员事无巨细的监管，但仍像以前一样依赖政府计 划和有关部委。但现行体制已处在问题成堆、修修补补、穷于应付的状态，比以前 更难有效地运转了。 1988 年通过的《合营法》为合营的小企业敞开了大门，其进展要好于《国有 企业法》。许多从事贸易和服务性行业的合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 这种通往市场经济的令人鼓舞的局面因地方官员的敌视、沉重的税收以及接踵而至 的大量犯罪诱因而受到了扼制。不过，到1989 年底仍有100 多万人受雇于合营企 业，其收入一般也远高于国营企业职工。 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领导层仍然敌视私有制概念。戈氏继续坚持不允 许生产资料私有制，措辞语气与他谴责1988 年爱沙尼亚议会尝试私有化时如出一 辙。 自1987 年起，戈尔巴乔夫将改革与革命等同起来。在政治领域里，他促成的 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他发出的经济信号却混乱不清。他一方面不断地呼吁激 进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从未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实质性内容。 总理雷日科夫是渐进主义的坚定信徒，对实施经济改革负主要责任。他承认变 革的必要性，尤其是从军品向民品生产转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这只能循序渐进， 并在上级指导下进行。他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就打破旧体系感到担心，他没有 认识到，只要旧制度〔255 〕未受触动，并仍有强大的抵制力，新制度就不可能建 立起来。 整个1989 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非常紧张，但双方都努力避免将 其公开化。虽然雷日科夫不赞同利加乔夫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在经济问题上却越来 越与他走到一起，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在敦促加速变革。然而，正如跨区域代表团 中的改革者不断指出的那样，双方谁也拿不出促使经济复苏的锦囊妙计。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