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亲历记

第十一章关键的一年 1989 年9 月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一年一度的休假，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这时他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这仅仅是令人沮丧的画面中的一个亮点而已。经济继续滑坡，商店里商品短缺日益严重，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消费者日益不满；新议会里，势力颇大的反对派与党和政府背道而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政治家开始大谈分家散伙，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在集聚力量，东欧也摆出改革架势。莫斯科还不清楚华约能否经得起冲击。面对诸如此类的压力，共产党明显地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派别活动虽然仍为党章所禁止，但已明显存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开始怀疑总书记制定的路线。〔257 〕最急需认真对待的还是风雨欲来的民族分离情绪。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度假时花了很大精力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样的联合？几年来，不断传闻苏共中央将召开全会处理“民族问题”。问题正积弱成疾。 1988 年，几十年来党的文件首次开始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问题的解决似乎遥遥无期，莫衷一是。全会推迟，推迟，再推迟。到1989 年秋季，事态发展已明显超前于苏共决策。如果共产党还想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的话，就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选择。期盼已久的“民族全会”最后于9 月19 日召开，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结果，谁也不满意。全会通过的冗长文件承认，在对待各民族群体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点，呼吁建立一个“革新的联邦”，同时，它特别明确拒绝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联邦而改变政党结构。有一个德国谚语，大致可译为“既已说A ，必将说B ”。看到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民族政策草案，不由得想起这句话。在我看来，中央委员会似乎是要设法说出 “A”，但却排斥“B”。文件中含糊地表示，可能有某种“A ’”之类的方案取代 “B ’”，来完成字母顺序的排列。不管怎样，该文件毕竟承认斯大林开创的“行政命令体制”“忽视了民族发展的要求”，“把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压缩”到了极点，使宪法赋予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形式”。文件进一步指出，还存在着“大规模的压制”现象，整个民族被迫重新迁徒，知识分子被错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迫害”。文件承认，许多经济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这严重损害了民族的价值观和传统。文件还谴责了那些认为民族间〔258 〕分歧日益缩小、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观点。走到这一步，已算不错。这与1986 年党代会发表的溢美之词大相径庭，与戈尔巴乔夫在1987 年写成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的判断也大不相同。然而，它对问题的诊断并不彻底，甚至是误导性的。因为，文件还（事实上不止一次）断言，现存联盟是“完全自愿的”。③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因为文件辩解道，事情弄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也只有恢复真正的列宁政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故而不可能承认列宁下令武力合并这些共和国是错误的。如果救治处方合理，这种不诚实也可算作必要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得到宽恕。然而，尽管文件大谈“新联邦”将是如何截然不同，但却排除了任何可能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最重要的是，它公开宣布，在共产党自身内部，绝不可能存有联邦主义的想法。苏联宪法依然保留着众所周知的第六条款，该条款确立共产党为国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并享有全社会“领导角色”的地位。如果唯一的合法政党不能建立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联邦”宪法都将是一种耻辱。此外，文件还特别否定了各共和国提出的如下更重要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其法律的制定无需同苏联颁布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可限制其他共和国的移民，居民享有投票权。文件还强调继续执行征兵制，没有任何拒服兵役的规定。各共和国的财产属于共和国也属于苏联，但谁能得到主要份额，谁有权力处置财产，是不言而喻的。民族全会一结束，谢瓦尔德纳泽就赴美国华盛顿和怀俄明开会，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似乎对苏联最终面对这一问题谨慎乐观，感到现在不得不考虑有关分离的宪法权利。他预言说，苏联当局将制定程序，以使分离有序地进行，但他又怀疑，如果当局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问题，事情能否发展到这种地步。他〔259 〕向大家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都不会动武。他还特别提到，无论在哪里动武，都将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且极有可能导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民族全会结束后，委员会开始认真地为苏联界定一个新的宪法结构。几篇学术文章发表，有的暗示正在考虑一种灵活的联盟，其中包括加盟共和国可以不同的方式确定跟中央的关系。有的作者援引沙俄的占领地区为例，说当时芬兰便享有与各地不同的宪法地位，他们还注意到波多黎各、密克罗尼西亚同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州就不一样。对我来说，这种方案作为联盟的基础似乎是不切实际的。19 世纪的芬兰和20 世纪的波多黎各的方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们例外于国家大部分地区一致遵循的宪法原则。换言之，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仅有几个地区享有特殊地位的苏维埃联邦，但却难以想象在一个联邦中各加盟共和国都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可按各自的意愿对其加以改变。最终，灵活（或按俄语直译为“多变”）联邦的想法由于行不通而被抛弃。除有关新苏维埃联邦性质的争论之外，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工作进展缓慢，总是落后于事态的发展。许多观察家后来惋惜道，如果1989 年能为各共和国提供一个具体、宽松的联邦方案，它们将会心存感激地予以接受，并很可能阻止那种刚露头的分离主义——不过，谁能说得准呢？ “卫星帝国”的崩溃正值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压力逐步加大之时，苏联在欧洲的 “联盟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崩溃。该地区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于8 月份在波兰成立。匈牙利和〔260 〕捷克斯洛伐克也紧步波兰后尘，虽然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灵活些，但也未能扭转乾坤。苏联公众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巨变，明显持消极态度。一些知识分子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波兰的局势以及西方的反应，大多数居民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居民并不关心外围帝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在此种情况下，苏联在欧洲边界的退让将会造成战争恐慌。但是，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在西方看来是富于侵略性的政策。早在四五年前，苏联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美国在欧洲部署了导弹，因此它可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但到1989 年，气氛就大不相同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有想到华约会这么快解散。不过，他的国内政治改革进程使他完全可以放手处理此事。他明智地决定找出必要的理由，以理解的心情，体面的方式，接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做出的选择。不过，德国是另外一回事。虽然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的事态漠不关心，但对德国却是个例外。对苏联民众——尤其是对军方来说，德国的分裂是谁打赢了二战的最好明证，也是德国再也不会威胁苏联或俄罗斯的最可靠保证。〔261 〕戈尔巴乔夫易于接受在东柏林出现一个“改革的共产党”，甚至—— 虽然困难——一个非共产党政府，但其前提必须是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受触动。 1989 年秋，出于对维持这种局面10 年或10 年以上的幻想，莫斯科坦然接受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就戈尔巴乔夫而言，德国统一肯定是未来的问题，也许要由以后的领导人来加以解决。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0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在苏联外交学会作演讲时语惊四座。当时他评论说，一个分裂的德国能立于一个分裂的欧洲之中，但却不能存于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如果苏联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不久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统一问题。在座的对外政策专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好像他们从未做过如此设想。即使有过这种想法，他们也必定会将其毫不留情地抑制下去，而不会公开讲出来。等到苏联领导人领会到布热津斯基讲话的真实含义时，已到了年终。12月初，刚从马耳他首脑会议归来，我就与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了东欧的局势。他重申，无论发生什么，决不会使用武力，他似乎对北部地带的局势表示满意。他还预言保加利亚不久也会改革，但对罗马尼亚表示悲观，因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走向压制而非改革。具体到东德而言，他说他对新领导人就其“国家的地位” 作出的承诺印象很深。换言之，德国统一还需等待时日。但是，不出几周，苏联决策者就开始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他们正面临德国统一不可抗拒的压力。11 月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边界开放。面对泛滥的移民潮，没有人再相信边界开放之后，一个分立的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在新年前夕，我见到了当时苏共国际部的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首席”专家瓦连金·法林。他评论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④这确是事实，而且这也成了1990 年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继德国之后，在祸不单行的苏联阵营中，对苏共和克格勃挫伤最大的是年底在罗马尼亚发生的血腥革命。对于针对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和受到憎恨的保安部秘密警察的暴力事件，苏联新闻〔262 〕界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电视也唯恐观众错过任何一个暴力镜头。但当反齐奥塞斯库的武装请苏联介入给他们以支持时，莫斯科拒绝了，它要以此显示，军事干涉东欧事务——哪怕是在西方可以容忍的情况下— —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罗马尼亚是一个震动。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是模棱两可的。改革派认为它说明了现存体制抗拒变革将会造成的后果。但是，克格勃和苏共保守派明白，在反共革命中，秘密警察和党魁们的下场将是被钉在耻辱柱上。公开化受到责难群众要求改革的压力与新闻自由的扩大越来越呈相互推动之势。《莫斯科新闻》，一份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在雅各·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下，一跃而成为全国性反对派力量的喉舌。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机关报》描述了充满恐怖的斯大林罪行，披露了浪费巨大的国防开支。费得罗·布尔勃拉茨基的《文学公报》刊登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章，揭露了过去对外政策因无知而造成的恶果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谢尔盖·扎利金在《明天》上刊载了描述生灵惨遭涂炭的系列文章，并且自70 年代索尔仁尼琴遭流放以来首次发表了他的作品。伊万·拉普托夫也使《消息报》成了一份很受欢迎、报道客观的报纸，让读者了解全国局势的发展，积极推动农庄的私有化和自由企业制度。但是，这些编辑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其中一些较大胆的编辑同苏共的意识形态部门进行了较量。如果他们的越轨言行被认为特别严重，就会被瓦季姆·梅德维捷夫召来训话，后者取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管了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长职位，有时戈尔巴乔夫还会亲自训斥他们，多数人受到训斥后在一两个问题上会收敛一些，但此后又回到他们所喜爱的题目上。他们在党的压力下如履薄冰，但谁也没有掉下去。科罗季奇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不时地训斥他们，是为了向利加乔夫、亚佐夫和鲁茨科伊显示，他已让他们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正期望他们改变做法。这一推测在利加乔夫的回忆录中也间接地得到了证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不能理解科罗季奇〔263 〕如何能够不断地保证“改过自新”，然后又不断地从事他发誓不再做的揭内幕活动。不过，其他人则发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咄咄逼人了。有一种情况令戈巴乔夫感到无法忍受，那就是常常出现一些对他的声望表示质疑的文章。1989 年10 月，《论据与事实》刊登一篇短文，说在其读者中间；萨哈罗夫比戈尔巴乔夫更孚众望。就是这篇报道使苏共最后下决心要把印刷媒体重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事件的主谋并不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1986 年、1987 年间提拔的编辑，而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斗士。是他把一份默默无闻的简报办成了一份全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论据与事实》几十年来一直是内部发行的大事综述，供知识协会主办巡回演讲时参考。该协会是苏共控制的民间组织，致力于成人教育和宣传。直到1988 年，这一刊物才向普通公民开放征订。然而该报的老编辑弗拉基斯米拉夫·斯塔尔克夫决定放弃宣传，转而提供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客观事实。在1981 年，他就曾设法瞒过审查，披露出波兰独立贸易联合会即团结工会颁布的整套计划，但是这一周刊发行量太小，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论据与事实》向大众一公开，发行量猛增。1989 年就超过2000 万份，1990 年将近3400 万份。表面上看，该刊给人的印象并不深。8 页的小报，单面印刷，对折之后也不切边，且只能按照页码顺序阅读。它备受青睐的秘诀是什么呢？首先，名副其实，提供给读者的是“论据与事实”，前看已充斥于苏联社会，但后者却显得贫乏，而斯塔尔克夫强调的正是后者。与大多数苏联报纸杂志相比，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切中要害，而其他报纸杂志最多只是偶尔摆一下观点。其次该周刊便宜，报亭售价2 戈比，年订价仅1 卢布4 戈比，按当时贬值的官方汇率还不到2 美元。 1988 年，我接受该刊采访时，斯塔尔克夫的不同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苏联刊物刚刚开始敢于采访美国大使（《机关报》是〔264 〕第一个），但往往要避开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斯塔尔克夫却单刀直入，触及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我们真的窃听了你们的使馆吗？”他问，“如果是真的，你有证据吗？”⑤“是的，你们的确那样做了。” 我回答说，“而且我已掌握证据。”他的提问和我的答复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公众喜爱他的刊物，因为它问了他们想问的问题，而且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斯塔尔克夫尽管很勇敢，但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他可能采访利加乔夫，也可能采访萨哈罗夫。民意测验的数据过去总是不予公开，随着民意测验的普及，《论据与事实》开辟专栏予以报道。 10 月份的一篇文章显示，《论据与事实》的读者认为萨哈罗夫是国内最孚众望的政治人物。这一下惹怒了戈尔巴乔夫。为实现更开放的政治体制，正在同党内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对其领导权威和威望提出挑战的行为，都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立即于10 月13 日召见主要编辑、记者和作家到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们诋毁改革。⑥第二天，梅德维捷夫传唤斯塔尔克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他辞去《论据与事实》编辑职务，接受一份别的工作。他可选择去编辑一份苏共资助的在布拉格发行的日报，或去卢基扬诺夫主管的《最高苏维埃公报》。照过去的惯例，专门负责新闻事业的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必须服从。但斯塔尔克夫拒绝默默地离去，而将此事提交给了他自己的编委会投票裁决，结果是以47 比2 的票数支持他。形式上，他不是党的雇员，而是属于其董事会成员很少碰头的知识协会。一连几周，他和那些与新闻自由利害攸关的改革派焦急地等待着迫使他离职的进一步行动。可是一直也未见动静。戈尔巴乔夫显然决定不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不过，这一事件促使苏联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需要法律的保护以免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立法运动，以保证新闻采编独立于共产党控制。戈尔巴乔夫虽未强行介入这一问题，但却相当不必要地树立了一个敌人。斯塔尔克夫曾经是改革事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且〔265 〕始终不渝，但他绝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企图炒他的鱿鱼。1992 年，斯塔尔克夫警告我说：“如果谁把开放的成果归功于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者的侮辱。 1991 年8 月之前，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找我们的麻烦。不是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带来了公开化，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真的想开除他呢，还是仅仅想吓唬他一下。他肯定说，戈尔已乔夫是真的要迫使他辞职。“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我问，“如果他坚持到底，肯定能做到。”“不，他办不到。” 斯塔尔克夫回答，“世道已变，今非昔比。”我没有问他是谁最初开创了那种变化的契机，因为很显然，戈尔巴乔夫1989 年的所作所为已使斯塔尔克失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抢先一步由结果判断，9 月份共产党全会公布的“民族问题” 决议和8 月份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强硬声明，是刺激而非阻碍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三国的独立运动在秋季和冬季获得了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到1989 年底，当三国以不同的策略向同一目标前进的时候，立陶宛人从爱沙尼亚人手中接过了领导大旗。 8 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中央委员会的威胁。表面上，他们力图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做出和解的姿态，但是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传统上最保守的领导职位）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声明。人民阵线甚至更加无所顾忌：例如拉脱维亚人阵称声明是“不适当的和专横的”，并将其与50 年前莫斯科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时的态度相提并论。 ⑦立陶宛并不限于批评“8 月声明”。他们的领导人还向莫斯科提出进一步挑战，呼吁召开12 月党代会，讨论如果苏共拒绝允许立陶宛共产党自治，该党将考虑退出苏共。〔266 〕利用放松旅行限制之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加强了同外国人的接触，包括同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的波罗的海社区的联系。爱沙尼亚人开始把到芬兰探亲当作很平常的事。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裔美国人也开始到此访问，有的还留下来提供帮助和咨询。 10 月份，我接到了一份会见请求，发出请求的是将要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正式会议的爱沙尼亚代表。3 人中有2 人我认识。伊戈尔· 格拉金，一位37 岁的法学教授，高前额，留小胡子，笑容可掬，是斯巴索别墅社交性集会的座上宾。虽然他家住塔图大学城，但却是由帕鲁农区选出的代表。其父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他说俄语带爱沙尼亚口音，喜欢用爱沙尼亚语拼写他的名字而不愿用俄语名字格利亚琴。马留·劳利斯庭是塔图大学的哲学教授，头发金黄，态度严肃，生于爱沙尼亚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曾是爱沙尼亚独立时的一名共产党员，主持过“请求”加入苏联的议会。然而，她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代表之一。格拉金和劳利斯庭得到了哈尔多·阿斯梅的响应。阿斯梅作为塔林贸易联合会的地理学家后来当选为该市市长。与7 月份的立陶宛不同，爱沙尼亚没有设计出一个独立的大战略，但强调他们有决心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爱沙尼亚。虽然他们觉得爱沙尼亚是一个权利受到剥夺的被占领的国家，但他们更明白，仅仅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获得独立。他们将不得不去谈判，并采取灵活的策略。毕竟他们必须避免诉诸武力。正如夏天的立陶宛客人一样，他们很清楚，暴力将使争取自由的努力付诸东流，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灾难。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解释。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不承认政策，但想弄清其内涵。特别是，他们不清楚，与苏联当局谈判的行动和参加苏联的某些政治机构是否会削弱他们认为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是非法行为的立场。他们很可能已从拜访过我的立陶宛客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态度，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想直接从我这里听到答案。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正如7 月份曾向立陶宛人所做〔267 〕的一样。我强调，“不承认”政策不可能改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努力获得自由时是被迫加入到苏联机构中去的。只要他们没有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票赞成加入苏联，他们加入该“体制”就不能被用来证明苏联接管是合法的。与此同时，我解释说，宣布独立并不足以保证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认可：在可望得到正式承认之前，独立必须已是既成事实。来访的爱沙尼亚人平均比萨尤季斯代表团成员年轻，这大概纯属巧合。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阵线运动汇集了大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也许是由于格拉金、劳利斯庭和阿斯梅会说英语，故被选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是二战后不久出生的——在1949 年与1952 年之间。他们并不是已过中年、仍怀念着已逝去的田园诗般童年的那种人。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苏维埃爱沙尼亚”的产物。另外，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人不久后退党，另一位也没有落后太久。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这就是苏联公众的心态。虽然新闻界日益开放，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们认定当局故意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混淆是非。到1989 年秋，东欧已开始摆脱了苏联。夏天，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匈牙利共产党严重分裂，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式（即外柔内刚）的革命已遍布全国。东德的昂纳克下台，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解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途未卜，年底前就将死于非命。〔268 〕事件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就在这时，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方发言人都宣布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计划于12 月初举行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对布什关于会晤的建议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在过去，当对结果没有把握时，他就会推迟会晤，而近一年来却迫不及待地要与布什总统举行正式会谈，以确保美国政策能继续里根确立的进展势头。进一步讲，他开始更热中于到国外旅行，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处理日益混乱的国内事务。马耳他之行很容易配合盼望已久的对意大利的访问以及对教皇保罗二世孜孜以求的拜访。从美苏双方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举行马耳他首脑会晤。但是计划一公开，就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联其他地方引起轩然大波。一时谣言四起。盛传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已经或将要做一笔交易，用东欧的解放换取默认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苏联民族问题。1989 年初，有关基辛格建议与苏联领导人就东欧前途举行谈判的报道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谣言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治新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见我。这次三国都有代表，10 月份见过我的那三位爱沙尼亚人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两名7 月份见过我的立陶宛人（安塔纳伊捷斯和莫季叶卡）。新面孔中包括艾吉迪尤斯·比斯卡乌斯卡斯。他时年34 岁，是维尔纽斯检察院的律师。满头黑发，戴一副无边眼镜，留着小胡子，喜欢芽黑色衬衫。他不久被提名为立陶宛常驻莫斯科代表（相当于大使），从而成为我的重要同行。另外，该代表团中最能言善辩的是经济学家卡兹米拉·普隆斯基涅。他最近被提名为立陶宛副总理，不久将成为总理。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拉脱维亚人，比舍尔斯·伊尔马斯和马夫里克斯·乌尔夫松斯。比舍尔斯是立陶宛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也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年近60），体魄高大健壮，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角质架的眼镜。我们早些时候见过面。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率一行要员访问过美国。他的俄语无可挑剔，但当我见到他妻子时，才意识到其家眷在家里都说拉脱维亚语。她的俄语口〔269 〕音很重，有时抱怨自己难以用俄语表达。乌尔夫松斯年近古稀，头发全白，在里加艺术学院教政治学，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是犹太人，由此使人想起要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并非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民族。由于天已不早了，我们就在斯帕索别墅大餐厅的桌前坐定，这样记录方便，同时旁边还有甜点饮料。客人们准时到达。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做了交易？虽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但这次我欢迎这种提问，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你们要担心的事很多，但这不在其中，”我说，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这样的交易。从来不曾有过交易，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他们不相信，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一位客人询问：“但马耳他会晤中会谈些什么呢？”我并不确切了解，尽管我期望双方就军控、东欧以及未来的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我可以确定不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我们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策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要求以东欧自由为代价换取这种变化呢？”“布什总统不会同意。我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与我们经常打交道，知道这样做行不通。此外，他怎么能使干涉东欧的威胁切实可信呢？他已无法在那里动武，几乎谁都明白这一点。”话题接着转到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上，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我指出，即使苏联政府允许（而这一点也是难以捉摸的），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将使它难以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我向他们建议说，他们应假设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援助也是有限的，他们应该调动国内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政策，这样他们就将站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会谈结束时，我还不能确定已使他们相信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印证了我对他们讲的话。官方观点〔270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浪潮成为许多场合的热门话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布热津斯基来访时与雅科夫列夫的谈话。我们问了许多有关东欧的问题。雅科夫列夫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那些国家结束共产主义统治，苏联也不会使用武力。这也是我们从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听到的信息。布热津斯基接着问，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宣布独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亚科夫列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将是改革的结束。”他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先尝试实行五六年“真正的联邦”，看是否可行。他补充说，它们可拥有“政治经济主权”。他没有确切具体他说明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会结束改革，但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执意独立，强硬派将上台。几周后，我见到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他的观点大不相同。作为中东问题专家，他已辞去了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是取代雅科夫列夫就任此职的），当上了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其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他相信，自1990 年1 月1 日起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将会了解到，没有联盟其他组成部分的支持，它们不可能有所作为。这一现实会使它们翻然醒悟，脱离的呼声也就自然会平息下去。大多数苏联公民感到很难理解的是，即使因独立而导致经济恶化（并不一定会这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人民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他们也难以理解民族独立不一定意味着打破现存的贸易纽带，中断人民的正常往来。这种困惑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苏联生活在铁幕之后，这一铁幕隔断了人民与外界的交往，也使〔 271 〕所有的贸易离不开官方的对外贸易部的指导。许多本应懂得更多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把独立想象成了孤立的同意词。部分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事业，甚至更不同情中亚诸国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错误地相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高生活水准证明它们享有的资源和投资超过了应得的份额。然而，1989 年俄罗斯开始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并尝试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起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采取民主联邦或邦联的形式也不愿看到苏联解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抓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放，违背它们的意愿，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马耳他会晤到12 月1 日，当布什总统抵达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开始酝酿已久的会晤时，他终于确信他能够而且也应该支持改革。美国媒体批评他缺乏创新和领导才能，受此触动，他决心改变在公众中的形象，先后宣布了一系列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就是经济方面的。布什班底仍然感到担忧的是，戈尔巴乔夫会利用这次首脑会晤之机，提出一些轰动性的建议，来取得宣传上的优势。但我认为无需有此担忧。我们已不断地警告苏联要避免雷克雅未克式的意外之举。他们也对此做出了保证。我相信他们，因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与我方配合，而不是一味的哗众取宠。他在西方人眼里表现得还算不错，并没有玩弄宣传游戏。布什希望赶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提出一揽子重要建议，但总统班底一般都要从华盛顿官僚机构互动的过程中取最大的保险系数。事实上，华盛顿已产生了一个拆除某些冷战贸易壁垒的进程表，其中的大多数措施本可以也应该是在6 或8 个月之前就提出来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终于还是前进了一步，允许建立一种更为积极的经济关系。戈尔巴乔夫来到马耳他是准备抱怨布什政府在发展伙伴关系〔272 〕方面过于消极。然而，布什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拆除经济壁垒的计划，从而消除了他的疑虑，戈尔巴乔夫显然很高兴。不过，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会谈中，布什和贝克都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例如，他辩解说，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非常模糊，有时也不准确。但是，布什忽略了他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是集体的这句话的意旨。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因此，这也标志着他思想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不过，这种误会在此次峰会上只是个例外。仅次于里根一戈尔巴乔夫雷克雅未克会晤，此次会晤比任何其他美苏首脑会晤的结果更富有实质性意义，尽管并没有签署什么重要协议。马耳他会晤最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拆除贸易壁垒以外，当数在有关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达成的非正式谅解。这些并非是背着第三者达成的“交易”——对此我们的盟国和东欧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反对——而是基于对形势的斟酌，相互做出的保证。戈尔巴乔夫向总统保证不会在东欧动武，也意识到了苏联军队将不得不从那里撤走，并将允许东欧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仍然希望保住华沙条约组织，但不会为此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布什则告诉戈尔巴乔夫，只要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试图利用东欧的变化，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戈尔巴乔夫在目前形势下所面临的困难。戈尔巴乔夫在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上的保证不像在东欧问题上的保证那样明确。他说，他决心尽可能避免进行镇压，因〔273 〕为使用武力就意味着改革的终止。他真正在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寻找一切可能的联合形式，但不可能允许单方面的脱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美国从未承认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兼并，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但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不使用武力对付独立运动，美国就不会采取任何使局势恶化的行动。不过，他接着说，只要莫斯科诉诸武力，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并阻碍我们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在一次私下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我得到简报时，觉得总统定下的基调是正确的，他说得很明确，苏联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都将中断美苏合作的进程，但他又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利用迅速变化的局势。同时，他一直回避有关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未来地位问题的谈判，坚持戈尔巴乔夫也认可的自由选择原则。并非所有的会谈都如此和谐。布什强烈谴责苏联向拉美出售武器并支持古巴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这些行动只要不停止，就将成为双方间的重要刺激因素。戈尔巴乔夫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不满：反对布什认为“西方价值观”已经胜利的观点。一开始，布什不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反对他的这一看法，指出西方价值观体现的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同一原则，比如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各领域刺激增长的措施及自由市场。雅科夫列夫解释说，这个词暗指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或北方或南方价值不同，因此对许多苏联人来说将意味着是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根据贝克的建议，大家都同意接受用“民主价值观”作为共同宣言的基础。⑧如果里根还在位的话，有关军控的谈判或许会比实际达成的成果多。布什政府依然没有确定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立场，因此不能乘机利用谢瓦尔德纳泽9 月份提出的倡议，倡〔274 〕议要求将削减战略武器与防御和空间系统脱钩。华盛顿关心的似乎仍然是国会能否批准新武器系统而不是寻找减少两国过剩的危险武库的途径。不过，军控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苏联关注的中心。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特别是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对戈尔巴乔夫确实非常重要，但在马耳他，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议题。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地位迅速崩溃，他需要美国保证不要表现出正在利用他的弱点使他难堪。他需要显示他是以一个平等的而非懦弱的对手在与布什打交道。在他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时，他需要美国经济支持的前景。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都得到了，但当他飞回到莫斯科时，这些成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等着他。改革的议事日程各共和国的选举日益临近，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跨地区代表集团的领袖们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制定了一个综合性政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修正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确立了共产党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性地位。那些共产党员——实际上除萨哈罗夫外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也都要求改变党的集中领导，允许党派发展。至于经济方面，该集团反对雷日科夫政府继续维持中央控制的做法，主张除了事关整个国家的少数几个部门外，管理职权下放给企业、地方和各共和国。此外，他们还迫切要求修正宪法，制定法律以使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企业得到经营自主权。许多人觉得苏联将不得不变成一个联邦，莫斯科的中央机构将只行使共和国自愿让予的权力。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这些倡议，一则因为他无法让政治局赞成这些倡议（根据第六条）；二则因为他确实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取〔275 〕（如土地私有化）。在12 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进入了高潮。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会议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全面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许多改革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保住他的总书记位置，而不是完成他开创的改革事业。最富有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12 月12 日，即人代会的第二天。萨哈罗夫建议修改议程，以便就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企业及第六条——即宪法中那些正阻碍着改革的条款——进行辩论。他主张，人代会必须废除宪法上的禁令，以便为最高苏维埃通过适当的法律铺平道路。作为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恼火，没等萨哈罗夫对其建议进行解释，就将其逼下了讲台。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下令就是否将这些问题加入议程的动议进行投票，并使之遭到否决，但结果显示，反对票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这一建议，它将很容易获得通过，但他显示出的固执比第一次会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萨哈罗夫因试图提出一个极为合理的建议而遭到戈尔巴乔夫的侮辱，此情此景，当晚即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出来。知识分子改革家大为愤慨：对他们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就像是个地方党的老板（当然这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半生的职业），而不像一个人们期待的、致力于改变国家的国家领导人。两天以后，萨哈罗夫在熟睡中安然死去。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对他的野蛮态度导致了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人代会拒绝把萨哈罗夫的建议纳入议事日程，并未能阻止对问题的辩论。关于第六条，戈尔巴乔夫坚持此问题应该在起草新宪法时解决，并指出，一党制并非是经宪法的认可才确立的，不能简单地通过删除宪法条文就将其予以废除。其他问题与政府要求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的建议密切相关，该建议由总理雷日科夫于12 月13 日提交大会。它呼吁分两个阶段、各用三年时间实现渐进转变，一切都必须由莫斯科周密〔276 〕计划。雷日科夫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嘲讽了有关取消中央经济指导的要求：这样设想一下吧。1990 年，我们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将不会再控制资源的分配，你们都自己找米下锅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不想去吓唬大家，但那的确会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出两三年人民就会无工可做。⑨仍然是全国头号经济杂志编辑和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主席之一的加夫里尔·波波夫，斥责了雷日科夫的中央指挥的渐进主义：过去5 年已经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观念行不通，需要另找出路。中央必须准备不去全力以赴地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而应该把扭亏工作移交给其他更了解情况和有兴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最重要的是，交给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企业经常处在被“淹没”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懂如何游泳，而是因为中央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他们的脖颈上系上了磨石，然后再指手画脚地教其如何浮出水面。⑩波波夫当时指出，市场体系不能一鳞半爪地引进，因为各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汽化器就不能起动汽车，同理，基本的市场机制也不得不同时引进。根据他的分析，有五方面的法律必不可少：所有制、土地、企业、各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及地方自我管理（这些基本都是萨哈罗夫提到过的），他指责人代会在那次会议上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强调更多的是有必要赋予人民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力：我最近发现了一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1987年前9 个月，每只母鸡平均产182 个蛋，1989 年同期平均产183 个蛋。或许现在该是政府停下来、并理解在一个鸡蛋丰富的国度，无需决定一只母鸡该下多少蛋的时候了。（11）然而，议会还是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的计划，否决了为各〔277 〕共和国争取更多经济独立的要求。这次会议使许多代表的幻想破灭。乌克兰基辅理工学院院长佩特罗·帕兰丘克在当地电台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共和国拼命工作，中央却把一切都搜刮殆尽，然后又逼迫你向中央作揖乞讨这乞讨那，这还算是什么鬼联盟……? 我无法相信政府想要做的事能靠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社会灾难的旧的部委得到贯彻……我们需要立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我们共和国辛苦劳作，然而95％的收获都缴给了中央，只有5 ％能留下来，这种做法必须废止。（12）一位改革殉道夫当我们惊悉萨哈罗夫逝世时，丽贝卡和我正在布鲁塞尔出席美国驻欧洲大使会议。国务院问我是否认为布什总统应派一名特使参加葬礼。我说，法定程序并不要求非派使节不可，但是派一个是完全合适的，实际上，政治上也是需要的。“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因此恼怒？”有人问我。我回答说他可能更喜欢不派任何高级代表，但我感到这对决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萨哈罗夫不仅已成为苏联人权和民主的代言人，而且是民主变革的重要象征。我希望布什总统派一位高级官员或私人助手代表他来参加葬礼。我认为萨哈罗夫应该因他代表的事业而不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受到礼遇。如果尊崇萨哈罗夫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舒服，那将是令人遗憾但却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他还希望得到世界的尊敬，就不能不考虑到他从事的正是萨哈罗夫支持的事业。给萨哈罗夫的葬礼以特别关注正好能将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戈尔巴乔夫。几小时后，我得知美国已经决定不派使节，而是指定我为总〔278 〕统的代表参加葬礼。这当然是我极为欢迎的荣誉，但我不禁怀疑做出此决定是否由于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想法的过分关心。难道华盛顿有一种过分倚重某一个人的危险倾向？但愿不是这样，但又不能排除这种担心。 12 月17 日，星期日，我们飞回莫斯科，从机场直奔萨哈罗夫遗体安放的青年宫。气温在华氏零度以下，但已排成了长长的人流，有的并排而立，沿共青团大街延伸了几个街区。大多数人不得不站几个小时才能看一眼里面的棺材。作为外国的官方代表，我们被让到了队伍的前排。等待我们的是催人泪下的一幕。萨哈罗夫的灵柩放在平常供展览用的、可升降的平台上。四周摆满了鲜花，每一位凭吊者都在向已经拥挤而有序的花丛锦上添花。我们从敞开着的棺材前走过，驻足默默地祈祷，并向其遗孀叶琳娜·波纳及其他家属表示问候。随后，我退后静观场面。来人自然各种年龄的都有，但是年轻人的人数确实引人注目。不管萨哈罗夫的活动在警察、将军和共产党的党棍中间激起多大的仇视，但他显然已经抓住了那些将主导国家未来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心（而且我希望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啜泣伴随沉闷的脚步声缓缓通过灵柩。许多人向花丛抛撤手写的挽联，有的大如标语牌。挽联几乎都不出三个主题：“原谅我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决不会重演”，“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之花”。第二天，萨哈罗夫的遗体安放在科学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党政要员出场并在吊唁册上签名。我和其他外宾也都如此照做。公共葬礼原订于下午进行。叶琳娜· 波纳坚持仪式安排在一个有意者均可参加的场所，但没有一个场馆能容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群，因此，尽管气温低于冰点，葬礼还是改在莫斯科邻近的鲁日尼基体育馆的一个露天场地里举行。根据讣告，葬礼仪式安排在从下午1 点到2 点举行，3 点钟到〔279 〕莫斯科郊区沃斯特亚科夫斯克叶公墓安葬。叶琳娜·波纳要求只准家属和亲友去公墓，因为地方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丽贝卡和我由使馆一位办事能力最强的政治官员塔季亚娜·沃尔科夫—格福勒陪同，中午一过就动身前往参加葬礼。我们知道人一定很多，很想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可是，鲁日尼基人山人海，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开始，我以为仪式将在体育馆举行——讣告也没有说清楚，但我们被引到了一个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空地里。我们从人群中钻来钻去挤到前面，因为我知道让其家属知道我的到来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认出我之后，纷纷让道，把我引到了一个约有1/4 公顷大小的方地里，那里已经圈起来，中间架好放棺材的平台（一个更大、更高一些的讲台），还有几排椅子。当我们走近隔离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穿着制服，庄重地站立在人群中间。我们目光相遇，频频点头示意，但他没有要走近我们的意思。今天，他亲临鲁日尼基参加葬礼，令我困惑不解。他曾是萨哈罗夫最尖刻的批评者。如果他感到有必要表示一下尊敬，那天早晨在科学院就理应在吊唁册上签名。而今，他迎着寒风，站在萨哈罗夫最狂热的支持者中间。这是何意？我后来问叶琳娜·波纳（她并不知道他的到来），她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来凑一下热闹。不过，我怀疑并不这么简单。他的好奇心完全可以从新闻报道或从下属的报告中得到满足。我揣摸他的敬意实际上是献给作为苏联氢弹之父、而不是后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萨哈罗夫。或者，他是出于对一个捍卫自己信仰的人的敬意，而不管他是谁。我后悔阿赫罗梅耶夫还在世的时候，没有去问一下他当时为何而来。那时我只顾感慨于人际关系是何等微妙，常常要碰到出人意料之事。到了“内圈”之后，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灵柩和送葬〔280 〕队伍—— 事实上超过了一小时。我们紧裹着厚厚的外套、皮帽和手套，但是冷风开始穿透我们的衣服。站在冰冻的雪地里，首先感觉到冷的是脚。很遗憾，俄罗斯农夫们穿的靴子硬邦邦的，实际上既不防潮，也不御寒，万万不可当作外交服饰。但是，我们周围的人群却在一个劲地增加。多少？10 万？不止。 20 万？只多不少。50 万？可能不到。但人数之多足以为我们挡风御寒。最后，殡仪官抬棺而来，家属和致悼者相聚在台上。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致悼词时，我们这些在圈内的人得轮流举起点燃的蜡烛，仁立于棺木四角。但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悼词并不仅仅是对亡者的溢美之词；大多数还是政治演讲。跨地区集团的领导人都来了——叶利钦、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以及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萨哈罗夫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对他逝世的哀悼将各个民族团体团结了起来，这是政治问题所办不到的。由于演说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呼吁采取政治行动，我开始担心会不会把葬礼变成政治示威。但接着我认识到在这种场合谈论这样的内容是合适的。这正是萨哈罗夫的遗愿：以死为动力，促发一场运动来实现他确定的目标。我们起身送葬之前，短促的冬日已近黄昏。叶琳娜·波纳把我们挑出来劝我们陪同家属参加仪式的时候，她已友好地排除了有关丽贝卡和我是否被视为“亲朋好友”之疑。在烛光下，她亲吻死者，殡仪官合上棺木，将其降至最后的安息地。我们每个人轮流铲土填坟。这位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忧国忧民之心的伟人已经永远告别人世。当我们通过公墓小径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车里时，已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与下午的演讲不同，葬礼仪式富有人情味，冲淡了政治色彩。萨哈罗夫留给他的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政治计划，尽管这方面也令人仰慕，而且还在于一种态度、一种道义力量。我想起前天人们拿到青年宫和那天下午带到葬礼〔281 〕上的传单，脑海里力图完整解释那些挽联悼词。 “原谅我们，当他们折磨您时，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再也不会没有勇气面对独裁”，“您为我们指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最后那一句不十分正确。我怎么能把俄语词语所表达的情感完全翻译出来呢？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本身也是从拉丁语（intelligntsia 和intelligent ）借用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词不行。在英语里，知识分子用来指人时含有一种冷漠尖酸的意思。在俄语里，ИHTe ЛЛИГeHT （智者）发音时带一个辅音“r ”— —有不同的意思，因为它带有不容推卸的道义意味。智者（ИHTe ЛЛИГeHT ）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ИHTe ЛЛe КTya Л），而且是一个既博学多闻、又致力于社会公益的人。他不是一位“行善者”，而是一位握有道义指南的人。正是萨哈罗夫准确的道义指南给他的同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哀悼之情溢于言表，其承诺郑重鲜明。但我不禁想问，果真经受考验时，他们会作何实际反应。答案直到1991 年8 月才揭晓。立陶宛共产党的分离行动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各种压力在整个秋季继续增加，而1990 年初地方选举的前景更是推波助澜。其趋势日益明显，如果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不能更好地顺应民意，就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扭转颓势的唯一举措将是保证实现独立。立陶宛的分离热情最高（在三个共和国中，这里的共产党也是第一个支持独立的）。越来越多的党员要求，如果苏联共产党拒绝沿着联邦路线重组，给予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自由行动的权力，立陶宛共产党应该与其一刀两断。如果继续依附于莫斯科，党在大选浪潮中必将被淘汰无疑。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立陶宛领导人召至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举行前所未有的联席会议，但他威逼这些立陶宛人的企图并未成功。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向戈尔巴乔〔282 〕夫解释道，在立陶宛，党组织如果不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它就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驳斥了这一观点，同时也打消了任何按照联邦路线重建政党的幻想。在莫斯科控制下的一元化领导将继续下去。顺从戈尔巴乔夫等于政治自杀，逆风而上则可望在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两种选择，立陶宛义无反顾地沿着分裂的道路走下去。布拉藻斯卡斯从与苏共政治局的对抗赛回到了维尔纽斯之后，立即宣布立陶宛共产党开始筹备一次代表大会。分离现在已在所难免。民意测验显示，立陶宛只有16％的党员反对分裂。由于非立陶宛人占该加盟共和国16％以上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一些俄罗斯和波兰裔人也加入到了立陶宛人的独立队伍之中。 1989 年12 月20 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在维尔纽斯召开，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不同意、退席或宣誓继续效忠莫斯科的代表还不足1/5 。戈尔巴乔夫立即召开中央紧急全会，处理立陶宛引发的危机。虽然立陶宛党代会得到立陶宛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仍坚持反对他们的行动，无条件地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没有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人敦促他的那样按照联邦原则重建政党。他的话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越过这条界线（以联邦结构取代共产党一元结构），你们就可能会说我们故意纵容肢解苏联的行为，对所有苏联人民来说那将是一个历史死胡同。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13）第二天，当我在报刊上读到这一内容时，甚感惊讶。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在党内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公开支持联邦主义，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以这种绝对化的措辞来谴责它呢。毕竟，如果他打算创建一个真正的联邦，就应该为建立党的联邦结构的可能性敞开大门。进一步说，由〔283 〕于坚持立陶宛的地位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等同，他也就排除了那种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与其他12 个共和国区别对待的可能性。而恰恰就在这一讲话的前一天，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宣布纳粹—苏维埃协定为非法。我当时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明智的做法就该是坚定地支持这样的主张，即由于已发生的历史不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应该与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但是，他的讲话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冗长的讲话还有一个方面让我不安。他在斥责萨尤季斯和闹分离的立陶宛共产党时，谴责他们“叩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华盛顿白宫的“大门”，把问题“国际化”。早些时候，他在声明中曾指责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征求外国意见，但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我们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接触。这些接触显然使他感到不安。在我决心继续这样做的同时，对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把握。他的讲话增加了我对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在报告中是否做了篡改，以“证明”立陶宛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正按我们的挑唆行事。事实上，鉴于我们的不承认政策，即使我们真的给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供咨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咨询，因为如果莫斯科进行镇压，我们无法保护他们。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克格勃有关外部煽动的论证，将会减少他理解时局的能力，而且会增加他决定动武的机会。尽管戈尔巴乔夫措辞强硬，但全会并未立即否定建立一个自治政党的要求，而是将最终决定推迟到了1 月份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之后。不过，戈氏的讲话和全会的决议使他的回旋余地很少。他对立陶宛的访问很难成功，除非他设法说服立陶宛放弃其既定路线。公开化取得成功编辑，尤其是电视制作人仍然感到政治当局在“指导”他们的工作。新闻媒介仍不自由，党组织中的保守派正在加紧把大众信息置〔284 〕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到年底，改革派已稍感宽松。斯塔尔克夫已挫败把他清除出《论据与事实》的企图，改革派仍在主编《莫斯科新闻》、《机关报》、《消息报》和《文学公报》。就连《真理报》现在也换了领导。其保守派编辑维克多· 阿法纳西耶夫已经由戈尔巴乔夫的私交伊凡·弗洛罗夫取而代之。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和学者不断努力，成功地揭露了过去的许多暴行和丑闻，所有这些情况以前都要沉淀到奥威尔式的“记忆孔”里。一年多来，苏联军方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受到批评。像《机关报》和《莫斯科新闻》这样的刊物都在抨击其过去的错误和现在管理的混乱。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在70、80 年代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在美国极负盛名。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苏联防务预算膨胀，军队人浮于事，军事装备远远超出了国防需要。自从二战以来备受青睐和称赞的苏联高级将领对此极为愤怒。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与阿尔巴托夫的指责针锋相对，公众也因此能像美国人那样一饱眼福：看到就国防开支广泛地进行辩论。苏联人民从不知道在“国防”的名义下耗费了多少资源。随着真相大白，公众越来越认定他们受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愚弄。过去肮脏的秘密被曝光了。官方一开始半抵赖，接着不置可否，最后正式予以承认。内务委员会（克格勃化名之一）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一案就是这种情况。几十年来，苏联政府坚持说德国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后，盖世太保杀害了这批波兰人，追究内务委员会的责任纯粹是纳粹杜撰的反苏宣传。 1989 年，《莫斯科新闻》发表的文章证据确凿，明白无误地指出斯大林应受到谴责。事实上，在苏军与纳粹瓜分波兰后，被苏军俘获的全部波兰军官团都根据他的命令被处死了，目的是防止〔285 〕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律师、医生、商人。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 “工人国家”。在斯大林扭曲的心灵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莫斯科新闻》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要敦促当局承认已经酿成的悲剧。毕竟，波兰共产党已经行动起来。如果苏联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继续持否认态度，就很难与波兰政府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关系。但是，苏联政府仍在犹豫。然而，到10 月下旬，已有迹象显示，对所发生的不幸给予官方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达莫斯科之前，曾要求允许参观卡廷谋杀现场。苏联外交部出人意料地同意了，事实上，还为参观作出了安排。布热津斯基请我作陪，借以表明美国政府对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很感兴趣。我自然欣然同意。当我们到达一个已竖起纪念碑的墓地时，目睹了一个动人场面。几辆载满波兰人的汽车已经到达，许多人是死难军官的亲属，在万灵节这天来悼念亡灵。苏联竖起的这块纪念碑称它是1941 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有人用手写体“内务委员会”和“1940 年”等字样覆盖在“盖世太保”和 “1941年”上面。苏联看守并没有将其擦掉。一位天主教牧师领着波兰参观者祈祷。我们立正颔首，心里为此地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悲愤交加。我们正要离开墓地时，一位俄罗斯电视记者向我们走来，请布热津斯基接受采访。他同意了，并发表了一个富于雄辩的声明，呼吁苏联政府承认这一暴行。他指出，苏联和波兰都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承认事实将为苏波和解奠定基础。当我被要求发表评论时，只能重申布热津斯基的话，并补充说了一句，只有反省过去，苏联人民才能确保这样的悲剧不致重演。那天晚上，电视一频道晚间新闻联播向全苏联播放了波兰赴〔286 〕卡廷悼亡团的场景、纪念碑上的修正字样的特写镜头以及对布热津斯基和我的采访。几周后，苏联政府发表公告，承认斯大林和内务委员会应对当时的暴行负责。我一直不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承认斯大林的罪行符合他们的利益。很显然，其体制中的权力机关仍在企图掩盖真相。1992年，我找到了答案。为写这本书，我重访莫斯科去采访一些官员，并同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 鲁茨科伊约见晤谈。约定的时间已到，一位助手来到前厅通知我会见晚些时候开始。主要由受害者亲属组成的一个波兰代表团当时正在与鲁茨科伊会谈，而且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 15 分钟后，波兰人走了出来，我们一行人被引到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鲁茨科伊是职业军人，他似乎还没有从刚才会见的震动中恢复过来。“那些家属们希望得到一些既简单又合情合理的东西。”他不问自答，“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问他，他本人究竟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波兰亲属希望把遗骨挖出来，可能的话做一下辨认，然后再适当地重新安葬，而此事正在办理。但是，他们还要求从克格勃档案中了解有关暴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他正是怀疑是否能做得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他解释道：“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时效的法令。参加那场屠杀的人依然在世。叶利钦总统和我都一再做出努力，想获得全部文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在努力。但正是‘机关’不愿透露消息。他们想保护他们自己，其他则不会考虑。我们将继续努力，但我怀疑全部资料是否还会重见天日。”（14）克格勃，国中之国。尽管其前任领导已经蒙受耻辱，解甲归田，组织也已改组成俄罗斯安全部，但它依然如此。1989 年，官方之所以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想必一定是迫于来自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卡廷森林大屠杀只是官方对过去罪行所作证实的一系列事件：〔287 〕之一。圣诞前夜，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就在法律上无效。在此之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证实西方联盟在德国发现的协议文件是真本，不过俄文原件尚未找到。（15）并不是所有公开的罪行都发生于斯大林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还调查了4 月份在第比利斯对示威者的大屠杀，并在12 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力，下令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许多人认为其调查报告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报告似乎显示出苏联军方隐瞒了究竟是谁对动用武力的决定负责的信息。因此，这一立法调查在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的同时，也表明其调查委员会尚缺乏从一个不愿配合的官僚机构那里取证的适当权力。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1989 年显示放射级别的精确地图首次发行。从中可看出，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甚至也没有得到警示。事实上，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对许多人来说，1989 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我曾问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统是何时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认定乌克兰必须独立的。他回答说：“是在1989 年。”他接着解释道，尽管过去他对存在的弊病和暴行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在1989 年以前一直未见到真凭实据。1989 年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唯有独立，未来他的国家才能免遭此类劫难。（16）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288 〕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戈尔巴乔夫的战略从1988 年春天起，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在认真追求苏联的政治改革，而这就需要其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协调与西方的关系。从那时起，事态的发展也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我也完全清楚，他在共产党内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可以肯定，虽然这一反对势力多数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但现在正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唱反调。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股更加紧密的反改革势力的前景有可能成为真实的现实。按我的理解，如果不能打破党机器的控制，改革计划就不可能成功。然而，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认识到，如不打破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束缚，其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仍在夸夸其谈，似乎他能把党变成改革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赢得时间而做表面文章呢还是出于真心。如果他真的相信共产党能够创造民主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不过，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以智挫败其对手方面的纪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根据需要灵活应变的能力也说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纪录，我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以及向莫斯科的美国新闻记者作背景介绍时指出，利用戈尔巴乔夫目前面临的困境拆他的台是一种冒险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到来自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两面夹击，却仍不失为全苏联最有声望的政治领袖。如果他能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注入更多的民主程序，这种声望就将是一笔不可取代的财富。我当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戈尔巴乔夫会努力保持住在苏联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成功则缺乏信心。事实上，这一计划似乎注定要失败。在〔289 〕我看来，主要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能否及时采取一项更激进的、更根本的变革计划。他似乎注意到了各方面的平衡，但对隐藏在种族和民族主义骚动背后的真正力量却视而不见。我怀疑他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不像他说服党的干部参加真正的选举时那样得心应手。对于竞选，他似乎知道需要什么，甚至知道何时该走迂回路线。至于民族问题——包括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族问题，他要么不知道需要什么，要么就企求一些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自愿同意的帝国控制。越来越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正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所指责的那样，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对于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则不明确或者说不理解。就在离开莫斯科对意大利和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并准备同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举行首脑会晤的前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篇回应这种批评的长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1989 年11 月26 日即周日的《真理报》头三版上。文章的署名为“米·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 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一开始，他承认自1985 年执政以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声称： “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事物。”接着，他解释道：起初我们以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个纠正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个人歪风、完善已经发展了的制度的问题，而今我们要说，必须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改革产权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制度，同时改变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风气。（17）接着，他既排除了保存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也排除了〔290 〕接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张创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会”，他声称这是一个与“马列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排除“官僚集权主义”，有利于“劳工集体自愿联合会”管理。工人将拥有其使用的生产工具，农民将成为其土地的主人。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民社会和一个法制国家。“民主和自由” 被誉为“伟大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只需再加一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成为合适的目标。考虑到强硬派会反驳说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经济的）民主，他指出，虽然他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民主，但经验表明形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这一公式间接但明白无误地否定了传统的共产主义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说，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们必定要有民主的话，就必须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政治体制。接着，他话锋一转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得不同“经过时间考验”的代议制民主“机制”相结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独立的司法明确分立。他的结论是，共产党在“新的社会体制”中将起“一种特殊作用”，因为它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但这也要求它停止计划经济，并进行自身内部改造。他坚持认为在“目前社会变革的复杂阶段”，维持一党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说，党本身必须发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竞争，并扩大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虽未称赞叶利钦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表达的那种思想，但却沮丧地写道，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正迈向民主，而党始终落在后面。抚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气，少了几分气馁。我生性乐观，通常更多关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还有多大空间没有灌满。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究竟是给改革目标的瓶子注入了20％、还是40％、抑或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间。但看得出戈尔巴乔夫正在从经验中学习。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难，他〔291 〕的目标正变得更趋于激进而非谨慎。这篇论文避而不提阶级斗争，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与西方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观念却相当混乱。充斥于他1987 年“周年”讲话中的那种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公式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他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没有指出走向市场关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当然，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苏联领导人在1989 年会撰文为资本主义辩护。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苏联领导人的位置也就不会维持多久了。他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态在当时也许只能走到那一步。不过，我当时有一种感觉，他为一种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辩护远非一种策略；他似乎真的相信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优越。这些想法若不是为随后的经历所动摇，就会在未来一直在他的思想中游荡。比较而言，他对党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但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它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虽然呼吁党应是社会的先锋，但又指出社会比党变革得快。换言之，社会是先锋，党在拖后腿。如果党继续抗拒改革，阻碍国家，后果将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但我想我知道。他的下一逻辑步骤将是在党外为自己建立一种权力基础，然后再迫使党跟他走。如果失败了，他最后也能挣脱出去而不至于自动丢掉事业。可以推测，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是既要推动政治变革，又要保住权力宝座。但我没有把握说，我理解了他在危机四伏的经济和：〔292 〕民族问题上的战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苏联的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控制在莫斯科的中央部委及其官僚们手中。这不仅导致了效率低下，而且浪费严重。经理和工人都对这种无形的控制不满。在俄罗斯各州和各省，这种控制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其他共和国，这种控制被视为一种凌辱，一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整个改革时期，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把管理职权下放到企业，但这从未付诸实施。只要中央部委不革新，它就不会实现。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理解这一点，但他好像不愿也没有能力推动一项具体变革。财产所有制问题对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意义。只要国家占有全部生产手段，各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切实可行之时，谋求脱离中央。宣布独立不仅使他们得到了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还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和财产。即使现行体制允许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存在，或者允许当地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存在，独立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要远远超过它们。戈尔巴乔夫不时地攻击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恢复私有制的企图，但他似乎忽视了中央所有制对联盟造成的威胁。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抵制财产私有化、并拒绝给各共和国真正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给自己的政策带来了诸多难题。他也许不能转过来支持直接的私有化，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观念予以严厉的斥责呢。如果不能启动全国的私有化进程，他至少应该允许经济改革的决策权转到民选的各共和国领导人那里。否则，如果经济继续恶化，经济压力就会激起民族情绪，只要莫斯科一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国家将顷刻分裂。就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而言，我当时感到独立已是势在必行。如果尽快地给予允准，并为其他共和国提供真正的联邦体制，戈尔巴乔夫也许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其他共和国之〔293 〕间建立一条“隔离带”。官方已承认纳粹—苏联条约从来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主权但同时又对其他共和国区别对待提供了基础。戈尔巴乔夫也许不能立即同意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独立和再生，但他本可以为减轻这一进程的阻力做更多的事情。然而，他在整个1989 年的做法似乎没有给自己留有活动余地，甚至还在毁掉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信誉。在1989 年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在未来的几年里仍然能够保住权力，如果苏联本身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许能呆到1994 年他任期届满之时。不过，我怀疑他能否实现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我期望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正像共产党一样日益落后于整个民意。除非他能在1990 年拿出绝招，扭转乾坤，否则1991 年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致命缺陷？得益于事后的情况分析，我可以说，1989 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控制机制已经受到破坏。这很严重但也许还未到极至。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分裂共产党，使其失去有效控制，并努力调动各共和国和各州民选的领导人以及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去完成改革；他也可背弃改革，尽可能恢复旧制。事实上，后者正是利加乔夫鼓动的道路，只要是在改革辞藻的烟幕后进行，雷日科夫也必定会同意。这样也无需宣布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莫斯科只要后退几小步，就能重新控制局面。〔294 〕第一种战略的问题是，如果戈尔巴乔夫采用它，就有重蹈赫鲁晓夫命运覆辙的危险。第二种战略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即使成功地重新控制局面，但国家却会比改革前还要糟，到头来发动另一场改革只是时间问题。但到那时，就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能左右的了，他将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而永载史册。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