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往不在枷锁中(2) 伯林曾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前者想尽量 约束权威本身，后者却想将权威置于自己手中。”⑦更明确地讲，“消极自由”的 主张者认为，“只有权利而非权力才应被视为绝对的，因此，被无论什么权力所统 治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拒绝从事非人行为。”当然，对“非人”行为的判断，取决 于对“人”的定义和每个人的理解，这是埃尔维斯和弗雷德在重压之下屈服或不屈 服的最终信念根基。但不管怎么说，“消极自由”总是为人留下了一个范围，这一 范围也可以像查尔斯·泰勒所说，被称为一种“机会概念”（与“行动概念”相别）。 ⑧表面上看，这种自由不那么强有力，而且毋庸讳言，“消极自由”的观念同时意 味着更多的鲜花和更多的莠草，甚至意味着某些社会阴暗面的持久存在。但是，正 如我们可以从摇滚中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消极自由”更多地是对某一领域的保守 而非争夺，同“积极自由”的明显异变相比，它总还更能保持原意，而且其结果的 灾难性似乎更小。（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消极自由”可以走极端，即使是这 样一种“退缩”性观念的极端，也是极其危险的。）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是明显的，要摇滚乐手归于“无害”的意 见和行动便是明证，鉴于某些终极性价值观念事实上难以最终统一，这两种自由之 间的冲突必定将长久存在下去。在此情景之下，将自由视为最终对全部必然的认识， 视为真善美大一统的最后完成，哪怕是视为一种通过行动而得到的解放，都会比正 视两种自由的区别并视具体情形行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仅就摇滚而言，应当张扬 的是“消极自由”观念，扩大乐手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空间（或更确切地称之 为： 保留探索空间）似乎更为迫切。 事实上，在自称“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美国，埃尔维斯和弗雷德有如 此可悲的遭遇，也正好说明了人们与其像“积极自由”一样着眼于“谁（什么东西） 来干预个人”，倒不如像“消极自由”那样着眼于“干预到何种程度”，这两种着 眼点的确如伯林的批评者所说，有时候很难区分；但在多数情形之下，区别是明显 的。这一区别为人类自由指明了努力方向。 “消极自由”也的确不可能成为一种纯机会概念，因为伯林所批评的“自我实 现”观有时候也会是“消极自由”所必须的，我们似乎不能设想一个对自由毫无认 识或没有丝毫行为的人会真正拥有“消极自由”，如果有人说，这无非是因为体制 还没有完善到足以自动保护每个人的“消极自由”的地步，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这 种体制大概永远不会出现，而执着于这种体制，势必同执着于“积极自由”一样走 火入魔，甚至成为“积极自由”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消极自由”概念的真正意义： 它不想为个人自由或人 类自由制定出统一的标准，其“划出一个范围”之说与其说是一种划界，不如说是 一种譬喻，因为这一范围的划分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它在“确定性”上难以给人予 满足感，它给人的是多样性；但无论是摇滚还是人生，所谓“自由”，不是达到某 一成就，获得某种认可，操别人的生杀（包括情感、艺术）大权，也不是在非此即 彼、非雅即俗、非无害即有害一类矛盾中作出选择，更不是以自由之名被人吆喝或 吆喝别人，究其终极，自由总还是一种选择权利，当这种选择权利面对愈多的可能 时，或当一个社会为其提供更大可能的时候，自由才更大，自由的条件才更充足。 我们自然不能由摇滚的遭遇比较、判决国家之间的自由状况。正如某位西方学者所 说的那样，由于表达自由在西方被某些人视为日常用品和理所当然、俯拾皆是的东 西，反而使人不易认为它是最可宝贵的。此说大体不假。但摇滚的遭遇无疑也可以 判决特定情况下自由程度的大小，因为摇滚的自由，也是无数人要求有自己“范围” 的呼声和努力中的一个；对摇滚在艺术发展范围内的努力，更确切地说，对每个摇 滚乐手在演唱风格、审美喜好、穿着打扮等等方面的横加干预，无论其目的是多么 “高尚”，动机是多么“纯洁”，皆应被判决为对自由的侵犯，并应当被视为人类 应当加以改进的行为。不夸张地说，如果摇滚的自由还成问题的话，“消极自由” 便仍然有惨遭封杀的例证，则“美国”也好，善国也罢，人类要到达真正的“自由 世界”可还得走上一段长路。 注 释 ① 阿尔伯特·戈德曼： 《埃尔维斯》，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1年版， 第181 页。 ② 以赛亚·伯林： 《自由四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 页。 ③ 同上，第131 页。 ④ 同上。 ⑤ 杰拉尔德·Ｃ·麦卡勒姆：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载戴维·米勒主 编： 《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 页。 ⑥ 参见查尔斯·泰勒、Ｇ·Ａ·柯亨等人的文章，载《自由观念》，牛津大 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⑦ 以赛亚·伯林： 《自由四论》，第166 页。 ⑧ 《自由观念》，第176 页。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