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辛苦又快乐
      
          在《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导
      中这样写道:1994年6 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
      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
      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的主编刘宁
      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
      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
      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
      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
      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其貌
      不扬的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后面一间出租屋,
      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80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
      工妹的文章,叫《N 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
      来自外省的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 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
      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是身穿统一工作
      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
      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青姑娘。而这位不到30岁的
      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在为出生才五个
      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
      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
      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
      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部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
      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
      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的、
      准确的、清晰的、甚至是平静的叙述。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汩汩流
      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
      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
      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
      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
      
          18岁那年,她和千千万万南下大军,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
      
          18岁的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装满着五彩缤纷的幻想。见到南下打
      工这个波澜壮阔的场面,见到改革者的前沿阵地——东莞日新月异的变化,姑娘们
      十分激动,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写诗。她的书出版了,她亲自去卖书,对于卖
      书,我有过种种设想,是摆摊,沿街叫卖,还是委托新华书店出售?我曾写过一篇
      文章《作家签名售书》,描述过作家签名售书的情景:年近六旬的老作家,满面红
      光满头大汗地被围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一双双年青的、少男少女的手伸向他,一本
      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出版新书从他的脸前、眼前、额前、耳朵前后、手下、笔下、腿
      下、胳膊窝下伸过来,人群中不时传来“给我签,给我签!”的请求哀求命令和说
      不清是何种语气的呐喊,还有更激烈的欢呼起哄声。
      
          汪洋是这样吗?她怎么卖书的呢?听听她自己的叙述:1994年6 月,北京寄来
      了第一批书——300 本,一天到晚不出厂门就卖售了,我是放在办公室的窗口卖的,
      窗外贴张“作者亲临售书”的红纸,工友们看见了,都涌向前来,评头评足,纷纷
      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因为在此之前,新华社发了通稿,大大小小的报刊都知道我出
      版诗集这件事,不少人给我写信,来信如雪片般从各地而来,有交友的,取经的,
      买书的,也有一些聘我工作的,还有几封求婚的。
      
          三个月时间,我收到700 多封读者来信,回信成了每天的必不可少的作业。
      
          面对一下子“红”起来的我,工友们惊呆了:我们身边不起眼的丑小鸭怎么会
      引来社会这么多关注的目光!真的是不可思议。
      
          偶尔周日晚下班之后也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很想认识我并想和我交笔友
      的男孩无意中在常平镇的某条街道碰到卖书的汪洋。他把诗集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细
      地看了很久,又看到地上的“作者亲临签名售书”的纸片,问“谁是作者?”我笑
      笑,指着扉页的照片,既然摇了摇头:“不像不像,书上的女孩清汤挂面,一双有
      神的眼睛,怎么会是你?你骗人!”陪我一起卖书的女孩愤愤不平,毫不客气地拔
      刀相助:“人家卖给你一本书才收3.5 元,还要给你签名,就是骗子也没有骗你多
      少。书不要成本吗?卖书不要时间吗。”男孩听工友如此一说,觉得颇有些道理,
      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开开心心卖了书。
      
          还有一次,在东坑的三甲电子厂门外,我拿去的两捆书卖掉了一捆时,来了一
      位青年打工仔,他看过之后,把价钱压到一元,我说不卖不卖,又不是卖旧杂志。
      他说:“你不卖别人也会卖,我可以到其它书摊去买。”我说:“你如果喜欢就买,
      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少收,没带钱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的前
      提是只要你真的喜欢这本集子。他好奇了:”有这么好的事?“汪洋自豪地说:”
      说话绝对算数,书是自己写的赚不赚钱没所谓。“他高呼:”啊哈,你就是汪洋!
      我在《深圳青年》看过介绍你的文章,总算把你找到了,不好意思,我身上只有一
      元钱,等我发了工资之后再把钱送去。你在哪里工作?我一定找到你的。“
      
          我说:“不用找了,你把书拿去,我送你的。”我把书郑重地放在男孩手上。
      他硬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给我。推来推去,他丢下一元钱也丢下一句话:“发了
      工资我到工厂找你!”半个月后,我转到另一家工厂上班,初认识的经理秘书刘敏
      娟,也是我的同县老乡,约我逛商场,不料却碰上了那个男孩,他硬是要把钱补给
      我。我当然不会要的,他说去过我原来的工厂,同房间的工友告之我转厂了,这几
      天每晚下班,他就在这一带转,想不到真的碰上你了。后来他请我们喝饮料、吃东
      西,花掉了一本书十倍的钱。
      
          在黄江镇,一个广西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笔架;在常平司马,一个湖南的女工生
      拉硬扯,要和我合影留念,在常平,一个叫陈国红的广东女孩,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一次性给我寄来了60元钱,还附了几个朋友的地址,请我逐个给他们寄书去,并且
      要亲自签名,写几句祝福的话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此后,我就和陈国红成了好友…
      …
      
          她在娓娓叙述她卖书的故事,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之中,这当中,有苦
      也有乐,最大的乐事是当每一本书卖出去,见到工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她个人有什么崇敬,而是对打工妹写诗出版这件事
      本身表示了兴高采烈。”
      
          我也明白,汪洋决不是为了赚钱,真的没有想过赚钱。与她写诗,卖书相比,
      即使赚到几个钱,又算什么呢?我想,汪洋的卖书与我的《作者签名售书》一文中
      所描述的景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卖书生涯并非全部都是诗,如同生活本身并不是处
      处都是快乐和美满的。当遇到危险的陷阱时,汪洋又怎样勇敢机智地保护自己呢?
      一天晚上汪洋到一家工厂签名售书,卖完走出厂门已经快10点了。没走几百米碰上
      一个驾辆摩托车的青年男子,口口声声愿以四元的价格“顺路”带她回厂。
      
          她说:我走到金美管理区附近,青年男子载着她往苏坑管理区方向的小路开,
      那里是一片浓密低矮的柑桔林,黑灯瞎火,四周阴森恐怖。便警觉起来,我知道那
      里曾经发生过几起凶杀案。感觉不对,立即叫青年男子往回开,他说到那边转个弯
      就到了。转个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认识这个地方,认识这条路,没有人会舍
      近求远的,快给我停车!”青年男子没有停车,反而把油门加大了。她临危不惧,
      勇敢地从后面纵身跳下,爬起来摸摸摔得流血的手往回走。
      
          青年男子却调转车头追上来,死乞白赖地伸手向她要车费。她用广东话坚决地
      说:“要车费?跟我到派出所!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上车之前我就记住了你的
      车牌号码,你是跑不掉的。”响当当的本地方言,响当当的理由,对于任何坏人有
      一股巨大的震撼力,青年男子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不敢再撒野,只好灰溜溜跑了。
      
          事后她回忆起来,平静地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码,我是唬他
      的,在这种人、这种事面前,我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紧急措施。”
      
          我不太懂诗,对于她的作品,我无法评价。我只想说,一个普通打工妹,的确
      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某市某报某编辑撰文大骂汪洋:“为了出名拿一栋房子
      的钱出一本很粗劣的诗。”我以为,这是恶意中伤,大可不必理会它。最后,我想
      引用东莞诗人方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因为爱诗,他们一无所以,因为爱诗;他
      们拥有一切。
      
          这篇报导当年荣获了广东省好新闻二等奖,占据《东莞日报》整整一个副刊版
      面,还配了刘述康老师的评论文章和配发了我诗集中的两首小诗。
      
          当时,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能出版诗集,在整个中国还是首例,引起了
      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江西日报》、上海《文汇报》、《
      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媒介的先后报导,我被誉为
      全国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打工妹,一时间打工朋友的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有买
      书的、祝贺的、交友的,我结交了一批很活跃的打工文学青年,他们给我以无边的
      激励;几年后,他们也都成了作家并做了编辑、记者。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
      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有些信,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是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辉煌
      的记忆,我怎能忘却?
      
          《羊城晚报》记者主任冯平、还有陪同的两个人,由《常平报》主编殷凤铃带
      路,到我们那个小厂采访,事先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要求配合。每人我赠书一本,临
      走,她们硬是要我收下了20元的书款,好令人感动。
      
          很多文学爱好者给我写来书信,与我交友,还有一些是求婚的。报纸杂志一时
      间热闹起来,写我的人多,找我的人也越多。那些不如意,我早就忘了。有一件事,
      我永远不会忘,这不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听我慢慢道来。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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