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

企业家精神(3) ( 六) 传承企业而不是传承血脉的精神企业家为什么要传承？企业家作为人，他毕竟有生命局限，说白了，就是早晚也要死亡。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在管理上也有生命周期。美国管理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布瑞克(Hanbrick)和福克托玛(Fukutomi)近年来提出了企业总裁和高级主管的管理生命周期理论：(1) 企业总裁的领导经验的多少与企业业绩高低之间是一种抛物线曲线的相关关系。在抛物线的顶点之前，企业业绩是上升趋势。过了顶点，是下降趋势。前期企业业绩与领导经验成正比，后期成反比。 (2) 企业业绩下降的原因主要不是激励机制，而是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企业决策机制的问题。在抛物线的顶点之前，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及决策机制是企业发展的动力，顶点后则成为企业发展的阻力。 (3) 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在每一个企业家身上是一个逐步形成到不断刚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该企业家的整个管理生命周期。这一周期分为五个阶段： ①受命上任；②探索改革；③形成风格；④全面强化；⑤僵化阻碍。 (4) 在总裁管理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中，总裁绩效始于上升，继而持平，最后下降的抛物线现象，大概有认知行为模式、职务知识、信息源质量、任职兴趣和权力五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认知行为模式刚性”和“信息源宽度和质量”。 (5) 所谓认知行为模式刚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总裁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长期形成的信仰偏好，那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自己一套世界观、价值观。二是企业家的领导方式，即与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紧密相连的一套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用惯了的工作方式和分析手段、办事方法”。这些思维和工作方式的差别，就形成了每一个总裁个人的特殊认知行为模式。企业总裁的管理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家任职期间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的变化规律及其原因提出了比较中肯客观的分析，所有成功的企业家皆应作为借鉴。上面，从生理和生物角度证明，企业家必须要传承。我们从企业本身看，依然需要传承。企业第一，宗族、血脉次之。企业家因以精神进行企业传承，而不是以血脉传承，因为企业家不是皇帝。我们是个儒教国家，宗族和血脉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看到很多老革命，战争年代，他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他本人可以过生死关、金钱关，但在晚年，他过不了子女关。这个问题曾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子女以权谋私、官倒，等等。王安实验室是计算中心设备生产商，到1984年它的营业收入达到228 亿美元，一度雇用了3 2 08万名员工，成为波士顿地区的最大雇主。王安于1951年创立王安实验室，他生于上海， 25 岁时移民美国。王安实验室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上市公司，它的发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新一代伟大的高科技企业成功的故事之一。但是到80年代中期王安准备退休时，他坚持让位给他美国出生的儿子弗雷德? 王。后者被迅速提拔，地位超过了几位资深高级经理，其中包括约翰? 康宁翰(John Cunningham) ，而公司内部的人都认为约翰才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王安公然的任人唯亲的举动疏远了众多的美国经理，很快他们便纷纷离开了公司。随后出现的王安实验室的大滑坡即便在变化无常的计算机产业，也是令人震惊的。弗雷德? 王接管公司后的第一年，公司首次出现亏损，在四年之内，为它带来利润的市场有90% 已经消失，1992年，它申请破产。老王最终承认他的独生子无法胜任公司经理，并被迫将其解职。在中国企业经营中也有这个问题。红塔集团原老总褚时健，实际上也是倒在子女身上。企业家把班交给谁是企业个案，很难用一句话或一个标准来概括。但是，在制度环境逐步完善的情况下，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应该舍弃宗族和血缘情结的。否则，中国的企业做不大，也走不长。 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为刺激经济，公布了1 6 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包括普遍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已婚夫妇减税、取消联邦遗产税、增加慈善捐款的税收扣除等。收入越高，减税额越多。显然，减税计划将给拥有美国大部分财富的最富有阶层带来巨大好处。然而，消息一公布，美国120 位最有钱的富翁竟然主动上书国会请愿，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造福穷人。他们认为这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少了政府对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这些富人包括：“金融大鳄”索罗斯、世界第四富有的投资家巴菲特以及美国首富微软总裁比尔? 盖茨的父亲威廉? 盖茨。巴菲特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取消遗产税是个大错误，是极其愚蠢的。取消遗产税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拥有 280 亿美元资产的巴菲特和拥有420 亿美元资产的比尔? 盖茨也表示，死后要捐献出大部分财富。这些创业型美国富豪身上的“美国企业家精神”，的确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如何对待财富的学习榜样。 ( 七) 合作与尊重对手的精神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软肋是不会合作，不善于合作。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这是一句让每个中国人听起来都颇感无奈的话，即使在人人都呼吁合作的前提下，中国同行间的不合作，甚至自相残杀的历史也很难被改写。其实，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应该学会尊重对手。对一个产业和企业家而言，最具危机的，不是看到对手的日益强盛，而是目睹对手的衰落— —在很大程度上，这预示着一个产业正走向夕阳，或市场竞争方式的老化。在百事可乐最初的70年里，它一直是一种地方性的饮料品牌。直到20世纪初，它找准了一个对手——老牌的可口可乐，并相应制定出“年轻一代”的品牌策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于是这对伟大的对手，从彼此的身上寻找到了灵感和冲动，并造就了一场伟大的竞争。正如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评论的：“百事可乐最大的成功是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对手。” 这样的对手，这样的竞争，无论过去多少年想起来都会让人肃然起敬。物竞天择，如果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尽管你取得了胜利，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好的朋友难找，而好的对手似乎更不容易找到。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找比自己棋艺高的人下棋，而对比自己差上一大截的人不屑一顾，原因就是能真正打败你的人如果败在了你的手下，会让你产生某种成就感，否则的话，虽败犹荣，只有这样你的棋艺才会蒸蒸日上。尊重你的对手——如果有一个好的对手，你更要好好珍惜它，甚至热爱它——它会在你不经意之中给你某种难得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可能会让你受益终生。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上，却很难找到堪称楷模的对手，相反，在竞争中给对手出难题、“射暗箭”、“使绊子 ”，乃至互相拆台、制造丑闻的小动作倒成了“不二法门”，颇为流行。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企业的内部就是一个“小社会”，汇集了各类人才，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使这些人才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保持合作。如果承认企业是一个团队的话，生产活动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合作，合作精神是团队精神中的精华。企业家通过身体力行，树立合作的楷模，下属会纷纷效仿，从企业家本人到每个员工，都有一种合作精神，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人人都会感觉到心情舒畅。企业内部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企业家不需要煞费心机地去监督和协调下属的工作，企业的员工有着共同的行为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自然会大大提高。在和睦平等的社会里，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格，即能够在他所为之尽力赚取财富的利益指向性机构和整个社会，特别是非经济机构之间架起一座有利于积极互动的桥梁。根据阿瑟? 寇尔的观点，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不仅能够通过创新来为本经济单位创造财富，从而扮演一个成功的经济角色，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通过与非经济机构，如慈善机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机构之间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来扮演一个成功的道德角色。成功的道德角色不但能使企业家得到社会的最终认可，而且有利于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的树立，同时也使企业家真正地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一个由优秀企业家领导的富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对于各种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合作精神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精神。在合作上，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学习日本企业。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海外市场开创出一片天地，合作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基础。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国际市场开拓虽然潜在利益巨大，但是风险重重，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面前，日本企业变得空前团结。日本企业在进行新产品研发时能够做到通力协作，即使是最尖端的技术也能完全共享。日本企业能够相互长期合作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点：一是在日本国内市场有限时，合作开发国际市场符合多数日本企业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市场空间有限时，合作研发的体制能够创造出足够容纳每一家日本公司的巨大的市场空间。正如JVC 公司的高野镇雄先生所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把资讯、技术和规格同时散布出去，市场大得足以容纳每个公司，没有必要由一家公司独占所有利益。”当然，这里所指的公司我们只能理解为日本公司，这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性所决定的。中国企业需要的合作是在共同开发国际市场和共同发掘国内市场潜力这一高层面上的合作，而不是在国内现有的有限市场上拙劣的价格同盟。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矛盾并非中国所独有，甚至并非人类所独有。这一现象在生物界中也普遍存在：当物种间的生存压力增大时，物种内部就会趋向于合作；而当物种内部的生存压力变大时，物种内部的竞争就会加剧。例如狼群和鹿群的关系：当狼群的数量增多时，雄鹿就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狼群的进攻；而当狼群的数量变少，鹿群的生存威胁减小时，雄鹿就会为争夺牝鹿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 八) 民族精神毫无疑问，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从我们对20年来上百个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观察、解剖来看，中国企业的成功主要不是源于创新，中国企业的失败，更不是由于企业家没有创新精神。对中国企业家来讲，企业家精神中恐怕有比创新更重要的，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民族精神”。这也许是个让许多人怀疑的话题，因为他们不承认企业家的民族性。他们认为，企业家是世界的，尤其中国的企业家更是这样认为：给他一个支点，他们可以撬起整个世界的经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大，不管有多少因素可以总结，企业家的创业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企业之灵魂，就没有企业之体魄，而没有企业的强大就不会有国家的强大。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而这种企业家精神里，最重要的核心应该是民族精神。从过去的实业救国，到现在的实业强国，历史经验表明，企业家精神世界的深层底蕴中没有民族情感这一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强大是不可能的。一个有远见的全球化的公司，不管它的产品市场和采购如何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不管它的资本是如何国际化的，都掩盖不了它的品牌和核心技术的民族性。只有充分地体现了民族性，才能体现它的国际性。道理很简单，日本的首相可以去卢沟桥鞠躬，可以到韩国的民族英雄纪念碑去鞠躬，但是松下电器在市场上，绝不会轻易向长虹电器低头。他们的眼光很长远，他们知道如今真正的战场在经济领域，战争的硝烟从这里燃起。我们试问：能够做到这样的企业家，不就是企业领袖了吗？能做到这样的企业家，何愁打造不出世界级的企业来呢？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中，已经修成正果的冒险家是最先引人注目的一群，如柳传志、任正非。他们起事于政策未见明朗时期，顽强生存下来之后，在企业制度、规范化运作等等方面做了许多艰难探索。这一代企业家面临的是复杂莫测的制度环境，必须化解大量非市场因素的阻挠，在混沌的局面中把握方向、拓展生存空间，这恰恰成就了他们的非凡之处。从他们对于企业发展规律的思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批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家——更像是政治家，以政治家的谋略和教父一般的号召力，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企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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