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84位烈士回家

　　　　　　　　　　　　　　有一位贵人来相助　　转眼，到了2005年。这一年，王艾甫67岁，他的内心在这一年显得有些急躁、焦虑。因为2004年的一天，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适，随手取样东西都不利落，紧接着，半边身子就不听使唤了。到医院一查，脑梗塞！　　这一场病，差一点将他击倒。他说，那一场病就差点要了他的命，也是这一场病鬼使神差地加速了为烈士寻亲的进程。　　王艾甫说，从那之后，他感到身体大不如从前，渐入老境，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文物收藏实际上是一项费神的事业，到这个时候，他基本上“收手”了。大半辈子的工夫都用在这上面，也该坐下来仔细地整理整理了。他坐下来分门别类检视自己多年的收藏，当然，包括那四大册阵亡将士登记册和 84 份阵亡通知书。　　他说，好家伙，那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把遗憾带进坟墓了。　　整理多年的收藏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各类收藏品太多了。住的单元楼根本无法容纳，就在他经营的文物市场周围租了一间旧民房，也是堆得没有落脚的地方。要将这些驳杂的东西分门别类整理出来，简直就是一个浩繁的工程。　　家人全部被动员起来，分类、塑封、复制、装框，忙个不亦乐乎，快70岁的老妹夫也从家里赶来为他帮忙。老妹夫架着花镜，一笔一画将84份阵亡通知书和那866 名烈士的阵亡登记册按省份全部分开来，造表登记。　　造表分类看似简单，做起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苦差使。一个，是上面的字迹因为年长日久，字迹漫漶不清；一个，填写这些登记表和通知书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书写有的潦里潦草，有的根本猜都没法猜。老眼昏花，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再加上字迹不清，对这样一位老人而言，其吃力程度就可想而知。这个工作做了将近一个多月才告完成。　　王艾甫始终没有把为烈士寻亲这档子事真正放下，一场病让他感到这个事儿更加紧迫，但是十年间所有的寻找尝试都如同石沉大海，这个心事都不好意思再说出口。　　他说不出来，心里感到很憋屈。　　不说不等于不做，他变着法子想把他寻亲的信息公布到社会中去，让社会知道，让外人知道，说不定谁看见了，抑或谁就是阵亡通知书上烈士的亲人，会找上门来。从 2003 年开始，他开始办展览，当然规模不会太大，一来没钱租不来场地，二来他还不能把他的目的直白地写在展板上面，他只能瞅着哪里办展览借用他的藏品，作为交换，人家才腾出一小块地方让给他。　　钱是省了一笔，效果并不佳。烈士陵园办过，国民师范旧址办过，博物馆的门口也展过，同样是没有任何信息回馈。他的弟弟王致甫先就有些灰心，家里人也跟着有些灰心，王艾甫自己也想，也许，近60年的光阴，烈士们的家里确实是没有什么亲人了，即便有，时间也会把蒙在心上的伤悲与思念磨得麻木了吧？　　五弟王致甫也是一位退伍老兵，在炮兵部队干了十几年，耳朵有些背。2002年，时任太原钢铁公司四公司宣传部部长兼水泥厂厂长的王致甫办了内退，本来，他准备退休之后到北京跟着老战友一起干工程，在这个时候，四哥王艾甫办展览正缺人手，就死拉硬拽将他留了下来。耳背、不善辞令的王致甫太了解四哥的性格了，他知道他心里头牵挂的是什么，为烈士寻亲是他心里放不下的一个结，这个结解不开，他死不瞑目。再说，兄长刚刚大病初愈，能给他减轻点负担再好不过。　　一次次展览，一次次没有反馈的信息，真让他有些灰心了。王致甫说，那几年，寻亲就处在停滞状态，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着急呀，时间不等人哪，再过三五年，这些东西就等于尘封了60年了，60年后再找那就更困难了。　　200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山西作为中共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三大根据地的所在地，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在全国纪念抗战 60 周年的活动中是一个重点省份，由省里牵头要举办一个大型展览，王艾甫上千件的展品一下子派上了用场，他的主题展览“日本侵晋罪行实录图片展”成为展览中的一个重点。这一年的4 月，他的藏品展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媒体的关注，《三晋都市报》率先对老人的收藏作了报道，在报道中顺便提到了王艾甫收藏的84份烈士阵亡通知书。　　消息公布之后，暂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收藏84 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一个感动过并且今天仍然感动着成千上万人、牵动无数烈士亲人的“为烈士寻找亲人，送烈士魂归故里”的行动就从这里开始，尽管那一句话显得很随意，显得可有可无。　　2005年6 月17日，王艾甫接到《三晋都市报》记者翟少颖的电话，说《武汉晚报》的一位记者要对他进行采访，这位记者叫汤华明。这时候，王艾甫的抗战文物展览已经接近尾声。　　其时，汤华明接受报社的任务，正在为报社纪念抗战60周年活动跑稿子。他的计划很辛苦，很庞大，沿着当年的华北抗日战场要跑一圈，这一天，他结束了在北京的采访活动，由山西大同来到太原，在《三晋都市报》上看到王艾甫收藏抗战文物的消息，于是求助同行，希望在王艾甫那里能得到山西抗战史的资料帮助。　　王艾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顺便提及他手上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资料，不知道对汤华明有没有帮助。王艾甫把这些东西取了出来，一一摆开，汤华明也吃了一惊，有些激动。尤其让他吃惊的是，里面竟然有11名湖北籍烈士。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预感到这些东西将会有着不同凡响的新闻价值。　　没有什么犹豫，汤华明非常爽快地答应帮王艾甫。临行的时候，他把湖北籍的 11位烈士的姓名、籍贯和年龄一一记了下来，同时把原件都拍了照，小心装入行囊。　　王艾甫其实仅仅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结果，他已经近乎麻木，但是有机会还是不愿意放过。宁叫碰了，不能误了。这是山西老醯骨子里的精明和执着。　　他不知道，眼前这位来自湖北武汉的记者，也跟他一样，是一位转业军人。　　汤华明在华北跑了整整78天。他一回到武汉，即向报社领导汇报了王艾甫收藏有烈士阵亡通知书和十年寻亲未果的事迹，报社领导非常惊讶在山西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显然，报社领导也意识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他让汤华明停下手头的活儿，专门策划组织为烈士寻亲的报道，同时，《寻找湖北11位烈士的亲属》的稿件迅速见报，11份湖北籍烈士的名单在《武汉晚报》全部刊登出来。　　汤华明联系省市民政部门之后，引起当地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11份湖北籍烈士的名单相继出现在湖北各地的民政办公网上，并且公布了热线电话。　　时隔半个多世纪，全国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1位烈士的家乡也不例外。阵亡通知书中的地址原本就不够详细，仅凭这些信息寻找11位烈士的亲人，如同大海捞针。一个多月过去之后，没有任何进展。　　汤华明有些坐不住了，正好是国庆节长假，他揣起那份湖北籍烈士名单，收拾行囊，自己驾车上路了。　　亲自寻访，早有策划。按照阵亡通知书提供的信息，规划好了行程路线，同时，利用采访结识的朋友，甚至劳师动众动用了当地的公安警力。　　连续几天，都是失望连着失望，按图索骥一连找了三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再加上细雨连绵，汤华明的心情简直糟透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线转机，烈士马天和的线索出现了。　　10月4 日，根据枣阳市民政局提供的线索，汤华明找到了当年的“枣阳县南关区”--如今的枣阳市繁华城区。小西街上，77岁的王师傅听明记者来意，拍拍脑袋，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王师傅带他找到一处老宅。老宅原先的主人姓冯，夫妻俩已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去世，长子冯天和，1948年参军离开家乡，之后十里八村再没人知道他死活，次子则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如果阵亡通知书中的“马天和” 果真是“冯天和”之误，那这就算是找到的第一位烈士。冯天和1949年4 月牺牲时，只有19岁，尚未成家，更无子嗣，冯家此外再无嫡亲。　　费尽周折，终于得到一位烈士家人的消息，然而，烈士已逝，亲人已故，就是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10月5 日下午，寻找“云县双郝村”戴虎亲属。然而，戴虎烈士的籍贯是“湖北省云县”，湖北省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县份，汤华明分析，“云县”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云梦县。因为湖北再没有第二个带“云”字的县份。云梦县是一个小县，汤华明为烈士寻亲，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安局百余名干警全部放弃休假，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该县解放初期行政辖区资料，汤华明确定“双郝村”就是隔蒲潭镇的钟垸村。半个世纪前，这里两个郝姓村庄分别叫做前郝村、后郝村，合称“双郝”，20世纪70年代后期，“双郝村”更名“钟垸村”。　　钟垸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介绍说，这个村子在解放前夕确曾有一人当兵走了，一走就再没有音信，不知道死活了。如今他还有两个70多岁的叔伯兄弟健在。汤华明一下子兴奋起来，没有片刻迟疑，在村主任的带领下，来到村头一片棉花地中找到了75岁的郝章群老人。汤华明拉着他的手，说明来意，老人愣了愣，哭了。　　老人说：“载虎哥是1948年冬天从武汉当兵走的，这一走就没音讯了。全家人曾经在孝感、武汉找过几年，都没有下落……载虎哥大我5 岁，活到现在该是81岁的人了。” 　　原来，阵亡通知书上的“戴虎”，真名叫做郝载虎。县份对，村名对，这个郝载虎就应该是戴虎烈士。老人告诉汤华明，郝载虎当年父母早亡，由叔父，也就是郝章群的父亲一手抚养成人，他们情同手足。汤华明核对从王艾甫那里带回来的资料，老人叙述的郝载虎的年龄和参军时间相吻合，他才打消了疑虑。　　2005年10月23日，王艾甫接到从武汉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可以听得到汤华明难以抑制的激动，汤华明告诉他，他找了烈士郝载虎的亲属，同时，还落实了“马天和”烈士的下落，只是“马天和”的亲属已经没有了。　　王艾甫听到汤华明的电话，激动得要跳起来，不禁老泪纵横。　　十年寻亲，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名单上没有郝载虎的名字！只有一个戴虎。　　戴虎的阵亡通知单上工整地填写着：戴虎，一九七师五### 团九连战士，湖北省云县双郝村人，评语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于太原解放战役中光荣牺牲。　　汤华明告诉他说，他找到的郝载虎，就是名单上的戴虎烈士。　　送第一位烈士回家　　是郝载虎还是戴虎？汤华明那边虽然详细说明原委，王艾甫还是不敢贸然确定。　　人命关天，何况是烈士。　　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开端，消息来得又这么突然，苦苦寻觅了十年之后，好家伙一下就找到两个。王艾甫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变得非常审慎，非常小心，或者，他想为烈士做得更多一些。　　见到东西的时候狂喜不已，得到东西之后又变得小心谨慎，有一分的证据便说一分的话，这是收藏家的基本训练。　　他再一次想到了烈士陵园。找到郝载虎烈士的墓地，应该是这名烈士真实性的一个有力佐证。其时，他已经当选为太原收藏协会主席，这个民间性质的协会在王艾甫的经管之下，像一个很正规的机构一样，副会长、秘书长、办事员一应俱全。找到郝载虎烈士的消息甫一传来，不仅仅是王艾甫一个人高兴，一下子协会老老少少的神经都兴奋了起来。他的家人，协会的每一位成员在听到消息之后的若干时日里，一门心思投入到寻找郝载虎烈士以及其他十名湖北籍烈士墓地上面。　　戴虎的阵亡通知书上，“安葬地”一栏标明：阳曲县十里铺牧畜场。　　阳曲县地处太原市北郊，距市区40公里。协会虽然是协会，但出无车食无鱼，无级无别无经费，到那么远的地方，没有公车可通，只能打“的士”前往。一来一往百十元是下不来的，只能由他这个会长自己掏腰包。　　可是，当他们抵达那里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十里铺牧畜场早就变成一片机声隆隆的厂区，当地只有老年人才能影影绰绰想起当年的这么一档子事情。据当地老人讲，太原战役结束之后，这一个墓场不过是烈士遗骨的临时寄存地，20世纪50年代，寄存的烈士墓就迁走了，都迁到了烈士陵园，具体迁到哪个陵园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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