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团员行动指导纲要》要团员“绝对秘密的收集证据”，“无影无声地采访舆 情”。福建崇安发生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的事件 国民党鉴于民主宪政运动对其一党专政的严重冲击，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之 后，不仅加紧了反共活动，制造了“皖南事变”，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全面加强了 法西斯的特务统治。同时国民党政权也加速了由上而下的贪污腐败，贪污已渗透到 军队，进入了“血液”。作为以青年为工作对象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统治 区的反共活动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决定了三青团性质的变 化。 实际上，自1939 年始，蒋介石就强调三青团在反共和防范、限制“异党”方 面有其他团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康泽等人的具体主持下，三青团的工作逐渐转向 特务化。 1939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第四次全会讲 话中说：三青团的组织“含有政治的意义”，“青年团工作之意义在于散播三民主 义的革命种子，创造党国的新生命”！“团的主要任务在为党国训练一般健全的青 年”。“本党是掌握政权的党，是中国政治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如要破坏本 党，甚至行动越出政府法令范围之外”，“我们就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去纠正”！要 “制止异党活动”，特别要设法制止共产党在学校里的活动。（11）按照蒋介石的 要求，9 月5 日，中央常务干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本团对于社会青年之指导方 针》。一方面，它认为：“今日一般社会青年之颓废、悲观、消极、浪漫、愤慨、 决裂等现象，”不是由于其腐败政治造成的，而是“皆生于对个人社会、国家，无 正确之认识，更不知其相互关系，是谓政治教育之缺乏”。因此，它确定了这样的 指导方针，即“普遍的施以政治教育，其办法为大量编印各种问题之单行小册子， 予以观念上思想上之纠正与指导，然后可期其行为之正确与环境之适应”。另一方 面，它亦认为，“一般青年对政治现状之不满，为一不可讳言之事实，究其原因， 由于青年认识之错误，心理上之幻觉者居其半，而实际政治之缺憾，影响于青年本 身之生活，求学不得安心，知识不得满足，职业无法解决，益以社会之冷酷，人情 之浇薄，致青年烦闷、失望”，“此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亦当但白地予以合理的 解答”。（12）1939 年9 月21 日，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发出《对于各级团部 工作方针之指示》，要各级团部“发扬吾党立国之精神与固有之德性，以为青年思 想及行为之规范”，对于“歧误的思想，堕落的行为”，要及时的纠正。“对于抗 战建国之实际情况，国际关系之趋势，以及敌人和汉奸之阴谋，均须随时予以正确 的指示，使之明是非，别利害”。（13）这一时期，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制定的团 的《训练要则》中，重点对团员进行反共教育，声称：“抗战军兴，有人利用机会 伪造统一战线，及各党备派共同合作的口号，到处活动，本党为了国家的前途，委 屈求全，盼他们为民族效忠，为国家出力。但是仍需严密的注意，防止他们打入团 内”。（14）明确指示把防共反共作为团的分队一级组织的基本工作方针之一。三 青团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在大后方的大、中学校中的组织，广为布置眼、线，监视 进步同学，开展反共活动。 如果说，这时三青团中央对反共问题的指示还限于这种比较含糊的语言，那么 在“皖南事变”后，则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加强了反共反民主的措施，进一步公 开地诬称中国共产党为“奸党”。 1941 年6 月12 日，三青团中央发出《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 对全体团员之指示》，提出：“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上 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足以削 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者，本团团员视为全国公敌， 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并提出：“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 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主’之言行，应一律排除之”。 （15）1942 年2 月13 日，三青团中央根据1941 年5 月12 日的《指示》，制 定了《团员行动指导纲要》。《纲要》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把所谓“厉行肃清奸党 国贼”作为不论是在战区、在敌后，还是在学校和社会青年中的三青团的重点任务。 其主要内容是： （1 ）“除公开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国贼，吾人应随时铲除外，国内奸党 分子有违背三民主义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则之一切言论行动者，均应唤起民众， 同心协力予以严重打击，并彻底肃清之”。 （2 ）“团员在敌后战区发现有奸党破坏统一破坏抗战之事实，应毫无犹豫与 之斗争，并动员民众，直接加以制裁”。 （3 ）“团员在学校中发现有奸党煽惑同学，利用青年之阴谋事实，应以学生 团体意志及力量痛予驳斥，必要时并应报告学校当局，予以制裁，其有思想幼稚盲 从附和者，应根据主义与国策，努力说服并设法感化”。 （4 ）“团员在一般社会青年中，应注意驳斥奸党散布之各种谣言，揭露其动 摇抗战信心，影响社会治安，扰乱战时经济之各种阴谋活动。”此外，《纲要》还 要求三青团成员在基层政治建设中，“应随时注意维护政府法令，领导社会舆论， 对于好党假借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之口号，以掩饰其破坏国家 军令统一、政令统一之阴谋，应公开予以严厉之驳斥，并结合民众予以有力之制裁”。 （16）随后，三青团根据这一《团员行动指导纲要》，对团员提出了具体行动指导 意见： 规定团员“在团内可以检讨政治与党务团务，对外必须维护党政威信，协助法 令推行，不可任意批评。”规定团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 应毫无犹豫的根据本党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与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害抗建 危害民族国家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如果仅仅是盲从的青年，应当不辞烦劳，将 他说服”。“除去说服外，更要以我们的言论行动，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影响他， 感化他”。“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 去监视他或逮捕他”。 规定团员在民众团体中“应为政府耳目，为民众喉舌，无影无声，深入民间， 随时采访舆情”，“如果发现任何弊端，要绝对秘密的搜集证据，或记录事实，毫 不声张的密告上级，或迳向合法机关以个人名义去检举”。 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凡有我同志 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与团体，决不容许有好党同时存在，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 大的耻辱。因此，对奸党把持和活动最有力之机关学校团体，应力争大多数中间分 子之同情，并多方促使其主要分子之觉悟”。（17）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三民主 义青年团拥有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曾抱有成为全国唯一青年团体的雄图，但是 它死死抱住久已破产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陈腐骸骨不放，国民党党风江河日下， 增长了人们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的气氛，年轻的瞧不起国民党，不拥护国民党，不参 加国民党。而国民党则企图通过超强政治统制的力量，把全体青年紧紧抓在它的手 里。不尊重青年的人格和人权，剥夺了青年参加抗战工作的种种自由，用武力和金 钱来统制和摧残青年，乞灵于强迫加入、逮捕屠杀、特务工作，甚至丧尽天良，竟 欲乞灵于内战。这样就使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广大青年所深恶痛绝。 他们愈加追求青年，青年就离他们愈远。当世界第二次青年大会开会时，三青 团特地派员到美国华侨青年中征收党员，但是空手而回。重庆中央大学直属分团部 成立时的150 多名团员，也因为许多人退出，在集合宣誓时只剩了70 人左右。陕 西的支团部由于同西北行营领导的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国民党省党部领导的西北抗 敌先锋团争正统，势如水火，时时在纷扰之中。 为积极反共和惨害青年，1941 年2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第 十次会报，决定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负责“对中共青年之收容训练事宜”。 战时青年训导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内政部，实际上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中央 党部政治部和两个调查统计局协办，任命康泽为主任，徐君佩为副主任。该团总部 设在重庆聂江三角镇，在各地设有名称不一的分团。 贵州叫“收容所”，广东叫“感训院”和“临时特别监狱”，胡宗南在西安设 “西北青年劳动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组织大纲》规定：“触犯非常时期维持治 安紧急办法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入本团受训”：“一、情有可矜以不进行判决 为宜者；二、有重大嫌疑证据不足者；三、自首者”。（18）其实，自1939 年始， 各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便把反共和限制异党作为其主要任务。在中等以上学校，派 遣特务学生，嫉视进步，摧残自由，监视、告密，无所不用其极。在校学习的优秀 青年，服务于各学校机关、各社团的公正人士，一举一动，都受到三青团特务的监 视，根据只言片语的报告，就有名列黑名单的危险，甚至无辜被拘捕，施以酷刑， 不经公开审讯，囚系经年累月。 在兰州、西安、洛阳、綦江、曲江等地，有摧残青年身心的“集中营”，冤狱 遍于国中，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因同情于进步光明，不满于倒退腐化，即被认为 大逆不道。“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 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青年被逮捕或告“失踪”。1942 年8 月17 日，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在福建崇安县秘密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19） “喉舌”、“耳目”、“密告”、“检举”、“监视”、“逮捕”这些字眼表示的 是特务的鬼蜮伎俩和阴险、暴戾行为，人们把它视为一个特务组织，也并非空穴来 风。 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 家、教育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也因揭露统治者发国难财的罪恶，痛斥 孔祥熙等乘国家的危机，利用政治权力，以统制贸易为名，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 大买外汇，大做生意，大发国难财。提出决不容忍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 万财产之损失，换来几个大大财神。指出这些中国的“大贪污”者的误国之罪，远 在汉奸奸商之上。他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征临时财产税，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 押软禁达四年之久。 种种可骇可悲之事，不胜枚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悉 被剥夺，个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三青团忠实地执行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政策，客观上充当了国民党的反共“磨 擦”的工具，“三青团”也就成为特务组织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在外寇未除，国 土未复之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由抗日为主变为反共为主了，已由一个抗日为主的 党团变为一个反共为主的党团。 三青团的名声越来越臭，谭平山、章乃器、卢作孚、何廉等愤于三青团的恶名， 耻于与此等为伍，纷纷辞去中央干事会职务。与三青团脱离关系，投入反对国民党 一党专政的民主宪政运动。 谭平山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人之一，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等职。大革命 失败后，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在起义失败后，于1927 年11 月， 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不适当的开除党籍。1928 年，他在上海联络部分脱党的中 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因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于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和对工农的屠杀政策，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被称为“第三党”。1934 年，退出第三党。“七·七” 事变后，从香港经广州回到武汉，要求参加抗战工作。1938 年春，被蒋介石召见， 征询其施政意见，被蒋介石委派参加起草《抗战建国纲领》。4 月，国民党召开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 籍。随后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并被指定参加起草三 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同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历届参政会均被聘。 在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愤于蒋介石的“防共”、“限共”、“溶 共”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对国民党和三青团表现冷淡。1943 年，他与 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团结国民党 内的爱国民主力量，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 章乃器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之一。1937 年7 月31 日，“七 君子”出狱，参加抗日斗争。章乃器抱“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前驱”的胸 怀，在1938 年1 月，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长李宗仁的邀请，前往安徽担 任省财政厅长。章乃器根据安徽财政历来入不敷出，抗战爆发以后，国土大片沦陷， 税收急剧减少，一些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中饱，浮报滥支乃至卷款 潜逃者大有人在，财政确已陷绝境的情况，宣布了“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方针， 凡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及截留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处置，很快从根本上 扭转了安徽省战时财政的困难局面。章乃器在安徽成绩斐然，而且坚持团结抗战立 场，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把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当做头等重要的任务。 章乃器的幼年好友陈诚，早已成为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 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后，有意借重章乃器在全国青年中特别是在安徽青年中的影响， 扩充三青团在安徽的势力。陈于1938 年春夏之交，派章的幼年至交赵志尧到武汉 漩宫饭店看望因公去武汉的章乃器，提出要章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安徽 省三青团书记长。章乃器立即通过其三弟章秋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为， “应当把安徽省三青团这个阵地拿下来为我所用。”后来因朱家骅反对和蒋介石对 章乃器的不信任，只发表了任命章乃器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但章乃器从 未参加过三青团的实际工作。同年八九月间，陈诚再次提出要章留在三青团中央 “帮忙”，孔祥熙、陈立夫、徐恩曾都许章以高官厚禄，章乃器均谢绝了这些送上 门来的殊荣。三青团的性质发生变化以后，章乃器更是拒绝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 任何工作。1939 年6 月，章乃器以补助新四军军响、任用共产党人被诬为所谓 “勾结奸党、奸军”的罪名，被蒋介石明调暗撤安徽省财政厅长职。章乃器到重庆， 陈诚曾奉蒋介石之命前往章的家中劝说他“出山”，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章乃器 对陈诚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 还办过一个刊物叫《新评论》的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士，不 必出嫁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吃狗肉的和尚， 却未听说过口是心非的居士。”（20）章的这一番话说得陈诚无言以对。从此章乃 器再没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他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民主 宪政运动，参与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作为民族工业的代言人，章乃 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在1945 年12 月，成立了民族工商业 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建国会”。 由此可见，曾一度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的谭平山、章乃器、卢作罕 等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同CC 系、复兴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当时的参加， 是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大业；他们后来的脱离，是为了抗战、民主和团结。这一段的 历史毫无损于他们的名誉。 广大民主人士政治态度的转变，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尽 管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以后，三青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 党并没有把它看作是铁板一块，对其成员也并不是全部摈弃排斥的。如在1940 年 4 月23 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要真正做到团结进步分子， 孤立并打击顽固分子，就要特别着重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分子，不要把整个的国民党 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看作是一样的，其中有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21）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青委发出的《关于反对顽固派反动教育的指示》指出： “对顽固派的正确策略：甲： 为掩护自己，了解对方，首先应广泛的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师生交朋友。乙： 国民党、三青团不尽是顽固派，好的应启发之，坏的应麻痹之。”（22）1941 年，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涉及500 多人的“澄虞锡三青团案”，地方组织向 党中央请示如何处理。6 月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澄虞锡三青团案的指 示》，说明了中央对这类问题的原则：“如该组织仅系国民党的三青团，并无汉奸 犯罪行为时，则应实行我们的保障人权条例，承认他在我区的公民权利，不论主要 分子和下层分子均不应逮捕，已被捕者予以释放，并向其解释我们之民主政治，以 感动之。因为我们不能将三青团都看成是特务机关，不能将其团员，都看成是特务 人员。”（23）同年8 月，中共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中在承认“三青团组织建 立与发展了，已开始建立了基础”，“上中层中干部多有特务分子为其中间”的同 时，也看到“团员中特务分子仅只极少数，极大多数是中立的对我党没有成见或缺 乏成见的”。 （2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 线，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包括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样的反共团 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事实求是，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它的性质和作用，求同存异， 准确地掌握好又团结又斗争的尺度和界际，从而保障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注： ①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第383 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6 册（上），第141 —142 页。 ③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 》（上卷），第452 —453 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19 页。 ⑤《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5 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95。 ⑦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187 —189 页。 ⑧《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152 页。 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4 —585 页。 ⑩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记录》1939 年出版。 （11）《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2 —173 页。 （12）《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59 —160 页。 （13）《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0 —161 页。 （14）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训练要则》第87—88 页，1940 年印。 （15）《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84 页。 （16）《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6 页。 （17）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 作总报告》第97—103 页，1945 年印。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80。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73。 （20）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234 页、236 页。 （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 第517 页。 （22）《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32 页。 （23）《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9 页。 （24）《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60 页。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