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遗梦

　　　　　　　　　陈书记解析枣园子孙老师劝学到新关　　反右斗争大煞了一些知识分子不识事务翘起的尾巴，同时也给其他读书人敲了警钟。那场运动的初衷是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建设建言献策，却出现了万马齐喑，轻视知识分子和文化知识的现像。 “改造知识分子”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　　“知识分子”的界定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并以此谋求生存，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时我们的生产队长，把我和我队仅有的一名高中生也误认为是知识分子，列为改造的对像，寒假给我们安排了拾大粪的劳动，那个高中生家庭富裕，不在乎几个工分，也不求他什么；又临近毕业，准备高考，压根儿没有理睬。并且告诉我：“不要听他瞎说，中学生不算知识分子，更不是改造对像。”我听了他的话，不想接受这项劳动任务。婶婶说：“你不能和人家相比，你知道队长和他家是什么关系么？你那姑父心术不正，有时能做出卡人咽喉的事情来。”我联想到求他开申请助学金证明时对我的刁难，有点惧怕，只好老老实实柃着粪叉，挑着大粪筐，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处找大粪。　　学校评助学金时需要生产队、大队的证明，生产队的证明尤为重要，拿到大队和乡上各写个“情况属实”，盖上章就行了，那个生产队长和我家有点连带亲戚关系，我口口声声称谓他“姑父”为了评助学金，我三番五次，跟前跟后，姑父长姑父短的站在他的面前，有时眼泪花在眼圈里打转转，他还是无动于衷，冷冰冰的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们的老先人不是很有钱吗？把地底下埋的存货挖出来些也就够你用的了，何必来求我。”好在他还不绝情，在多次纠缠下，见我不走的样子，摆出一副菩萨的身架说：“好了，不要哭了，念你没爹没娘，可怜兮兮的，给你开一个。” 　　我的老先人到底有没有存货，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谁也不知道。在五八年刮共产风时，我的这位“姑父”和他的同伙动了心思，一夜之间把我家所有的房子都拆了，并且挖地三尺，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拉走了全部木料门窗，还拿走了几代人留传下来的书籍和字画，由于不识文墨，当做“四旧”之一的旧文化烧了。　　共产风刮来，言说土地和个人的房屋都姓“公”了，大队和生产队有权处置。当时在新关，比我家阔气的豪门宅院有的是，红色飓风过后，这些宅院完好无损，却偏偏刮倒了我家的房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一九五九年，我才知道了个中的内情。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新疆从军的朋友武忠来信告知，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陈森林在中印边界值勤时，遭到印度军队的偷袭而光荣牺牲。怀这对朋友的思念和受武忠的委托，我去五里看望了陈森林的父母。陈森林的父亲在初级社时是包括五里在内的光明寺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并且是婶婶的入党介绍人。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期，新关和五里分成了两个高级社，陈森林的父亲任五里社的党支部书记，新关社书记有一个外号叫“枣园子”的人担任。　　就在这一天，陈书记告诉我：在初级社时，靠新关地界公路上的几棵大树被人偷坎了，你婶婶在接完生回来时发现是“枣园子”领的一伙人干的，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此事新关的人反映强烈，要求追查。由于你婶婶和“枣园子”当时都是初级社的副社长，如果把这件事捅破了，他俩就不好共事，我总是故作姿态，遮遮掩掩。你婶婶性格耿直，疾恶如仇，不料在一次党员会上，当面点破了此事，弄得“枣园子”非常难堪，后来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枣园子”是什么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说的那种“流氓无产者”出身，投机钻营、上窜下跳，什么好事坏事都能干得出来。虽然他目不识丁，但在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方面是一把好手，你那“姑父”就是他同伙中最铁杆的一个。我发现他蓄意报复的图谋早就有了，当时我在新关掌舵，他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分社后，他在新关说了算。个人房屋的“共产”当时也不过是宣传造势而矣，全乡还没有哪个社敢动真个儿的，只有他胆大妄为，抓了那个机会。新关上百户人家，偏偏拆了你家的房子，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　　陈书记是自土改以来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作风正派，主张正义，心系群众，不谋私利，经验丰富、处事公道，深受新关人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家的常客，每次来时，总要对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勉励我好好学习，快快长大。在找他在生产队开的助学金证明上签字时，感到有晚辈的温暖、关心和爱护，笑眯眯的签上 “情况属实”四个字，边盖章边说：“国家拿钱支持你上学，这都是新社会的好处，将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党的恩情。” 　　陈书记是我尊敬的前辈和基层党支部书记，他说的话我完全相信。在我成长的路上，在生我养我的那块热土上，他是我唯一的、实在的精神支持者。而那个“姑父”的刁难和“枣园子”的公报私仇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印像。　　我家的房屋被拆，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虽是个初中生，那种惨烈的生活冲击，使我开始思考起来一些社会问题。我常在想，一个大队书记，竟然能使社员家徒四壁，如果得罪了大官，老百姓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道理。　　不论在正常情况下，还是特殊时期，党的各项政策，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歪嘴和尚们断章取义，处于各种动机，歪曲党的政策，钻政策的孔子，欺上瞒下，徇私舞弊，来刮分人民利益，达到个人的目的。尤其是愚昧落后的农村，那些不学无术，不可一世，凭着个人势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们，更是拿着棒槌当针，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不择手段地干着违背政策的坏事。　　我从小体弱多病，祖辈们多数英年早逝，在上中学后又开始做着一个“梦”，将来当个医生。在历史课和语文课上老师讲了孙中山和鲁迅的故事，这两个伟人最早的理想也是当医生治病救人，后来从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中认识到了治愚比治病更为重要，从事了革命。当时，我把某些人刮分人民利益的行为也当成是愚昧造成的后果，于是放弃了当医生的志向，又做起了另一个“梦”。　　一九五八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大踏步地走向社会，搞宣传、搞扫盲、搞勤工俭学活动，当时的武威、街道和村庄的墙壁上，几乎全被白石灰刷了一遍，上面用红土写着与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有关的标语口号，当时人们把它戏称为“红旗飘在白海洋”，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作为。我们力所能及的另一项活动是教农民识字，尽管我们参与扫盲的次数不多，但语文老师编的一首歌传遍了城乡，给了大家一个欣喜。这首歌的歌词是： “喜鹊儿呀！来报喜，县长宣布了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有个啥好处？武威成了无盲县，如今的诗人遍村庄；文化县！”我对这个老师的才华十分钦佩但也有人对他不尊，把老师的名字编了一个字迷写在了黑板上：“东窗有耳听，女子恋水音，二人抬木头”正巧被语文老师来上课时看着，怒笑不得，又在旁边写了“雕虫小技” 四个字。　　勤工俭学活动，最初是帮附近农民干一些没有报酬的农活，后来在建设工地上当小工，做一些砸石头、拉砂子，和泥、搬砖和土坯之类的杂活，学校也有了一些收入。就是由于当过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亲眼目睹了砌墙盖房的过程，有了一些经历，后来在利用假期进城当小工时就容易被人收留，还积攒了一些钱，在上大学时当了路费；还学会了调线砌砖的一些技术，在后来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临毕业前，勤工俭学活动搞的风风火火，学校把社会活动当作毕业考试，组织我们到九条岭煤矿劳动。劳动结束后，学校把这次活动总结为“五最”、“五个第一次”。　　“五最”是：人员最集中，劳动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生活条件最艰苦；教育意义最深刻；“五个第一次”是：第一次参加长时间的社会实践，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下煤矿，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当时每人每天补助四毛钱，别小看这四毛钱，它可是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我第一次挣钱来养活自己，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　　九条岭煤矿在祁连山里面，属武威所有，煤矿所在的地域是肃南裕族自治县的辖区。在武威还是盛夏，这里已经有点寒意了。我们到后住在已经搭成的草绿色的帆布帐篷了，和裕固族黑色的牛毛帐篷相望，周围是牧民们的羊栏和牛栏。当晚，我们头枕西营河，脚蹬祁连山，听到河水哗啦啦的响声，咩咩的羊叫声，哞哞的牛叫声，有时还能听到远处的狼嚎声，与此同时，附近所有狗都声嘶力竭，此起彼伏的对狼进行回击；还有蝉鸣蛙叫，整个是一曲大自然在夜幕下交响乐。胆小的同学蒙着头不敢聆听，胆大的同学不时地爬起来，伸头侧耳，尽情的享受着这大自然的妙曲。到了后半夜，山风像猛虎一样咆啸着，大自然的交响乐达到了高潮，此时颠簸劳累了一天的同学门，再也无兴欣赏这独特的韵律，在冷风的伴随下昏昏入睡了。　　在九条岭，我们劳动的主要任务是抬砂石垫坝，每两人一个大柳筐，一个抬扛，由甲方雇佣的农民工负责挖装，这些人谙熟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体力，在第一次抬砂石时，看到个头大，壮实的同学就装的多些，看到瘦小的同学就装的少些，我和我的搭档属于后者，看到给我装的少　　，有点被瞧不起的感觉，要求给我再装些。一个年纪大的农民工说：“这山里不像川里，干活急不得。再说你来这里是头一天干活，对这里还不适应。砂子比土重的多，这半筐你们能抬到坝上就不容易了，不信你们先试试看。”果然不出他所料，我俩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抬到坝上已浑身是汗，上气接不上下气了。平时我也不缺乏劳动锻炼，常在家里干一些家务活和农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不料，下午收工回来，同学们的普遍反映和我是一样的。晚饭后老师召集大家开会揭开了这个迷，原来是这里地势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老师说：“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来，干上几天就适应了。” 　　高山缺氧和笨重的体力劳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但有老师的鼓励，农民工的指导和我们年少气盛的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把那座堤坝高高的垫了起来，临走前还参观了煤矿工人的井下作业。在此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矿灯，什么是巷道，什么是坑木，什么是掌子面，更不了解煤是怎样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采煤还没有机械化，工人用钢钎、大锤把煤从工作面上砸下来，然后一锹锹的装到矿车上运出地面，比我们抬砂石的活苦多了，更不用说哪个脏劲了，全身煤灰，黑如锅底的脸上只能看出两只扑闪着的眼睛，若不是矿灯提醒，真的分辩不出他们是人还是鬼来。文人们常对煤进行咏叹，其价值多高，用途多广，照亮了世界，温暖了人间；其实真正应该咏叹的是煤矿工人，他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脚踩阴阳之门，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了人间。　　九条岭煤矿的勤工俭学活动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同学们谈论着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和劳动的感受。这次活动虽然说不上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但它毕竟是学校总结的那“五个第一次”，起码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亲自感受到了煤矿工人劳动的崇高，这些都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上了烙印。　　我们乘坐的大板车，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慢向东推进，告别着如诗如画的夕阳。出了山口，夜幕已经降临，前进的路上，迎面来的车灯的照射下能看到公路两旁的参天白杨向我们招手，路旁村庄隐隐约约的袅袅炊烟仿佛在向我们鼓掌。突然间，一个同学大声疾呼：“不好了！前面着火了。”当我定晴看时前方一大片红光，渐渐地变成了火海，除了老师和汽车司机坐在驾驶仓内故不做声外，车上没有一个同学无不为之惊叹。大家议论纷纷，谁也说不准那烈焰红光到底是什么。当汽车接近西城墙时，老师指着那一个又一个的巨大的火柱告诉大家，那是　　利用城墙挖的土炉窑在炼钢。　　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回校后的第二天，听说大部分老师都站在土炉窑旁。领队的老师召集大家开会，教导主任在会上作了总结，赞扬了我们在九条岭煤矿的表现，说同学们给学校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宣布所有同学都准予毕业，并且告诉大家，你们都被保送到武威一中上高中了，初中毕业证在上高中后向武威一中领取，今后你们都是一中的学生了，祝贺大家继续在高一级学校深造。初中毕业证为什么在上高中后领取，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迷。后来才知道，那是保证高中升学率的一项措施，如果当时发了毕业证，不少同学就会拿到那张可贵的文凭外出找工作了，入学率的计划就会落空，至于勤工俭学活动代替毕业考试的做法，也是紧跟形势的需要。　　我怀着没有领到毕业证和能不能上高中的忧虑回到了家中，此时已到了龙口夺食的最后阶段，生产队的壮劳力几乎都在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只剩下一些妇女和半劳力在忙着收割已经开始脱粒的小麦，我格外受欢迎的加入了“老弱兵团”。麦子已经熟透了，割的时候，麦粒不停地往地上落，尤其在打麦捆时，经过三摇四晃，不少麦粒又落在了地上，立起麦捆，地上是麻啦啦的一片。不少老年人爬在地上捡时，队长批评他们是“磨洋工”。就这样，不少麦子撒在地里没有收回。据说这一年是个收成年，到秋收后却严重欠收，以至闹起了饥荒。　　奇怪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就在大量的麦子浪费在地里不能归仓的情况下，报纸上，广播里不断地传播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大放卫星“的报导。一天晚上，社员们正在吃饭，生产队敲响了钟声，钟声就是命令，社员们放下碗筷到麦田里搬运麦捆，能挑的挑，能背的背，能扛的扛，能抬的抬，苦战了一个晚上，不少麦捆整齐的码在了一块麦田里。第二天上面来人查看了麦捆，丈量了那块麦田，接着社员们七手八脚地把那块地里的麦捆搬到打麦场上，晾晒后进行着打碾，生产队长滔滔不绝地向领导们介绍着丰产的经验，下午麦子扬出来过秤后，那块地里亩产超过了四千斤，新关放了一颗卫星。　　此时大办食堂的热浪把社员们卷到食堂门口排长队打饭，上面的领导来视察后感到很不雅光，批评“无异于旧社会的舍饭场”，生产队长当即派人把各家有的饭桌和条登搬来安置在食堂的大院里，下午领导们和社员们共进晚餐时，先讲了办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一是吃饭时间一致；二是解放了一批妇女劳动力；三是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是家禽家畜集体喂养，便于安排弱劳动力，减少了五保户；五是能够计划用粮；六是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是有利于家庭和睦；八是卫生状况大改善。又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高度认识大办食堂的长远而深刻的意义，这是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第一步；二是要千方百计的搞好食堂饭菜的花样品种，让社员们看着顺心，吃得高兴；三是要搞好食堂卫生，不能让苍蝇、老鼠这些害群之马坏了食堂名声。最后以批评的口气讲了几个食堂的不足之处，强调食堂，食堂包子、长面，要让社员放大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当时我十分欣赏这个领导的口才，后来发现他讲的“八大好处”全是报纸上的。　　在公共食堂办起来不久，我们几个学生娃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到各家各户收废钢铁。当时的新关，除了开炉院的几家有些破铜烂铁，还有个别几户有几张破犁铧外，大部分人家仅有几根铁钉。第一天虽收了一些废钢铁，生产队长还不够满意，在对我们进行批评时说：“食堂已经办起来了，各家的铁锅、菜刀都成了废物，你们为啥不收？明天把它们收回来！”第二天我们按队长的指示到各家收铁锅、菜刀，但有的人家就是不交，有的老人说：“你们把它收了，万一食堂不办了，我们拿什么做饭，这是绝咽喉的事，收不得呀！”这一天收废钢铁的劳动收效甚微，晚上生产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先讲了收废钢铁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然后批评那些不交铁锅和菜刀的社员是“顽固不化，想搞复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次日，生产队长又派了从炼钢工地来拉废钢铁的两个壮汉，拿着铁锤和我们一起去收。每到一家，这两个壮汉见了铁锅轮起铁锤就砸，又些老人含泪而言：“造孽啊造孽啊！”但我们终于还是满载而归，两个壮汉拉着直接到炼钢工地去了。没过几天，这两个人又来了，说规定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上面指示，收废钢铁还有潜力可挖，生产队长很快理解了那个可挖的“潜力”，又派我们这些初生之犊到各家撬环扭锁，把凡是有点铁的地方都进行了打扫，到头来还是没有完成上面规定的任务。　　之后，人民公社很快成立了，高坝、六坝并为一社，均系杂木河水系的灌溉区，县上为了贯彻“以水为先”的八字方针，决定对高坝公社的水利系统进行全面规划，形成合理有效的干（渠）支（渠）农（渠）毛（渠）灌溉网，使杂木河水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县上派了一位姓田的水利工程师来负责实施规划，下面的工作人员由公社负责从各大队抽调，要求新关选派两人。　　一天晚上，“枣园子”和“姑父”来到我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起的泥草房里，先对我们住宿拥挤的情况进行了一凡解释，并说大队的住宅规划已经有了，明年集中劳力打土坯，后年动工建设，到时你们也是一个独门独院，那就宽敞多了。奶奶和婶婶也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最后，“姑父”把大队选派我到公社水利规划队去的事情说了出来，。奶奶和婶婶听完到水利规划队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实在是求之不得，欣然表示同意，而我是矛盾重重，七上八下，不敢作声。　　这时，新学年开学已有一段时间，一中高一新生的报到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入学率的要求，老师们走街串巷，下乡入户动员学生报名上学。就在我要动身去公社的那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进门后自我介绍是武威一中高一丙班的班主任老师孙师礼。很显然，他的来意是动员我去报名上学。奶奶说：“爹爹饭、妈妈饭已经吃到18岁了，该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再加上吃了那颗“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的定心丸，她在不断地拒绝着孙老师的劝说，尽管孙老师讲了评助学金、减免学费，减轻家庭负担的许多话，她还是铁心的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孙老师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打动奶奶的心，用惋惜的目光，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走了。当天下午我就背着行李到公社去了。　　新关和我同去的还有我初小的同学杨堂，他比我年长两岁，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民主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食堂，这也是农村食堂化后我进入的第二个食堂。放下行李我们进入了饭场，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人，真好坐满了一张“八仙桌”，其中一个是田工程师、其他五人也是从别的大队抽调上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碌碡大队的潘委员，这个跛腿的水利委员被大家号称为农村水利问题的土专家。杨堂平时戏称我“大学生”，不料这个玩笑又开到了饭桌上，引起了田工程师的注意，而后我就成了田工程师助手。　　由于田工程师对我的重视，在加上那个“转正”的引力，我认真的，尽心尽力地干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田水利规划，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掌握了测绘的技术和技巧。这不是说我有多能，当时的要求只搞一个平面规划图，而不是施工图，干起来就比较简单，前面有几个人拉杆测线，后面有平板仪定好座标，瞄准调线，然后把数据收集起来，用比例尺缩小，在平板上绘图。哪个平板仪的主要部件有：瞄准仪、测板、三角架，罗针、移点器等。只要眼睛好，有些数学知识就不难掌握。后期田工程师去开会办事，在潘委员的指挥下，我们还是正常地进行测绘工作。　　我们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号称为公社的水利规划队，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固定的食宿条件。田工程师基本上吃住在家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有时在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而我们七人没有这个待遇，随着测量的进度在各生产队的食堂里吃住，每天能把肚子吃饱就很满意了。从民主大队的那一家食堂开始，直到规划夭折，我吃住过108 个食堂，而且是耄耋之年度日，一天不如一天。　　民主大队那个生产队的食堂，确实像那个领导讲的：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社员门放开大肚皮，吞下包子吃长面，一个个搓着肚皮，喜上眉梢。不到一个月我们吃了三十个食堂，到第三十一个食堂吃饭时，食堂的饭桌已经撤了，社员们排着长队打饭，炊事员用一个大勺搅着锅里饭菜，按社员自报的家庭人口数把饭舀进盛饭的沙锅和砂罐里，我清晰的看到搅起的饭菜里有几根短短的面条。　　食堂的管理员知道我们是公社水利规划队的，就把我们让进食堂后面的一间大屋里，屋里摆着三张方桌，靠墙的四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甜菜叶子。不一会队长来陪我们吃饭，炊事员端上几个炒菜，其中有一盆是鸡块，主食是刚刚出笼的蒸馍。队长和我们边吃边聊，说起“食堂食堂，包子长面”的事，队长呲啦一笑： “就这面条汤恐怕也吃不上多少时间了。”紧接着给我们算了一笔帐：“我们这里的庄稼，十分田就是大丰收了，每亩种上40斤，能够做到颗粒归仓，每亩最多能收 400 斤，人均2 。5 亩地，总共收1000斤，这里面还有水分，不是每块地都是十分田。除去公购粮、种子、饲料粮和机动粮，落到社员头上的到底还有多少？我再给你算一算。” 　　说到这里，队长把管理员叫来悄悄地说了几句，接着又对我们说：“今年的产量是虚报的，购量的任务是按虚报的产量下达的，一下子增加了不少，社员头上又少了许多。你们也许在测量时看着了，在麦茬地里又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绿苗，那绿苗是什么？那绿苗是粮食，是浪费在地里的粮食；那绿苗一根挨一根，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密的回茬苗，每亩没有100 斤撒在地里，也长不成那个样，前前后后算起来，能够是社员吃到嘴里的粮食，最多也超不过300 斤。这300 斤是一个社员一年的口粮，大小人平均每天也就是8 两过些，包子长面吃了一个月，每人每天能干掉2 斤多，这样吃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吃光了，到过年就该喝西北风了。” 　　我对这个生产队长的直率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十分赞赏，从中知道了一些生产队当家的苦哀，中途插话问那机动粮的用处。　　队长接着说：“你们吃饭是不交粮票吧，等一会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有二三十人也来这里吃饭，他们吃完了也是抹嘴就走。上面公社、县里来人还不得招待招待，我们除了粮食，再就是有几只鸡，他们吃完了总不能开口要粮票吧！不过有的也很自觉，还交钱交粮票，可有的就不行，一分钱不交，一两票不放，还连吃带拿。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用粮的地方，我就不细说了。”此时管理员又来向队长说宰鸡的事，队长指着手里的鸡骨头又拉开了话匣子：“说起这鸡来，也真怪，社员们各家养时不见得能吃多少粮食，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叼食吃，还能下蛋，有时嘴馋了宰上一只吃起来还怪香的，自打集中到队里的饲养场来喂养，饲料消耗了不少，却瘦骨伶丁的，下蛋也少了，吃起来味道也不如以前了，眼下饲料也跟不上了，猪在圈里也是成天哼哼叽叽。” 　　这个生产队在高坝公社是地多人少，产粮比较多的地方，生产队长也在叫苦了，还不知别的生产队是个什么样子，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新关不知怎样安排社员的生活。这时，国家放松了招收新工人的政策，武威也紧跟形势，把城镇和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安排到兴办起来的各种工厂和单位工作，新关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也得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惠，与此同时，大队把凡是能迁走的农户都动员迁走了，我的那个叔祖和他的全家迁到了兰州，我们家也得到了“枣园子”的照顾，全家的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所在的联运社变成了地方国营单位，在北门外的宋家园有一个农场，婶婶在那里劳动，还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那里去了，后来返乡后组织关系竟然不知那里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枣园子”把这件事当成了打击迫害婶婶的一条“罪证”。在我家住的那个生产队几乎有一半的人口迁走了，虽然少了不少张吃饭的口，但还是解决不了新关根本上缺粮的难题。　　水利规划队工作仍在由南向北的进行，但我们进入碌碡和新关的地界时，这里的食堂已经是瓜菜代了。在“抖抖”家所在的哪个生产队给我们是特殊待遇，端上来了三样吃的，一样土豆，一样胡萝卜、一样葫芦，而社员们端走的是杂菜拌面汤，里面尽是些胡萝卜、甜菜叶子。最后一家进的是我们队的食堂，社员们的饭碗里漂着几块红红的胡萝卜片片和几块甜菜叶子，还有吃起来麻嘴皮的胡萝卜缨子，喝完了汤，碗底还能见到几颗有数的小米粒。　　新关历来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对农村缺粮户有供应和救济的政策；那时虽说吃粮紧张，但还没有到如此地步。虚报浮夸摘掉了缺粮户的帽子，使这项政策远离了新关，在粮食丰收的五八年闹出了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人为的因素。在县委县政府眼皮子底下的新关，领导门并非熟视无睹，公社派人来进行整顿，但还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不得下拨供应粮来维持。水利规划还有原六坝乡的几个大队没有进行，因各种原因也就此夭折了。我的那个转正的“梦”也破灭了。　　我回到家，回忆着那个破灭的“梦”。抱病在床的奶奶虽然告诉我孙老师又几次来过我家，但却有气无力，眼泪汪汪的劝告诉我：“你爸爸、婶婶，养活了朱家三代人，也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够累的了，如今你也已经18岁了，也是成年人了，该懂事了，该是帮他们一把的时候了，学就不要上了，先在生产队里劳动，以后些了去找你小姑和小姑父，让他们在玉门给你找个工作。”奶奶说的去玉门的话又给画了一个理想的大饼，为了实现这个“梦”我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仍没实现，这是后话。看着奶奶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二话没说去找“姑父”。姑父说： “我就不哄你了，实话告诉你，你家户口都迁到城里了，你在他们未迁户口之前早就不是新关的人了，队里现在缺的是粮，不缺你这样的劳动力，你还是到城里去吃供应粮吧！”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上初中时我的户口就迁到了学校，毕业后学校又把户口集体迁到一中，我原来是个有乡无籍的人。　　在新关我没有了劳动的权利，除了扶侍奶奶，给她请医生看病、煎药，做饭供水，别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闷闷不乐的呆在家里。一天家在中坝公社的舅爷来城里拉城土，顺便来看奶奶，临走是告诉奶奶，他听说城墙上的古石灰能治病胃病，而且效果不错。奶奶当下就要我跟着舅爷去找。我跟着舅爷到北城墙根，到处看到挖城土，运城土的农民，他们有的来自近郊，有的来自远乡，有肩挑的，有人推的、有车拉的，整个城墙根像个大会战的场面。舅爷在城墙土中挑出了几块古石灰，我拿回家中用捣盐的石舀粉面，奶奶用开水冲着喝了几次，胃病果然好了许多，又让我去捡。此时北城墙除了炼钢时被化釉的炉窑壁和似铁非铁的碴釉，有用的城墙土全被掏空、拉光了。当我最后一次捡古石灰时，除了城门口有些残垣断壁，其他的地方都被夷为平地了，四四方方的武威城，就这样被毁掉了。当武威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后来的人们无不为之惋惜。新近武威南大门城楼的落成，给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但也引起了人们对武威古城的深深怀念。　　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人生的道路也总是曲曲折折。我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时光很快地跨入了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月初孙老师又一次来到我家，进门后看到奶奶半躺半坐像有病的样子，没有老调重弹，先把奶奶扶起来问病情怎样，要不要请医生看看。奶奶说：“不用了，这几天好多了；源娃子，你赶快把炕头扫扫，让你老师坐下。”我拿起笤帚要扫时，孙老师把笤帚接过去胡乱扫了几下，坐下来对奶奶说：“你刚才叫的是他的小名吧！家有千贯，小名儿稀罕，小名还是奶奶叫着亲。”孙老师真有着，这几句话钩出了奶奶的微笑，紧接着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奶奶说起了我的身世：“这娃生下来当天就没了娘，八岁那年爹又去了。从小病病怏怏，在城里上小学时把个手指头砸了，思想起来也怪可怜的。多亏他的继父继母没有嫌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把他拉扯了这么大，如今生产队里又不让他劳动，把这么大个小伙子难的无路走了，在这节骨眼上，我实在是进退两难。你到我家不知来了多次，还不是为我这孙子好，不让他上学吧，实在是枉费了你的一片好心，让他上吧，我又对他的爸爸婶婶过意不去，还不知何时是个头。”就此，孙老师插话，说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些情况：“学校正在搞勤工俭学，马上就要实行半工半读了，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那时学生们就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用家里负担了。”听了孙老师的这番话，奶奶眉头稍展，但还有些悲观的说：“我也是黄土拥到脖子上的人了，何必再给娃娃犯难，我也给他把心操够了，儿孙自有福儿孙福，就按老师说的让他去自找出路吧！” 　　奶奶终于开口让我上学，我的心情像云开日出，一下子豁亮起来，展望着光明的前途去学校报名了，入学后才知道孙老师是学校勤工俭学的负责人兼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尽管他说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美好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入学后给了我特殊的照顾和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像。　　后来孙老师调回了他的家乡临洮，我一直怀念着这位恩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他的耐心和宽容，我就进不了武威一中，命运之舟不知在何处颠簸，我后来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生活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状况。一九九一年我调到冶金厅的干休所任职，我的办公室主任是临洮人，他在回家探亲时特意打听到了孙老师的下落，我听到孙老师还健在的消息后，恩重如山的情怀，三十二年的思念顿时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到他身边，在办公室主任的带领下驱车前往临洮拜见了思念以久的恩师。他虽然白发苍苍，但仍是精神满腹，谈笑自若，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更是心情恬谈，轻描淡写。说他已年逾古稀，也常常回忆往事，星移斗转，世事变迁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人生的经历都是个人的机遇和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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