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学舌演故事 早岁那知世道险 　　一九五五年秋，武威初中（后更名为武威二中）基本建成，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好朋友张全因家庭成份问题没有考入，成了“落地秀才”， 从此那顶重重的“帽子”压得他直不起腰来。那年还有一个在光明寺小学和我同过 学，在东关小学毕业的学生叫武忠，也被录取到了武威初中，并和我编在一班里， 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和张全、武忠都是同庚同窗好友，从那时起开始了各自的 人生历程。 　　武威初中地处武威城的西北角，两段古城墙是西北校墙，东面和太平巷小学是 一墙之隔，偌大的校门，面朝西大街。学校初建，校舍紧张，远乡的同学可以住校， 近郊的走读，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微乎其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新关到学校近十 里路程，步行需要约一个小时。我和武忠为伴，很早起来，背上书包，带上干粮到 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开水泡馍馍或开水拌炒面，里面洒点盐就是一顿中午饭。夏 秋季节，下午放学后，我还要从姑父的摊子上挑一担西瓜皮回来，原本已是饥肠辘 辘的人，再压上百斤重的担子，常常是心慌步乱。有一次实在挑不动了，武忠换我 挑，他走了几步实在也是没有力气，我们停下来，一边啃西瓜皮补劲，一边商量， 把两个筐摞起来抬着走，那根扁担原本是一根不太粗的木棍代用的，两人抬着走了 没有几步，喀嚓一声，那根棍子从中间断了，西瓜皮撒了一地。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舍不得把西瓜皮丢掉，又捡到筐内，各用半根木棍，撬着筐绳把西瓜皮背回了家 中。 　　那时的武威还没有柏油、水泥之类的路面。晴天杨灰路，雨天水泥地。下雨天， 打伞的人很少，绝大部分的人家买不起雨伞，出门头顶草帽遮雨，十里长街，泥泞 不堪，有时前脚落地，后脚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学校为了改造校园的路面。动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在体 育课或自习时间挖城墙砖铺路。为了搬运方便，先在西城墙掏了一个洞出入，个头 大的同学在城墙上刨砖，个头小的来回搬运，城砖很大，一般同学只能一次搬一块， 力气大的同学一次最多能搬两块。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愿意为美化校园作出自己的 贡献。 　　一次体育课上轮到我们班搬砖，整队后体育老师讲了几项注意事项就下了“解 散”的口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城墙根搬砖。有的砖还埋在土里，一个叫王喜民 的同学自告奋勇的拿着镢头往外刨砖，我在他的旁边把刨出来的砖传递给同学抱走， 埋在土里的砖全部抱出来了，有的同学还没有轮到一块，在旁边焦急地等待。此时 王喜民高举镢头，对准悬在城墙壁上的砖往下刨，悬砖的下面是空着的，没有什么 支撑，一镢头下去就刨下一两块砖，有时一镢头下去能刨下好几块。王喜民的最后 一举，镢头吃进了砖缝里，他使劲往下拉时，城墙壁上漂浮起了尘灰，体育老师警 觉到要出危险，叫王喜民立即停止，并猛拉我一把离开了城墙根。当王喜民往外拔 镢头时，哗啦一声，很大一片城墙壁塌陷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王喜 民被埋在了下面，不是体育老师的那一猛拉，我也会像王喜民那样被埋在城墙根下。 　　城墙壁塌陷的事，吓的体育老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消息很快传到了校 长和教导主任那里，他俩同班主任老师和几个任课老师很快地赶快到出事现场，在 教导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挖掘找人，老师和同学们用手刨土抽砖，有的手指磨破 了，鲜血拌着城墙土，仍在奋不顾身的寻找王喜民。半个钟头后，王喜民的身子出 现了，头在城砖乱措的夹缝中，此时校长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搬开了那几块城砖， 当王喜民身上的砖土被基本清除后，他却像幽灵般的站了起来，满脸尘土，眨巴着 两只眼睛，老师和同学们又惊又喜。王喜民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下，若无其 事的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体育老师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塌陷事故发生后，学校停止了让同学们搬城砖的义务劳动，但铺路的工程并没 有停止，学校雇了一些附近的农民继续挖砖铺路，每天这些农民把挖下的城土打扫 得干干净净，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古城墙土有较好的肥力，做为庄稼的底肥， 效果很好，挖城砖的农民一举两得。当年春天，两排校舍的中间用厚厚的城砖铺出 了一条从校门口通往操场的广场的路。这条路的铺设虽然给武威初中的师生带来便 洁，但古城墙人为的破坏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搬城砖的义务劳动停下来不久，除“四害”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同学们在课余和假期时间投入了这项活动。武威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蚊子很少， 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老鼠和麻雀。这些都是抓捕活动，追逐拍打，上高扑下， 挖洞灌水，适于我们年少好奇，好动的天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想着千方百计地 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 　　一只老鼠一条尾巴，一只麻雀两条腿，打死了多少老鼠和麻雀数数就知道了。 打死的苍蝇起初也是要数数的，有的班干部也十分认真，数起苍蝇来不厌其烦；后 来学校察觉到，捡苍蝇、数苍蝇很不卫生，就定期让同学们自报打死的苍蝇数。说 实在的，每天都在打苍蝇，到底打了多少，谁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数，为了出风头， 有些胆子大的同学打的少，报的多，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污染，少了一份诚实。 　　捕麻雀是男同学最感兴趣的活动，几乎每人都有一把弹弓，见麻雀就打。初夏 是麻雀下蛋蜉仔的季节，屋檐下，墙缝里经常有麻雀抱窝，同学们也常打起人梯掏 麻雀。一次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搭人梯掏麻雀，先有两人蹲下当梯座，另外一个同学 上去踩在二人肩上，两只手扶着墙半躬着身子，我踩着梯座的背爬上去，然后再上 到第三个同学的肩上，梯座慢慢地直起身来，人梯就搭成了。当我刚把手伸进麻雀 窝时，从墙逢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蛇，那蛇也许是受了惊，捕腾一下掉在了地上，梯 座的两个同学见了蛇失措的惊叫着：“蛇！蛇！”失去了控制，刹时间人梯倒了， 二层的两个同学顺势溜在了地上，我却重重的摔了下来，幸好我掉在了他们三人身 上没有出什么事。大家惊魂定后找那蛇时，那蛇早已不见了。 　　到了冬天，尤其是下雪天，麻雀在野外觅不到食，成群结队的在人家的屋檐下 飞来飞去，一遇到下雪天，我扫空一块雪地，撒上秕谷，用木棍在上面撑一个筛篓 或筛子，在木棍上栓一根长长的绳子，离开雪地躲藏起来。不一会一群麻雀就会窜 到下面觅食，此时把绳子一拉，筛篓或筛子落地，逃不走的麻雀全部都扣在了下面，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筛篓或筛子揭开一个刚能伸进一只手的缝，把麻雀 　　一个个抓出来，一次能扑到不少麻雀，剁下麻雀腿上交任务，把麻雀身子塞进 炕洞的柴火中烧熟了吃，烧熟的麻雀上蘸点盐，吃起来真香。我有时还把烧熟的麻 雀肉带到学校给同学吃。这一年我在班里捕麻雀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受到了老师的 表扬，少先队改选后，我被选为大队委员。 　　在我们班里，捕麻雀的能手还算是家住古浪县十八里铺的高凌，他的弹弓打的 很准，几乎是弹不虚发，丸到雀落，寒假后他是全校上缴麻雀腿最多的一个，在除 “四害”的庆功会上他登上了主席台，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热烈的掌声就是对他 的赞扬。这个深山里来的少年，是我的同桌，他老实敦厚，从不显露自己，是一个 平时连任课老师也对不上号的人，这一次他成了学校的名人。新学期开了化学课， 老师在讲台桌上摆了几样玻璃器皿，我俩小声嘀咕着那些化学课器皿的名称。说实 在的，之前我俩谁也没见过那些器皿，只是在预习功课时见过那些器皿的画图，印 像也不是很深。老师拿起一个试管，突然点名高凌回答“你知道这个仪器的名称叫 什么？”高凌未加思索地回答说：“是温度计。”他这一说，全班同学轰堂大笑， 弄的高凌面红耳赤。自后“温度计”的雅号就成了高凌的代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他辍学了，直到一九五九年我到十八里铺逃荒时见到了他，还发生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是后话。 　　捕麻雀还发生过一件很可笑的事，这件事与我小姑有关。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玉门油矿、兰新铁路进行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和建设，给 武威人带来了福音，新关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告别了他们的祖辈们面对的黄土，被 铁路和石油单位招为工人，给望子脱农的人们开辟了蹊径，我婶婶把他们做为榜样 对我进行教育，常对我说，要好好念书，将来到外头找个工作，不然的话就去拾大 粪，一辈子捋牛尾巴。这些青年的家长也是得陇望蜀，都想给自己的儿子找个有文 化的对像，若有机会带出去也好找个工作。那时新关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女孩确 实不多，我的小姑却考入了中学，年芳十七，成了这些人家盯瞩的对像，有不少人 家早早地来约定亲事。 　　当时的武威人，思想观念比从前有了大的变化，但在婚姻问题上还是基本延续 着传统的习惯，寻亲先是由媒人来说合，女方家长若有意愿，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 和男方见面，见面后双方都有意向，就约个时间意思意思，用简单的礼品，如手娟、 袜子、荷包、笔记本、钢笔等作为信物交换，这叫“递换手”。那时一般的人家买 不起钢笔，要送一支钢笔也算得上是比较贵重的礼品了。递了“换手”这才是男女 青年的初次见面，与婚姻关系的确立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中间媒人磨破嘴皮磨 破鞋，摆了男方论女方，来回穿梭，直到送了订婚礼，才算是婚姻关系有了眉目。 　　到我家来提亲的人家不少，起初以娃娃年级还小，又在上学为由，都一一据绝 了。后来奶奶听到传言，小姑的两个女同学订了亲，条件是供女方上学到初中毕业， 找上工作后结婚。奶奶动了心思，小姑若能找上这样的人家，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何况女娃娃长大了最终还是人家的人，由人家供书也是理所应当。于是后来有人寻 亲也就留意上了。 　　在几个寻亲者中，一个外号叫“抖抖”的老汉给我留下的印像最深。他第一次 来我家时提着一篮篮土豆，进门后颤颤抖抖地把篮子放在地上对婶婶说：“我大儿 媳妇要下娃娃了，请你去给检查一下”。他是新关村最边一个村庄的人，在土改时 婶婶在他家住过，对他很熟悉，边沏茶边开玩笑说：“这事应由儿子来，公公关心 儿媳妇的肚子，也不怕人笑话。”老汉眉头微展，两腮颤动，似笑又笑不出来，用 双手把茶杯接到手里后抖个不停，把茶水洒在了炕桌上，感到很不好意思。婶婶说 ：“不要紧的！我知道这由不得你自己，你慢慢喝就是了。”老汉姓吴，在年轻的 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后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抖抖”。 　　没过几天，“抖抖”又来了，说他大儿子媳肚子痛，请婶婶去接生。“洗三” 那天也是“抖抖”亲自来请。在送婶婶回家的路上，“抖抖”对婶婶说：“我这几 次去请你，怎么没有见到你那小姑子？”婶婶说：“我小姑子上学去了，你问她是 个啥意思？”“抖抖”才说出来他“三顾矛庐”的真实意图。 　　这是一个亲自给儿子来相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现像。之后，我就 住校了，相亲的事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全然不知。在一个星期天，我和小姑从井 上抬水回来，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抖抖”，一个是“抖抖”的儿子。小姑放 下水桶撒腿走了，我进门时听到院外树上麻雀叽叽喳喳，拿了弹弓也急匆匆地向外 走去，“抖抖”的儿子也紧跟着我走出院门。我朝树上打了几次，麻雀从这个树头 飞到那个树头，一只也没打着。“抖抖”的儿子见状，为了与我讨近乎，笑眯眯的 对我说：“你出手太慢，我来打给你看。”顺手把弹弓拿去，瞄准树梢上的麻雀就 打，不知是不会打弹弓，还是激动，却把弹弓拿反了，绷紧弹弓刚一松手，那弹弓 丸把门牙打了个正着，鲜血直流，扔掉弹弓握着嘴，低着头，朝他家的方向去了， 这一幕也被小姑看得清清楚楚，兴灾乐祸地笑着说：“打的好！打的好！癞蛤蟆想 吃天鹅肉，自打嘴巴。”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自这件事以后，每当有人来给小姑提亲，我总想起“抖抖”的儿子自打门牙的 笑话。“女大当婚”的一次纠缠和烦恼，也是小姑春心萌动，思索起来了自己的婚 姻大事，那时武威有句顺口溜“要想富嫁铁路，要想走嫁石油”，于是她暗下决心 要远走高飞。 　　说来缘份已到，这年冬天，武威城乡掀起了扫盲运动，袁老师他们忙不过来， 刚放下寒假就把我和小姑叫去给帮忙。此时，在玉门工作，家住光明寺隔壁的一个 叫魏祯年的青年也来相助，他每晚先到，把汽灯点着后高挂在教室的中央，坐在教 室后面观看，有时悄悄地和小姑搭讪交谈。有一次下着大雪，课前汽灯怎么也点不 着，在无奈之下，老师宣布今晚的课不上了，来学文化的男女青年也就接二连三地 走了。小姑叫我先走，她和魏祯年边走边说，我回家足有一顿饭的功夫，小姑还没 有回来，家里人都为她担心，婶婶去光明寺找她，他俩还在雪地里谈话。 　　在武威，虽然有过像黑玉双那样，不循规蹈矩、撕破罗网，冲出篱笆寻找婚姻 自由幸福的女青年，但从那时起到当代青年人的婚姻恋爱还是经历了媒妁之言，父 母之命；在家长和媒人陪同下的会面；有第三者在场的户外活动，或看电影看戏， 或到公园和野外游玩，在未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拉拉手到自由约会，亲吻拥抱的演 变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过程。我的小姑敢于和她 的意中人单独见面，长时间地站在大路上谈话，那时在新关也是很少见的现像。在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小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到阳关角下找她自己的归宿，那个 雪地里站的青年后来就成了我的小姑父。 　　武威初中校门口的两侧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这是不言自明 的校训。自住校以后，学校管理得很严，学习生活紧张有序，早上六点钟起床后的 两个钟头内有很多事情要做：盥洗、早操、早饭、早自习样样都是按部就班。八点 以后要整整上四节课。午饭后要按时午睡，每到此时，值班老师要每个宿舍查看。 有一次值班老师来到我班宿舍，一进门就问：“你们都睡着了吗？”一个同学不知 老师问话的用意，冒然回答说：“睡着了。”老师说：“你是在说梦话吧！”老师 走后，大家讥讽他是“二百五”。就是这个“二百五”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一次用 纸包了一包石灰放在教室门扇的顶上，老师推门进教室时撒了老师一身，最气人的 是他不睡也不让大家午睡，光着屁股在同学的头前走来走去，还做一些下流的动作。 由于他品行不端，劣迹太多，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当时，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两个女同学已经结婚了堪称班里的“老 大姐”。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在老大姐的带动下，女同学常给男同学洗被子， 缝补衣服。一次女同学帮我把被子洗了正在缝的时候，给我洗过被子的那个女同学 对我有点责问的口气说：“怎么搞的，你被里上斑斑点点，一团一团的脏东西，怎 么也洗不干净。”，那斑渍是我的初次梦遗，她这么一说，我顿是脸红了，像有一 个酸枣核卡着了喉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旁边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学看破了“天机” 低着头恩了一声，并说：“傻丫头，小心别把手扎了。”这才给我解了围。那个女 同学的发问并不奇怪，当时，最先进的祛污用品就是肥皂，斑渍是除不掉的 　　，另外那时生理知识是学生涉问的禁区，许多人都羞于启齿，她当然不会想到 这是男孩子青春期的生理现像。 　　“傻丫头”并不傻，在数学和体育方面是班里的佼佼者。她身材匀称，手脚麻 利，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在竞赛项目中准能拿到几个第一。她在老师和同学 的眼里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孩。一次在千米决赛时，老师安排我和她的同桌到终点 迎候照顾她。她第一个冲出终点后，我俩迎上前去，两只胳膊紧紧地搭在了我俩肩 上，几乎是搂着脖子，在惯性的作用下推着我俩走了好几步，由于事情的情迫和情 绪的紧张，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但有不少切切私语，比比划划，把 目光投向了我们，那目光有惊叹、惊奇、惊诧，猛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脱手 自己走出了跑道，顿时，我也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件事别人怎么议论并不奇怪，蹊跷的是日后和她同桌的关系微妙起来，我也 对她那一次的亲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坐在他俩的后面，发 现他俩眉来眼去，有时还搞一些小动作，老师还没收过他俩写的纸条，说“什么乱 七八遭的”。 　　那时上晚自习，晚钟一响，住校生和走读生都准时进入教室学习。晚自习前后 两排对坐在一起，四人一组，中间点一盏戴玻璃罩的煤油灯，灯光熹微，灯花闪闪， 看书的、写作业的，每一组都是对景成八人的影像。自习后由学习委员把作业收齐 送到老师的住处。老师更是辛苦，那么晚了还在备课、批改作业，经常是齐眉伏案、 挑灯夜战。 　　晚自习不像上课那样要求严格，可以到室外背诵、朗读或探讨问题；不过出去 的时候必须向班长打声招呼。一次刚上晚自习不久，“傻丫头”和她的同桌向班长 打了声招呼，悄悄地走出了教室，直到第一节晚自习下了，还没有见到他俩回来， 到第二节晚自习的中间，在班主任老师的监视下走进了教室。同学们用惊诧的目光 看着他们，班主任老师有些生气的走上讲台说：“有些同学的关系极不正常，竟然 把笑话闹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是什么地方？那是阶级斗争的现场。”讲了这几句， 老师就走了。 　　“傻丫头”和他的同桌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师如此上纲上线，同学们都蒙在鼓 里。后来才知道，那天“傻丫头”来上晚自习时把作业本落在了家里，她求同桌用 自行车捎她到家取作业本，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行人，那人是个无赖，根本就没有 伤着，死皮赖脸的缠着不放，过路的人怎么劝解那无赖也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警察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所长认识这个无赖，把他敲打了一顿，无赖自讨没趣， 灰溜溜地走了。派出所所长怕路上再遇纠缠，派警察把他俩送到学校。一九五七年 反右斗争开始后，班主任老师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才出现了对“傻丫头” 　　和他的同桌“关系极不正常”的批评，使同学们增加了对他俩微妙关系更多猜 疑。 　　自从“傻丫头”和他的同桌遭批后，班主任老师几乎每晚上来一趟教室，对我 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讲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讲阶级斗 争的新动向和资产阶级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她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 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并要求同学们到工人、农民中间搞社会调查，揭露剥削阶级 的反动本质，批驳资产阶级右派的胡言乱语，用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老师在我们的脑海里描绘着生动、残酷、美好的图画，那激进的言辞和义愤的 神态，打动着我们年少的心灵。同学们利用回家的时间走门串户、去角触社会、涉 足人世间的沧桑，用实际行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这些人积极行动，在社会调查中做 出榜样。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望，我回家后走访了几个曾给地主扛过工的贫 雇农，其中一个被老辈们称为严大哥的人，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旧社会衣食无着的穷人，常是头插草苗自买本身，找活时手上拿着或脖子上插 着一根谷草在人市上等候雇佣。奸猾的地主在这些人群中挑几个到家中进行“食选”， 让他们放开肚皮吃饭，看谁吃的多；然后把吃得多选几个领到场院举石磙，这叫 “力选”，能举起石磙的就留下做长工。 　　会经营的地主，很懂得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他们不怕长工吃，最怕长工懒， 特别是春种夏收的时候，那是龙口淘金，虎口夺粮的季节，就那么几天，过了节气， 种上的长不好，长成的要欠收，在这个时候，地主千方百计的让长工多吃多干，每 日三顿饭中间还要加两顿“腰食”，有时那“腰食”还是白面馍呢。 　　地主如此慷慨，如此“加油”，他们是算过账的，多种多收的部分，比那几顿 “腰食”多得多，况且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懂得是我们 这些长工给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把粮食拿出去放债，“驴打磙”的利又是一大笔 收入。当然，在地主中也有吝啬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地主，总是想让马儿跑，不 让马儿多吃草、还经常克扣工钱，打骂长工，甚至把牲口粪便中的粮食收拾干净让 长工吃的也有。 　　我曾经过“两选”后给一个地主家当了长工，那时吃的很缺，这个地主财大气 粗，仗着他囤积的粮食多，动不动就说：“如今这世道，有粮就是爷。”他经常冷 语的嘲笑我们：“只有我这粮食大户，才能养活起你们这些饿死鬼，不要以为你们 年轻力壮，没有我那干粮馍馍，你们的力气从那里来的，不要以为你们能行，那些 活都是我的干粮馍馍干出来的。”听了这些气人的话，我们想了一个惩治他的主意。 一次边对地主说：“明天中午我们不回来，想把那块地一次犁完，午饭和腰食给我 们烙成饼子吧！”地主听了很高兴，晚上叫厨房给我们烙了几张饼。第二天，我和 另外一个长工带着饼子，赶上牛，慢悠悠的来到地里，套好犁铧，把饼子挂在牛角 上，到地头睡觉去了。暖洋洋的日头照在身上，舒服极了，不知不觉的睡过了中午。 那天中午地主兴高采烈地来看我们犁地，老远看到牛在地里，却不见人影，还以为 我们在地坡处吃午饭呢，到了地里才发现我们在地头睡大觉，连犁沟还没有开，生 气的在我们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才把我们惊醒。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牛角上 的饼子发笑，地主见我们笑的奇怪，也往牛站的那边望去，才恍然大悟，但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气呼呼的走了。之后再也不敢说“干粮馍馍干活”的话了。 　　这个长工讲的这些故事很有趣，给我的印像很深。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平时对 他有些敬畏，也很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返校后在一次社会调查的汇报会上，我几 乎原封不动的讲了这些故事，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有时还发笑，老师却眉头紧锁， 认真地记录着我的发言。 　　会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家和严大哥的情况，并且作了笔记 ；然后对我说，你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怎么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对调查不加 分析，就敢拿到会上讲。旧社会地主阶级横征暴敛的剥削农民，穷人吃糠咽菜，当 牛做马，那里有让长工吃饱饭的地主，那个队长胡言乱语，不是坏人，也是阶级立 场有问题。而后老师亲自到我们大队调查，紧接着取掉了我的少先队大队委员。 　　当时武威初中的教师队伍十分年轻，从南方分配来的大学生居多，有的来自上 海，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四川，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豪情地来支援大西北 的建设。这些出府不久的学子，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谈古论今。他们 中有好几对是为结良缘，比翼而来，其中的爱情故事引发着同学们的好奇心，他们 的前程祸福也成了同学关心的问题。 　　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老师们成夜成夜的开会，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没有 几天几个老师被停职反省了，教导主任也在其内。据说在一次交心会上，他的女友 和他分道扬镖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和她的男友划清了界线，就这样他们撕裂了原 有的恋情，又成了同学们纷纷的话题。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期，班主任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 坐着两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人，其中一个问我记不记得“书中有黄金”的打油诗， 我说：“记得”。还天真的想给他背一遍，刚开口时，这人制止说：“这是一首反 动诗，你还背什么。”紧接着问我“这首诗是不是袁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他这 　　一问，听到他说的“反动”二字，又联想到班主任老师对我“连一点阶级觉悟 也没有”的批评，我有点害怕了，话到嘴边也不敢说了，班主任老师也斜着眼睛， 欲言而未言，这一瞥，不知是鼓励还是胁迫，我便开了口：“我没有见他写。”这 人稍缓和了一点口气说：“不要紧张，你好好想想，那黑板上的笔迹像不像袁老师 写的？”我说：“那字写的很好看，同学们写不出来，好像是大人们写的。”那人 紧逼说：“是那个大人写的？”我说：“也许是老师们吧！”这个问题的调查好像 有了眉目，他再没有往下追问。 　　就在这个人攀问我时，另一个人用散页红格纸认真的作着笔记，他停下笔后， 拿出一盒印泥，叫我在稿纸上摁手印。我听奶奶说过，摁手印就是划押，划了押的 东西就是人家的执把，我有些犹豫了。这时班主任老师站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不 是实话？是实话就摁个手印，有什么怕的。”我想我说的都是实话，摁就摁，于是 在稿纸上重重地摁了一个手印。事后我回忆起一次袁老师回家时，文教助理员给我 们上过一天课，那打油诗的字迹和文教助理员的字迹有点像，但要重新作证时为时 已晚了。 　　当时，我们这些初中年级的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运动，也并不懂得斗争的实 际意义，但从老师们沉郁冷峻的面孔中觉察到了斗争的严峻和情势的严重。运动中 我尊敬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是重点排查对像，语文老师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 章，在学校也有点名气；历史老师是武威通，曾经给中央的大首长当面介绍过武威 的历史情况。运动后期这两人都被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到河西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 劳动改造，困难时期饿死在了那里，茫茫戈壁成了他们的归宿；教导主任被定为内 部控制对像，调离了学校。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运动中自始至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火线上入了党，并且得到了升迁，接替了曾是她恋人的那份教导主任工作。袁老 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家，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袁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一直对那红格稿纸上摁的手印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 亏对这位仁慈宽厚，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果真是有害于他，总想对他当面忏悔， 遗憾的是他离开新关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所幸的是，一次是火车上遇到他的一个 同宗兄弟，向我讲述了他回乡后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生活。 　　袁老师戴着右派帽子回到家乡，起初村里人不识这顶帽子的色彩和轻重，念他 祖上对乡亲们厚道，又是一个书生，处于对他的怜悯，在农活安排上有些照顾，劳 动工分和他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一样，也是阶级 敌人的说法，使他常常看到警惕和歧视的目光。不久生产队把他打入了另册，划入 了“五类分子”的行列，劳动时和地富反坏分子安排在一起，工分也比他同龄的社 员差了一级。有时给他安排一些不计工分的“赎罪”活，但修河、打坝、放牧、饲 养之类的活不派，怕他逃跑和破坏。生产队长还定期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 说乱动。好在他有些文化，以看书、写字排解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寂寞。也是应了 那句“秀才倒霉当医生”的古话，给人看病开药，一些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常见病， 吃了他开的药也还顶用。他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还能香上几天，求 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在社员的眼里，他还是和那些“四类分子”有些区别。那 年生产队的一个老记工员死了，当下找不到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代替，当了记工员。 可是好景不长，拨白旗、插红旗那会儿，生产队长死活不承认他隐瞒了产量问题， 他也被牵连了进来，还给扣上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罪名，用罚站的方 式逼迫他们交待，不知谁出的坏着，在门外的雪地里泼上水，在水与雪结块的冰地 里站着低头赎罪，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在屋里烤火，监视着他们。生产队长冻得忍 受不住了，只好“承认”隐瞒了产量，而他却是一字不吐，一直站到天亮，却被冻 坏了脚，落了个跛腿的残疾，再也不能下地劳动，生产队破例让他当了队里的饲养 员，有苦也只好去给牲口说了。 　　这位乡亲讲到这里不再讲了，眼看快要到站了，站起来收拾行李时却又发起了 议论：人啊！只要把住嘴头子、手头子、球头子就不会犯罪。读书人的嘴头子就像 那桦木桠叉又硬又杂，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右派帽子还不是自己说出来的 ；人家生产队长都承认了还不顺水推舟，死是个嘴硬，使自己落下个半死不活的下 场，何苦来！这位乡亲话音刚落，提着行李下车了。袁老师后来的情况怎样，至今 我没打听到。 　　无独有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也姓袁，也是一个右派，虽然他的处境比我的启 蒙老师好些，但也坎坎坷坷，从中学贬到小学，在文化大革命时几经磨难，直到改 革开放后才抬起了头，又从小学调到中学，在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调到 大学任教。遗憾的是他的不少学生已是高级职称的时候，他从讲师的岗位上退了下 来。也许是他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太多，悟出了什么，我去看望他时，从不提过去， 而是恬淡地面对现实，并且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向前看，按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 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